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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只为使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时间:2016-07-22 12:15:52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只为使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从反儒到护儒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正式宣布小学废止读经,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从此,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退出。

但是,儒家经典尽管从政治教育领域退出了,并不意味着它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就消亡了。相反,由政府力量骤然废止了孔子及儒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在民国初年带来了社会价值标准的紊乱,和中国人空前的信仰危机。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梁漱溟父亲梁济的自杀。这位前清官员痛心地发现:“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

1918年,梁济在积水潭投湖自尽。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梁济本人并非一位抱残守缺的腐儒,他曾明确表示自己“极赞共和”,这使得他的自杀更能说明一些问题。

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只为使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美国传教士丁义华曾对民初教育部门“去孔”的举措评价道:“民国第一任内阁教育总长蔡元培,逞其一偏之心思,欲为惊人之创举,昌言废孔...当时之士,莫不痛心疾首,然怵于政府之威严,大都敢怒不敢言,蔡氏去位,此案全翻,未几而孔教出焉。”

对于儒家思想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多数民众仍然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认同传统儒学,并在社会生活中沿袭儒家伦理传统。对此,汤化龙在《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中作了深刻揭示。其云: “化龙洞观世变,默察民情,知非明定教育指针,昌明道德,不足以正人心而固国本。深维孔子之道,最切于伦常日用,为举国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见于群经。”

鉴于自由民主在民国初年不足以成为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参照,袁世凯只得重新利用起传统文化的资源。他说: “前据南京留守黄兴电陈: 民国肇造, 年少轻躁之士, 误认共和真理, 以放恣为自由, 以蔑伦为幸福。纲纪隳丧, 流弊无穷。请讲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 以提倡天下, 挽回薄俗等情。仁人之言, 闻之感喟。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 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 民彝无改。”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崇圣令。

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只为使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严复和康有为曾是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思潮的主将。然而,当民国建立以后,他们都是传统文化最有力的声援者,康有为力主成立孔教会,试图劝服当局者以孔教为“国教”。严复也发表了尊孔读经的言论,认为:“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原本”。

1913年8月15日,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像国会两院递交《请定孔教为国教请愿书》,正式揭开孔教运动序幕。该请愿书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兴起了一股孔教热。9月3日,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仲秋丁祭祀孔”,参加者有数千人,其中除了严复、梁启超等学界名流,还有政界要人梁士诒、汤化龙、陈昭常等。9月27日,孔教会在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与会者多达二千人,规模盛极一时。

与康有为不同,章太炎公开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但是他所反对的,仅仅是将孔子及儒学以“宗教”事之。此时的章太炎,对孔子与儒学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1914年他将早年批判孔子的名篇《订孔》修订为上下两篇,充分肯定了孔子的学问与成就。直到1921年,他在遭受柳诒徵的攻击后,索性大方地承认,自己早年批孔批错了。

未完成的“创造性转换”

1916月6月,袁世凯在复辟帝制失败后去世,借袁世凯之力推行的孔教运动也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孔教与帝制, 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当人们形成这样的观念,这场运动便走到了尽头。

但是,这并没有打击章太炎等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信念,相反,晚年的章太炎在苏州成立“国学会”,后又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开设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等课程,不遗余力地呼吁尊孔读经

这时的章太炎,就特别强调孔子与儒学的文化意义,他曾剖白他提倡“国粹”的目的所在:

“今者新奇之说,流为格言,日驱人于顽间而不返者,曰:‘发展个性也。’曰:‘打倒偶像也。’发展个性,则所趣止于声色货利,而礼义廉耻一切可以不顾。打倒偶像者,凡一切有名无形者,皆以偶像观之,若国家,若政治,若法律,若道德,无往而非偶像者,亦无往而不可打倒者。洵若是,则于禽兽奚择焉?世以是乱,国以是危,而种族亦将以是而灭亡矣。”

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只为使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显然,章太炎的心中,传统文化中的“义”,在一个重“利”的社会中是多么重要——脱离了政治的因素,文化的部分从儒学的藩篱中挣脱出来,使得儒学更加具有了近代的意义,而不再是阐释统治思想,或者是为礼教背书。

严复同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价值是对德性生活的极端重视,而儒家的学说尤其如此。他承认西方文化长于智性的发扬,故自然科学最见发达,而中国文化却以道德之教为深邃。他指出:“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

辜鸿铭则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人们不得不利用物质力量来压抑和克制其内心的情欲,这样,原始人群就不得不受制于纯粹的物质力。但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逐渐发现,在征服和控制人类情欲方面,还有一种比物质力更加强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之曰道德力。”

在这方面,中国的儒家学说所塑造的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的道德精神,正好为迷惘的西方人指引了方向。“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按)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这批早年“先进”,晚年“保守”的知识分子,既承认西学东渐之大势,又从西学东渐中痛感传统文化之不可或缺,于是融汇中西、实现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换”,成了他们晚年致力的事业。辜鸿铭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将中国的经典翻译到国外,严复晚年将精力大部分用来研究《庄子》,他曾说:“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而晚年章太炎,也从为“学问而学问”抽身出来,强调学问的“致用”,希望人们从经史中能吸取修己治人之法。

这种“创造性转换”的尝试,也不免影响到了后世的学人和执政者。我们将在后面的篇章继续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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