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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受到怎样的监控?

时间:2016-08-20 19:22:28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揭秘: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受到怎样的监控?

导读:1945年,日本败相显露无疑,更多的日本人开始戒备和敌视中国留日学生。年初在府中市榉木大道上漫步的中国学生陈一民与4名朋友,被日本人无端包围、殴打。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大批留日学生回国,从之前的3995人,降到403人。但随后,由沦陷区伪政权陆续选派的公、自费留日学生将近8000人之多。随着中日两国交战深入,他们在敌国的境遇究竟如何?

相较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研究,抗战时期的相关研究,在学界多年来一直受到冷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编审徐志民认为,一来他们由伪政权选派,并非光彩,日后还成为“污点”,二来这批学生刻意地隐瞒留学经历,导致核心资料非常欠缺。

徐志民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辅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原始档案,在《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五期发表《敌国留学——抗战时期中国在日留学生的生活实态》一文,力图还原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

他认为,战时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除了灌输“大东亚新秩序”和殖民奴化思想外,还采取严密的监视手段,力图将他们培养成“大东亚新秩序”的“协力者”。

揭秘: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受到怎样的监控?

留日学生

不堪忍受“蒋介石是混蛋”的侮辱

虽然日方能在课程设置上直接给中国留学生灌输殖民奴化思想,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刻意地自我“节制”,主动删减教材中有关日本军国主义色彩的内容。

徐志民认为,这是考虑到此种方式容易触发抵触情绪,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在生活方面给予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在留日生集中居住的地方,挂“大东亚圣战”的宣传条幅,要求学生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

揭秘: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受到怎样的监控?

曾在“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居住过的留学生孙用致曾回忆,“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皇居遥拜(‘满洲国’皇帝)和宫城遥拜(日本天皇)……我们虽然为了接受新的教育而住宿会馆,但心中并不认为‘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家。每天的事情,就是日本人教我们唱日本的国歌和‘满洲国’的国歌。我们小声唱日本的国歌,唱‘满洲国’的国歌则不出声”。

而在会馆四楼,还悬挂这样的条幅:“现在与美英的决战日益激烈,在此兴亚还是灭亚的关头,切望留学生诸君宜如战场上的士兵,保持必胜的决心和气势,挺身投入,以达成留日的目的。”

除此之外,日方着重于设立联络机构,以加强校方与房东,各学校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善导”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学生交往,资助他们共同旅行、住宿、研究和举行一些联谊活动,同时又“避免这种交往陷入毫无节制的弊端”。

伪满留日学生刘士衡被捕后,供出留日学生高世嘉是国民党员,结果他们都被杀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随即发布《关于外国人旅行等的临时措施令》,对留学生的活动进行进一步管制。中国学生出行,必须得到其所属警察署的辖外旅行许可证;居所最好不要变动,如若变动,须24小时内向所属警察署汇报变动后的地址;在会馆或宿舍居住者,搬离后,也须向原会馆或原宿舍登记新的住宿地址。

诚如后来研究者所言: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管理从战前特定监视‘危险人物’,转到无差别监视方针”。

留日学生张景柏后来回忆:四年半的留学生涯结束,“直到今天还总觉得有一个影子跟着自己。”

揭秘: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受到怎样的监控?

对中国学生戒备和敌视

1945年,日本败相显露无疑,更多的日本人开始戒备和敌视中国留日学生。年初在府中市榉木大道上漫步的中国学生陈一民与4名朋友,被日本人无端包围、殴打。

受战争影响,日本与东南亚的物质通道被切断,日本本土物资匮乏,课程也无法继续,不少留学生提前回国。汪伪政府派遣的第三批留日学生强烈要求回国,于1944年冬退学回国。据徐志民考证,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初,在日本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尚有428人。

1947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留日学生之召回办法》,中国学生相继奉召回国,近代中国的留日史至此真正结束。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举办留日学生甄审运动,仅450名留日学生申请,并提交登记表、保证书、学历证书和自传等,现有百余本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0年代,王奇生和周孜正等学者利用这些材料进行留日学生研究。王奇生出版《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一书,周孜正发表论文《汪伪的留曰学生教育》等。

(以上依据徐志民《敌国留学——抗战时期中国在日留学生的生活实态》一文内容编辑整理)

徐志民认为所谓“毫无节制”,主要是从战时财政吃紧和军事戒备的需要来考虑,不愿使中日学生“无限制”接触。

虽然一些日本教师和学生“善意照顾”这些来自日军占领区的中国留学生,但也有一些人非常傲慢,优越感强烈。当日本人看到臭虫,大喊“南京虫”、“南京虫”时,东京商科大学留学生李树国非常讨厌地反喊“东京虫”。留学生宋秉彝不堪忍受日本学生常骂“蒋介石是混蛋”,时常与日本学生争辩。

另外,日本方面和留学生的相关团体和机构,还会刻意组织一系列“亲善”活动,比如“夏期修炼”或“冬期修炼”、参观访问、“名人”讲演等,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参加。其中最让留学生最不堪忍受的是,让他们访问日本侵华战争元凶,慰问日本战死者的遗属,参加日本战死者慰灵祭,集体祈愿“大东亚战争”必胜等。内心愤懑之时,他们还得装出恭敬的样子来应对。

日本东亚振兴会在1944年多次组织留日学生参加“大东亚战争”慰灵祭,6月1日到明治神宫、11月5日到靖国神社祈愿“大东亚战争”胜利,9月17日悼念战死的海军大将中村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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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

徐志民认为,这种强迫留日学生祭祀、悼念侵略者的行为,极大地刺激了留日学生的民族感情,甚至一些善意的日本学生也不愿留日学生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不允许阅读《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

七七事变之后,日方对留日学生的监视更加严密。

“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是中国学生相对集中居住的地方,会馆馆长是陆军少将,他有特别的钥匙,能进入全部房间。有留学生回忆,白天上课的时候,他们进入房间,翻箱倒柜的调查,甚至留日学生半夜点灯准备复习考试,也要提前申请。除此之外,日本特高警察利用学生外出上课的机会,偷入宿舍搜查更是家常便饭。

1938年初,中日徐州大战,其中台儿庄之战最为激烈,日军局势相当被动,随时面临被歼灭的危险。据徐志民考证,1938年4月,日本警视厅外事课(情报间谍部门)增加30名职员,名义上负责“中国留日学生思想运动”,实际是加强对留日学生的思想监控。

战时日本的一些学校图书馆和书店中,虽有关于马列主义的进步书籍,“但你中国人看,就是违法行为”。

熊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的一名中国学生,仅仅因为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就被日本警察关押了好几个月。

留日学生吴新与同学在神户港游玩时,偶遇一些中国劳工并交谈几句,随后即遭到日本警察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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