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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吴佩孚缘何在九一八后大骂张学良误国?

时间:2016-09-14 18:12:23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揭秘:吴佩孚缘何在九一八后大骂张学良误国?

自1891年起,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1895年,首相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确提出要把“生命线”扩大到中国东北,并由此逐渐形成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1927年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则把“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会后,田中义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会议内容时说:“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满蒙权利,乃是第一大关键也。”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旅大,垄断南满铁路,策划“满蒙独立 ”,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一衣带血的历史,张学良不知道吗?

1928年夏,日籍台湾人蔡智堪,通过秘密手段抄录了《田中奏折》,将其转交张学良。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至于日本明里暗里那些紧锣密鼓的动作,通过各种渠道自然也会收集很多。至于什么人和为什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杀害了张作霖,最清楚个中内情的中国人,是不是就是张学良了?

那么,这位东北王是如何应对的?

4个字:隐忍自重。

无论日本人怎样挑衅、滋事,都要隐忍、退让,以使其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以期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发展,在这个世界上赢得平等、尊重。

揭秘:吴佩孚缘何在九一八后大骂张学良误国?

自1928年7月主持东北军政以来,张学良就着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官商合办方式投资铁路、工厂、贸易公司,限制、取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非法活动,并取得相当成绩。这当然是对事变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准备,是比较长远的战略目标,属大谋。隐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堪称“忍”之最的内定牺牲关玉衡,也属这种“小忍”。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会因你的“小忍”就放弃它的国策吗?而且,这种“大谋”会不会刺激日本,使其更加迫不及待?

那么,少帅准备好了应对之策吗?

准备好了——不抵抗。

缘何不抵抗?——判断错误。

59年后,这位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说:

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注意,他说的是“当日”。

当日判断错误,以为日军还像以往那样,是寻衅闹事的局部事件,而不是要发动战争,你打我就跑,让你打不着。有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等你觉得拍打得没意思了,不就住手了,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吗?

那么,接下来已经不需要判断了,辽吉两省大中城市及铁路沿线已经遍插膏药旗了呢?

9月6日,正是日本人把“中村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步步紧逼之际,张学良在给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的电报中,说:

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需万方忍让,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则称:

如果一旦开战,东北必定要失败。

为什么“必定要失败”呢?因为日本、日军太强大了。

在后来的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说:“日本军队厉害,真厉害”,“那人家训练好,装备好”。“日本厉害,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那样,就算剩一个人也打,这是数量上不能比的。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工兵去破坏俄军的铁丝网,他们身上带着炸药,每个兵躺到铁丝网那,这样把铁丝网炸开了,他们真有军人的精神。”

还未开战,先自气馁。

在东北各级官员中,恐日病已经深入人心。

事变后,吴佩孚到北平,在车站见到前来迎接的张学良,怒斥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没这个“死”字,不敢对日本人说“不”,就对自己人、对部下说“不”。

不抵抗,敌人冲到眼前了,也不能都“挺着死”,就跑。官员跑,军队跑,往辽西跑,在锦州再成立个辽宁省政府。眼瞅着日本人又奔锦州杀来了,再往关内跑。

不光跑,还要讲理。

张学良看准的这个讲理的地方,是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事件发生时,张学良即电话指示荣臻: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蒋介石也钟情“国联”。他在9月22日的南京市党员大会上说:

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无理,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除了期待“国联”惩罚日本、伸张正义,张学良还有“全国抗战论”。

揭秘:吴佩孚缘何在九一八后大骂张学良误国?

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电报后,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开会时说:

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这话与判断错误,似乎又对不上茬口了。

有人说张学良曾长期贴身带着个小皮包,里面放着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电报。有人说不是电报是手谕,由其夫人于凤至保管,收藏在美国的保险箱里。西安事变捉放蒋介石,张学良之所以只被软禁,而未杀头,是因为张学良掐捏着蒋介石的命门,害怕电报(手谕)公诸于世,就让人觉得江湖政治淹没了民族大义。

认为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最重要的依据,是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还有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会见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公开发声:“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

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的上级,自然只能是总司令蒋介石了。

进入1990年代,终于有了谜底。

1991年5月28日,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东方新闻》主编李勇等走访张学良,问及蒋介石是否下手谕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立即回答: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对《张学良口述历史》作者唐德刚,张学良更是连说5个“不是”:

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个绝对不是的,不是事实。

原来如此。

应为一言九鼎,无须再皓首穷经地“考古”了。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张学良给蒋介石平反,而是一种什么样的怪异的力量,使得许多当事人健在几十年,因而也就并不复杂的也就是一句话的这样一个问题,60来年后才算得以明了?就像一盆浑水,竟然需要半个多世纪才能沉淀澄清吗?

以国家、民族大义的立场、视角,是不是就简单、明了多了?

这,是不是才是最令人疑惑、忧虑,乃至恐惧、惊骇,因而也最需要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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