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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七雄争霸:从魏国“一家独霸”到六国称王

时间:2016-07-01 18:22:38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从魏国“一家独霸”到六国称王

战国前期历史资料缺乏,有一段空白。顾炎武说:从周定王元年(前468年)《左传》记事结束,到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其实从横之说多属编造,详后)。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但我们如果仔细考察,这段时间的历史也有很多迹象可寻。自三家分晋之后,魏国的文侯、武侯、惠王三代,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从称霸到同齐国争霸以至失败,就是战国前期历史的重要事件。把他们的事情弄清楚了,战国前期的形势也就明白一个大概了。

战国初期仍然是争霸的局势。春秋以来大国争霸下的会盟征伐,加强了各国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因而促进各国经济迅速发展,一些大国在此基础上形成。春秋时齐、楚、秦、晋、吴、越等国都曾先后掌握中原或一个区域的霸权,特别是晋国,霸业维持最久,也最为强大。后来虽有两次“弭兵之会”,晋、楚曾平分霸权,但是楚国一度被吴国攻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战国初年仍未能复兴。吴国旋即被越国吞灭。越国发展较迟,生产落后,在勾践之后也迅速衰退,战国中期被楚攻灭。所以终春秋之世,只有晋国长期保持着中原霸权。但是由于晋国公族微弱,异姓大臣轮流执政,在不断对外扩张中,异姓大臣的权力和封地逐渐扩大,终于压倒了公室。掌握政权的六卿,范、中行、知、韩、赵、魏又相互争权火并,范氏、中行氏最先败亡。周定王十六年(前453年),韩氏、赵氏、魏氏联合攻灭知氏,瓜分了知氏的领地。这时晋君能控制的地盘,只剩下绛(今山西翼城东南)和曲沃(今山西闻喜东)这一小块,晋国实际上被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幽公反倒要去朝见三家之君。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王室正式任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三家分晋,大夫立为诸侯的事实,不能不使当时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它给早已动摇的封建等级秩序以致命的打击。果然十四年后,周安王十一年(前391年),齐国大夫田和也代齐侯自立,其后几年也被周安王承认为诸侯。

三晋、田齐兴起后,原来的大国楚的领土最广,是南方的强国。西方的大国秦虽受阻于三晋,尚不能很快向东方发展,也具有竞争的潜力。北方则有新兴的燕和中山,刚开始发展其力量,不久中山被魏国灭掉。三晋、田齐、楚、秦、燕则成为战国时代角逐争雄的主要对手,被称为战国七雄。其中魏国最早实行改革,接着齐、秦也相继改革,先后兴起,因此,在战国前期魏、齐两国为争夺霸权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从魏国“一家独霸”到六国称王

魏初创霸

进入战国时代,春秋时最强大的晋国分裂成了三个国家,严重改变了列国间力量对比。晋国三分虽然力量分散,但三晋如能联合起来仍然是当时最强的势力。战国初年魏文侯、武侯正是奉行这一路线而得以继承晋国的霸权,使韩、赵都接受魏的领导,魏国也便发展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事实上成为诸侯的霸主。

三家分晋,魏国得到今山西西南部原来晋国的基本部分,所谓“表里山河”生产发达的险要地带,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战略位置。更主要的是魏国在魏文侯(前445-前396年)在位时,率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建立起较为集权的政体。魏文侯依靠新兴的士阶层进行统治,他尊崇当时最有名望的贤人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以招致游士,《吕氏春秋·举难》篇称:“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桓公也。”因此,当时第一流人才李克(悝)、翟璜、吴起、西门豹、乐羊、屈侯鲋等都来到魏国。魏文侯在他们的帮助下,在中央设立了可以由君主自由任免的相,在地方设立了可以由国君自由任免的守、令。魏成子、翟璜、李克为相,吴起为西河守,西门豹为邺令。这些人除魏成子是文侯之弟外,都不是贵族,平民出身的官吏取代了世族政权。即是出身于贵族的魏成子,也是“食禄千钟”,靠俸禄过活。这就建立了君主集权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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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还任用李悝、吴起等推行法治。李悝是法家鼻祖,编著了我国第一部法典《法经》六篇。《晋书·刑法志》称:

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

吴起在西河令民偾表以立信(《吕氏春秋·慎小》),建立信赏必罚的威望来贯彻政令。推行法治,当然是对世族权力又一打击,其结果也是加强中央的集权。

三晋联盟破裂和魏惠王争霸

魏武侯在位二十六年(《史记》作十六年是错的,今据《纪年》订正),当公元前395年至前370年。武侯时代,与韩、赵的团结就差些了,与赵国更发生多次冲突。武侯十年(前386年),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奔魏,与魏袭邯郸,魏败而去”(《史记·魏世家》)。魏武侯帮助公子朔袭击邯郸,是为了通过公子朔而进一步控制赵国,因为赵国阻断了魏国与中山的联系。《战国策·赵策一》载:

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赵侯将不许。赵利曰:过矣。”……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有中山矣。”

果然,魏灭中山后,不能越过赵国直接统治中山,不得不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史记·魏世家》),设相,当一国之君以为外藩。《韩诗外传》卷八记:

(魏文侯封子击于中山,遣其使)苍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雁,使苍唐再拜献之。”文侯……则见使者,文侯曰:击无恙乎?”苍唐唯唯而不对,三问而三不对。文侯曰:不对何也?”苍唐曰:臣闻诸侯不名。君既已赐弊邑使得小国侯,君问以名,不敢对也。”

不久,魏文侯召回子击,改封少子挚于中山。子击归国继位为武侯。武侯曾为中山君,自然不能忘情于中山。因此就想进一步控制赵国,以便统治中山,所以帮助公子朔袭邯郸争位。但是袭邯郸失败,赵、魏关系恶化,魏与中山联系困难,中山遂逐渐脱离魏国,发展为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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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想扩张就要进一步控制赵国,但是,赵国也是相当强大的国家,当然不愿意受制于人,而且本身也在图谋扩展。赵国向外发展的对象,最好是大河以南的一批小国。这些诸侯国家小,力量不强,农业生产却很发达,比较富足。侵略这样的国家费力不多,获益很大。因此,赵国便向卫国发起进攻。但当时大河以南淮、泗间众小诸侯都服从魏国,受到魏国保护。所以,赵国侵卫的次年,魏武侯便率齐国救卫,占领了赵国据点刚平。赵国则向楚国求援,楚出兵攻魏一直打到黄河边上,赵国趁势攻占了魏国的棘蒲(今河北魏县南)、黄城(今山东冠县南)。《史记·赵世家》记:

(敬侯)四年(前383年),筑刚平以侵卫。五年,齐、魏为卫攻赵,取我刚平。六年,借兵于楚代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黄城。

这也就是《战国策·齐策五》所说的:

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蒲,堕黄城。

赵国得到楚国的帮助虽然战胜了魏国,但是,它并没有达到侵卫的目的,也未能削弱魏国。因此,赵国在向南发展受到挫折后,又向北进攻中山。《史记·赵世家》记:

(敬侯)十年(前377年),与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临城北)。十一年,伐中山,又战于中人(今河北唐县西)。

中山是魏武侯弟公子挚的封国,赵侵中山仍然要引起赵、魏的冲突。因此,魏国的强大严重限制了赵国的发展,赵国要想扩张必须削弱魏国,所以它积极展开反对魏国霸业的活动。

魏国在文侯、武侯时代,已经粗具霸业规模,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但到魏惠王时,各国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魏惠王亦称梁惠成王(战国诸侯谥号多为二字,史书上常略称为一字,梁是迁都大梁后的称号),《史记·六国表》有其生年(前400年),活了八十二岁,在位五十一年(前369-前319年)。他在前334年称王后改元年,其后还有十六年,《史记·六国表》误记为魏襄王的年了。魏武侯死时,韩、赵支持魏国公中缓争立,企图削弱魏国。《史记·魏世家》记:

惠王元年(前369年),(韩懿侯)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在安邑附近),魏氏大败,魏君围。赵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韩曰:不可。杀魏君,人必日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赵不听,韩不悦,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矣。

韩、赵意见不统一,韩国退兵,魏惠王才趁此机会打败赵国和公中缓的军队。《水经·浊漳水注》引《纪年》:

梁惠成王元年,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邺在今河北临漳西,为公中缓封地。赵助公中缓与魏惠王争立,邺、赵不应相攻。《太平寰宇记》相州临漳县条下引《纪年》正作梁惠成王败邯郸之师于平阳。”邺或我字之误,或败字应移在邺师之前。)

接着又围攻赵国浊阳(在上党浊漳水北)。第二年败韩于马陵(今山东范县西),败赵于怀(今河南武涉西南)”(《史记·魏世家》)。魏惠王终于打退了韩、赵的武装干涉,保住了独立地位,但是由于三晋联盟出现危机,魏国也陷于孤立了。

同时,秦国和齐国也开始改革并逐步强大起来。秦国经公元前408年初租禾”,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公元前375年为户籍相伍”(《史记·秦本纪》)等改革后,生产有了发展,国力逐步增长,开始向魏国进攻,并且取得了两次较大的胜利。秦献公二十一年(前364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史记·秦本纪》)。少梁在今陕西韩城县南,据《史记·魏世家》记载,此役秦国是趁魏同韩、赵在东边作战机会取胜,并攻占了魏国庞城(当即繁庞,今陕西韩城东)。不过,秦国尚未夺回被魏国攻占的全部土地,也未能真正削弱魏国。所以第二年秦孝公继位时,仍然感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在孝公时代秦国尚需要进一步改革,于是秦孝公在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决心变法。商鞅变法后,秦国生产有长足发展,国力得到显著提高,不断东侵魏国,终于成为魏国最危险的敌人。不过这是以后的事,当时对魏国威胁最大的却是齐国。

齐国在魏文侯、武侯时代,常被三晋打败,田和能够立为诸侯,也是依靠魏武侯的扶持,因而服从于魏国。但是,齐是传统大国的基础,靠近东海有鱼盐之利,生产发达,国家富足。田氏在代齐前,为了收买人心,施行了一些对人民让步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齐国也就很快发展起来。终于在齐桓公午(前374-前357年)时代摆脱了魏国的羁绊,魏莹(魏惠王)与田侯牟(齐桓公午)约而田侯背之(《庄子·则阳》)。同时还使一些小国诸侯向自己贡献礼物,齐桓公午十四年所铸铜器铭文即称群诸侯献金”(见《陈侯四器考释》)。韩、赵对魏的攻击,齐、秦的兴起,显然是魏国霸业不稳的朕兆。特别是东方齐国,对淮、泗间小诸侯,开始收取一些贡物,成为魏国霸业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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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惠王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能不改变政策,以维持和巩固魏国的霸业。因此,魏惠王在九年(前361)时,把统治中心从今山西南部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到今河南东部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因为魏国的领土主要在今山西西南部河东和今河南北部中部的河内、河南一带,东西两部成葫芦形。安邑在魏国西部,距东方太远,经上党(今山西东南部)通到东方,崎岖多山,交通不便。因此,安邑不仅不便于控制东方诸侯,也不利于统治东部国土。如果再有像魏惠王元年公中缓作乱事件,韩、赵很容易攻占上党,截断魏国东西两部的联系,使安邑陷于韩、赵、秦四面包围之中。这样一来,魏国不仅霸业垮台,就是国家自身也很危险了。不过这种危险在魏惠王决定迁都时还并不严重,魏国就在迁都的当年,在浍打败了韩、赵联军,并攻占了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翼城东)。至于韩、赵和秦联合攻魏的事,这以前还没有过,反而有赵国出兵攻秦救魏的行动。《史记·赵世家》记载:

赵成侯十一年(前364年),秦攻魏,赵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赵救之。

因此,魏惠王迁都大梁的原因不能说是受逼,更不能说是受到了秦国的压迫。魏国迁都大梁的真正原因和目的,应该是为了便于统治东部地区,为了加强对于东方诸侯的控制。

因此,魏迁大梁以后,对内则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水经·渠水注》引《纪年》》:

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今河南中牟西北,当时为大泽),又为大沟(在今河南尉氏西南)而引甫水。

又发逢忌之薮(今河南开封东北)以赐民”(《汉书·地理志》河南开封臣瓒注引《汲郡古文》),开放统治者独占专利的山林川泽,让人民自由去开发生产,使人民能获得较多的生活资源。这样不仅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对外则继续奉行团结三晋的政策,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赵)榆次(今属山西)、阳邑(今山西太谷东)”(《水经·洞涡水注》引《纪年》)。又同韩厘侯在巫沙(今河南荥阳北)相会,《水经·济水注》引《纪年》:梁惠成王九年,王会郑(韩)厘侯于巫沙。”惠王十三年,王及郑厘侯盟于巫沙。”《水经·济水注。》引《纪年》又称: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今河南原阳、郑州一带)”,以巩固大梁外围。由于魏惠王对内采取发展生产,缓和阶级矛盾,对外采取团结三晋的政策,威望逐渐提高,鲁、宋、卫和韩国在魏惠王十四年都到魏国朝见。《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

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韩)厘侯来朝,皆在十四年(前356年)。

魏惠王也继文侯、武侯成为诸侯领袖,当时的霸主了。

田齐的挑战和代兴

魏惠王十四年朝见诸侯,完成了霸业。但是,服从魏国的诸侯是宋、鲁,卫、郑(韩),除韩国外都是弱小国家。三晋之一的赵国并没有因为魏国归还榆次、阳邑而向惠王妥协,反而在魏惠王朝诸侯的次年即赵成侯十九年(前355年),“与齐、宋会平陆(今山东汶上北),与燕会阿(今河北高阳北)”(《史记·赵世家》)。赵国在魏惠王霸业完成时进行这样的外交活动,显然是针对魏国的。而齐国自桓公午十四年“群诸侯献金”后,已成为魏国霸业的竞争对手,魏惠王霸业成功,当然不受齐国欢迎。因此齐、赵两国便在反对魏惠王霸业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了。

魏惠王为了应付齐、赵联合的新形势,在十五年到杜平(今陕西澄城西)和秦孝公相会,企图同秦妥协,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东方,但并未取得成功。次年,赵国又进攻卫国,《水经·济水注》引《纪年》:

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郸伐卫,取漆、富丘,城之。

魏惠王为了惩罚赵国攻占卫国土地,便在十六年(前354年)出兵围攻赵国统治中心邯郸(《史记·魏世家、六国表》)。赵求救于齐,齐威王命田忌、孙膑救赵。田忌采用孙膑的计谋,乘虚攻击魏国东部地区,在桂阳(今河南长垣北)打败魏军,《水经·济水注》引《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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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成王十七年,齐田期(忌)伐我东鄙,战于桂阳,我师败逋。

齐军打败魏军后,乘胜迫使宋国和卫国出兵,联合围攻魏国的襄陵(今河南睢县),《水经·淮水注》引《纪年》:

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善攵]、卫公孙仓会齐师,围我襄陵。

这时,楚宣王也派景舍救赵,不过楚国并不是真心想救赵而是打算乘机取利。《战国策·楚策一》记:

邯郸之难,昭奚恤谓楚王曰:“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景舍曰:“不然。……王不如少出兵以为赵援。赵恃楚劲必与魏战,魏怒于赵之劲,而见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释赵。赵、魏相弊而齐、秦应楚,则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睢、濊之间。

齐、楚救赵,特别是齐国纠集诸侯联军围攻襄陵,威胁魏都大梁,使魏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魏惠王集中魏国和韩国军力在襄陵大败齐军,齐国被迫请楚军统帅景舍出面讲和,《水经·淮水注》引《纪年》:

十八年,惠成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

魏惠王在襄陵打败齐、宋、卫联军后,乘胜用全力攻下邯郸,有统一三晋之势(《史记·赵世家、六国表》)。赵国再向齐求救,齐军在桂陵(今河南长垣北)大败魏军,《史记·赵世家》称:“成侯二十二年(前353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于桂陵。”不过,齐国的胜利没能迫使魏国放弃邯郸,也没有继续进攻为赵国夺回邯郸,并没有达到救赵的目的,所以还不能算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

然而,正当魏国用全力在东方和齐、赵斗争的时候,秦国和楚国都以救赵为名,乘势向魏进攻。楚国攻占了魏国睢水和濊水之间的土地。秦国攻占了魏国河西重镇少梁(今陕西韩城),甚至东渡黄河攻陷了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严重地打击了魏国西部地区。在这种形势下,魏国的确没有力量同东北的齐、赵和西南的秦、楚同时作战。魏惠王不得不放弃吞并赵国的打算,《史记·魏世家》称:“魏惠王二十年(前350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在东方同齐、赵妥胁,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西边的秦国。果然魏军回师西向,迅速收复了被秦攻占的土地,并进围定阳(今陕西宜川西北)。《战国策·齐策五》称:

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诸侯,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

秦孝公震恐之余,只得在魏惠王二十年(前350年),同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南)相会重新讲和。这样魏国的西部也稳定下来。

魏攻占赵都邯郸,齐、秦、楚救赵,展开了五国间长达五年之久的激烈战争。魏国要在这次斗争中惩罚赵国,打破齐、赵联盟,巩固其对淮泗间小诸侯的领导权。齐国则想在这次斗争中破坏魏国的霸业,夺得对诸侯的霸权。因此,魏军围攻邯郸,曾征发宋国军队配合(《战国策·宋策》),韩国大约也是支持的(《战国策·韩策一》)。而齐军败魏于桂阳后,也迫使宋、卫出兵助齐围魏襄陵。所以,魏、齐的斗争实际上是争夺霸权的角逐。魏惠王败齐于襄陵,又攻拔邯郸,有统一三晋的趋势,但却引得齐、秦、楚三国攻魏救赵。齐近赵,又志在争霸,形势紧迫,故拼全力同魏相争,虽败魏于桂陵,却无力继续进攻,与魏成相持状态。秦、楚距赵远,情势不如齐国迫切,所以意存观望,出力不多。秦国虽然攻陷少梁、安邑,迫使魏国放弃邯郸,好像起了主要作用。其实秦国是趁魏国主力在东方同齐、赵战斗无力西顾的机会,一旦魏国东部缓解腾出手来,秦也马上退缩被迫讲和。因此,魏、齐两国是这场斗争中的主要竞争对手。魏国在斗争中虽然吃了不少亏,最后却取得了一定胜利,仍是七雄中的最强者,这使魏惠王的霸业仍能发展;,因而有逢泽之会。

逢泽之会是魏惠王二十六年(前344年)在大梁附近逢泽召集的会盟,会后魏惠王又率领与会诸侯朝周天子于孟津。《战国策·秦策四》和《秦策五》记:

魏代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从魏国“一家独霸”到六国称王

逢泽之会

参加会盟的诸侯除泗上十二诸侯外,还有秦公子少官和赵肃侯(《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八十三)。《史记·秦本纪》:“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又《史记赵世家》:“肃侯四年,朝天子”(据《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八十三,赵肃侯朝周天子应在肃侯六年,即魏会逢泽之年)。秦、赵参加魏惠王在逢泽召集的会盟,就使逢泽之会有别于魏惠王以前召集的各次会盟。那些会盟除韩国外,参加者都是淮、泗间的小诸侯。这次有秦、赵两个大国参加,实在为魏国的霸业增色不少,可以说是魏惠王霸业发展的顶点。

有些记载说魏惠王在逢泽之会后称王,这种说法不大可靠。称王和朝天于是冲突的,魏如要称王当然不会去朝天子,既朝天子也就不便称王了。因为朝天子的目的在于借周天子的名义来号召诸侯,以便进一步控制诸侯。春秋时齐桓、晋文创立霸业,就曾用“尊王攘夷”的口号来号令诸侯,即“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不挟天子是不能号令诸侯的。后来,称霸的国家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压迫诸侯服从,也就不大朝王了,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根本就没有朝过王,而且还自称为王。魏惠王霸业在十四年形成,但逢泽之会前,未见朝周王的记载。当然这不能肯定魏惠王就没有朝过周王,但至少可以说明那时魏国并不特别需要借天子名义来号令诸侯。因为当时它最强大,正是魏惠王自夸“晋国天下莫强焉”的时代,它有足够力量迫使诸侯服从,所以,朝天子与否并不是魏国霸业的重要问题。那么,魏惠王在战胜赵、秦后会诸侯于逢泽,为什么又要特别举行朝天子的仪式呢?这是由于魏国在围攻邯郸后的大规模战争中受到重大损失,长期的战争使魏国“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吕氏春秋·不屈》)。特别是在桂阳和桂陵两次战役中被齐国打败,不仅是人力物力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促使齐国威望提高。齐国正是魏国霸业的主要竞争对手,显然这是最不利于魏国霸业的事情。魏惠王在本身力量有所削弱,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齐国威望增高、三晋联盟破裂)的情况下,为了巩固霸业,抵制齐国的竞争,借用周天子的名义来号召诸侯,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在会诸侯于逢泽后,又率领与会诸侯朝见周王。这样看来,魏惠王绝不会在还需要尊周王的时候自己称王。

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逢泽之会虽有秦、赵参加,却不见魏国的老伙伴韩国出席的记载。韩国是否参加逢泽之会,确实是衡量魏国在逢泽之会时对诸侯有多大控制力的最好说明。《战国策·韩策三》:

魏王为九里之盟,且复天子。房喜谓韩王曰:“勿听之也。大国恶有天子,而小国利之。王与大国弗听,魏安能与小国立之?”

《韩策》没有记九里之盟在何时,但从会诸侯、复天子和韩国叛魏的事迹可以推断,九里之盟同逢泽之会当是一回事。韩国自魏惠王十四年朝魏后,一直服从魏国。魏惠王围赵邯郸,韩国是追随者。齐师救赵,败魏于桂阳,宋、卫叛魏而同齐军一起攻魏。韩国仍然服从魏国,同魏军一道在襄陵击败齐、宋、卫联军。因此,韩国叛魏当不在魏拔邯郸之前。魏惠王二十九年在马陵被齐国打败,齐代魏成为中原霸主,此后魏也不可能会诸侯,复天子。所以,九里之盟只可能在魏惠王二十年攻克邯郸、与秦会于彤结束邯郸之战以后,到二十九年马陵之战以前的这一段时间内,逢泽之会正好在这一段时间内。而且,逢泽之会未见韩国参加的记载,会后却又发生了魏国伐韩的事件。《水经·渠水注》引《纪年》:

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疵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

这显然是韩国在逢泽之会时背叛魏国,拒绝参加这次盟会,所以魏在会后出兵攻韩。同《韩策》所记房喜劝韩王抵制九里之盟是符合的,可见逢泽之会同九里之盟应该是同一件事。

所以,逢泽之会既是魏惠王霸业的顶点,也是魏国霸业走向衰落的象征。像韩国这样一个长期追随魏国的老伙伴公然表示抵制这次盟会,而且还要联合大国进行破坏,它所要联络的大国应当是齐国。齐国在桂阳、桂陵两次打败魏军,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因而使齐国在诸侯中的威信大大提高,韩国要反魏自然需要接近齐国。魏会诸侯于逢泽对齐国也很不利,所以乐意同韩国共同反对。魏国在逢泽会后攻韩,韩向齐求救,齐臣张丐对威王说:“晚救之,韩且折而入于魏”(《战国策·齐策一》),可见韩国对于齐国是很亲近的。这样看来,魏惠王逢泽之会,一方面由于有秦、赵的参加而成为魏国霸业发展的顶点,另方面也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齐国的兴起,韩国的背叛,以及自身国力在上次大规模战争中受到损伤而尚未恢复,显露了霸业不稳的朕兆,因而,逢泽之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巩固霸业,“朝天子”便成为会盟的重要内容。当时,魏、齐两国还没有经过全力较量,魏国凭借上次斗争中对秦、赵的胜利,加上拥护天子的名义,还可以使其霸业向前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毕竟已很困难,特别是韩国公开背叛,绝不是魏国所能容忍的。所以魏惠王便在逢泽会后大举攻韩,韩国战败之后向齐求援,《战国策·齐策一》:“南梁(梁赫)之难,韩氏请救于齐。”齐威王命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率军攻魏救韩。魏惠王派将军庞涓、太子申率领十万精兵抗击。庞涓由于魏军素来强悍善战而齐军又号称怯弱,产生了骄傲自大情绪,认为齐军不堪一击。孙膑正好利用了庞涓轻视齐军这一弱点,在马陵(今山东范县南)包围追击的魏军,杀死庞涓,俘虏魏太子申,歼灭了魏国的十万大军(《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是魏军从未遭到过的惨败,正是魏惠王引以为耻的“东败于齐,长子死焉”(《孟子·梁惠王上》)那件痛心的往事。为战国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

在马陵之战后,齐、秦、赵乘机从东、西、北三面围攻魏国,《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从魏国“一家独霸”到六国称王

(梁惠成王)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

卫鞅大败魏军俘虏了魏将公子卬,以此功绩而被封于商,称为商君(史记·魏世家、商君传》)。魏国在这样沉重的打击下,由于损失惨重而大大地削弱了。不仅丧失了魏文侯以来长期形成的霸主地位,反而向齐国屈膝,不得不到齐国去朝见齐威王。韩国也在这次战争中遭受相当损失,其对齐国关系也由亲近而朝见了。《战国策·齐策一》:

南梁之难,韩氏请救于齐。……韩自以专有齐国,五战五不胜,东愬于齐。齐因起兵击魏,大破之马陵。魏破,韩弱,韩、魏之君因田婴北面而朝齐侯。

又《战国策,齐策五》:

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然后天下乃舍之。

这也是当时魏国的唯一出路,不然便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

战国前期魏齐争霸斗争经过长期较量,最后以齐国获胜魏国失败而告终。齐国的胜利和魏国的挫败都不是偶然的。当时两国都依靠新兴的士阶层实行改革,进一步集权中央而先后兴起。魏国自魏文侯后元二十一年(前413年)攻秦至郑,到魏惠王二十八年(前342年)马陵之战大败,七十年中不断进行对外战争。长期战争的结果,固然使魏国领土扩大,霸业形成。但是另一结果无疑要加重人民负担,也必然会影响国内经济生产。同时,魏国的军事制度,对于进行长期战争也是不利的。魏国的军士称为“武卒”,是由经过严格选择的强悍有力技能出众的人充任。他们受到种种优待,“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既免除徭役,又得到好的田地房屋。因此,魏国武卒的战斗能力很强,但是使用的时期有一定限度,超过期限,这种武卒的战斗力就削弱了,但又不能马上更换。“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这就造成了“地虽大,其税必寡”的状况,难以支持长期战争,而被称为“危国之兵”(《荀子·议兵》)。而且,魏国地处河南中部,四面都有大国,特别是处于齐秦夹击的形势下。因此,魏国强大势必威胁周围大国的安全,周围大国常在魏国势力过分扩张,危及自身利益的时候,联合对魏国采取共同行动。魏国在周围大国的联合进攻中,受到沉重打击而失败了。这些就是魏国霸业失败必不可免的原因。

齐国从桓公午时代(前374-前357年)开始强大,脱离了魏国的控制,并强迫一些诸侯向自己朝贡。齐桓公午还设立稷下学宫,招致游士,依靠新兴的士阶层统治国家。《中论·亡国》篇称:

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

因此,齐国逐渐成为魏国霸业的竞争对手。继桓公午之后是威王因齐(前356--前319年),其初年正值魏惠王霸业强盛之时,威王又不理政事,以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后来齐威王采纳邹忌的建议,听取国内各阶层人民的意见,进行政治改革。下令国中说:“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渐进;期年之后,虽欲进谏,无可得者”(《战国策·齐策一》)。齐国政治经过这样一番整顿后,有了很大起色。齐威王在整顿政治的同时,又改进吏治,赏赐“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但不贿赂威王左右以求誉的即墨大夫,烹了“田野不辟、民贫苦”,但专门贿赂威王左右以求誉的阿大夫,以及曾吹捧阿大夫的左右官员。整顿吏治的结果据说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史记·田齐世家》)。齐威王还扩大稷下学宫,稷下贤士多至七十二人(《先秦诸子系年考辫》第七十三)。这些人都属于新兴士阶层,他们比较熟悉民间情况,因而有一套统治人民的办法,其见解和政策都比较切合时宜,对国家的富强能起相当的推动作用。齐威王又任用名将田忌、田婴和著名军事家孙膑,所以能在马陵给予“天下莫强焉”的魏国以致命打击,从而成为诸侯的霸主。

齐威王败魏于马陵后,也会诸侯,朝周天子,代替魏国而称霸。《战国策·赵策三》:

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

齐威王在他所造的铜器陈侯因[次月]敦铭文写道,他要“绍统高祖黄帝,侎(近)似桓、文”,就是说他的最大愿望是继承黄帝的事业,最低目标也要继续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果然在马陵之战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史记·田齐世家》)。三晋之君都到齐国朝见齐威王,其余淮泗间小诸侯当然也来了。所以陈侯因[次月]敦又有“诸侯寅荐吉金”的记录,说明齐威王除接受诸侯朝见,还收取诸侯贡金,确实成为当时的霸主。不过齐威王霸业由于紧接着的诸侯称王而很快消失,由于其存在时间不久,且处在历史形势急剧转变的过程中,因而被人们忽视了。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从魏国“一家独霸”到六国称王

六国称王

魏惠王的霸业在齐、秦等国不断沉重打击下失败了,但是,齐、秦等国并不因魏国霸业失败而停止进攻。公元前340年,齐、赵联合伐魏(《史记·六国表》)。第二年,秦又进攻岸门(今山西河律县南。《史记·秦本纪》作雁门,误;索隐引《纪年》及《史记·六国表》均作岸门。)这时的魏国已经无力抗拒齐、秦在东西两面的不断进攻。魏惠王为了使自己免于齐、秦夹击,采纳了其相国惠施的建议,通过齐相田婴表示向齐屈服,往徐州(今山东滕县南)朝见齐威王并正式尊齐为王。本来魏惠王在拔邯郸、西围定阳的时候,接受了卫鞅“先行王服”的建议,在礼仪舆服上采用了王的仪式,“身广公宫,制丹衣,建旌九斿,从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战国策·齐策五》)。做好了称王的准备。然而风云突变,魏国在这场斗争中最后却遭受重大损失,国际形势逆转(齐强大、韩背叛),以致称王的愿望没有实现。魏惠王虽然未能称王,他却采用了王的仪式制度,所以他采纳惠施的建议,于公元前334年到徐州朝见齐威王时,必须先行变服(《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九十二)。惠施提出这一建议,曾遭到时人的责难,《吕氏春秋·爱类》记载,齐将“匡章谓惠子曰: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到(倒)也!”但是,齐威王却很乐意,他是打算“绍统高祖黄帝”的,自然喜欢称王。然而他还是不敢独自称王,于是也就尊魏为王,这便是战国史上著名的魏、齐会徐州相王。

魏、齐会徐州相王是中原诸侯间第一次相互承认为王,因而也是战国时代一件惊人的大事。这以前虽然有楚、吴、越等国称王,但是他们都是自封的,并不为中原任何一国所承认。而且这些国家都远在长江以至东南海滨,与中原关系比较疏远,中原诸侯也认为他们是边远夷蛮而加以排斥。所以,虽然楚、吴、越早在春秋时即已称王,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远没有魏、齐相王来得大。因为魏、齐都是中原的主要诸侯,这两个国家相互称王,就否定了周王独尊的共主地位,也是对周王室的致命打击。这比前此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更进了一大步。原来分晋和代齐之后,三家和田氏还要争取周天子的承认,说明周王的虚名还有点作用。现在相互称王,周天子连虚名也不能独享了。周王朝地位降低,对小国尤其不利。因为周天子虽只存空名,却象征着传统秩序,对小国有一些保护作用,使他们不至被强大的国家任意并吞。这也就多少妨碍了大国的发展,所以当时人说:“小国利有天子,而大国恶之”(《战国策·韩策三》)。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存在,既然不利于大国的发展。那么,大国否定它的地位也是很自然的。周天子共主地位既已丧失,建筑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基础上的霸业,也就随之而消失,其他诸大国也步魏、齐之后相继称王了。

魏、齐会徐州相王,魏国正式向齐屈服,齐也就停止攻魏了。但是,秦国却并不因此而住手。因为魏、齐冲突的原因在于争夺对东方诸侯的领导权,魏国承认失败,齐国就有充分的力量和权利领导东方诸侯,也就是侵略掠夺这些诸侯。因此,齐胜魏后,便把注意力转向东方诸侯身上,暂时放过魏国。然而魏、秦的冲突却不是由于争夺国外利益,而是两国根本利益不可调和的斗争。因为“秦始小国僻远”,不列于诸侯。西周覆灭,秦襄公、文公不断与犬戎斗争,逐渐收复西周故地。但西周故地已经残破,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丧失其原来的重要地位。而东方中原地区却因王室东迁,各国交往频繁,成为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西周故地比之中原地区是大大地落后了,所以秦国虽然占有西周故地,仍然是“诸夏宾之,比于戎狄”(《史记·六国年表序》)。因此,向东方中原地区发展和吸收东方的文化,就成为秦国最迫切的首要问题。但是,强大的晋国阻挡着秦国东进的道路,隔断了秦同中原的联系,不打败晋国,秦国是无法东进的。然而,晋国自文公创霸以来,长期维持其霸国地位。秦国虽然经过穆公修政,“东平晋乱,以河为界”,然而终春秋之世,也不能越黄河一步。这就使秦长期处于戎狄之间,不便大量吸收中原文化以促进自身发展,总是保持落后状态。三家分晋以后,魏国又挡着秦国东进道路。魏文侯更进一步攻占了秦国最肥沃险要的河西地,使秦国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因此,魏国的强大不仅严重地限制了秦国的发展,而且也严重地威胁着秦国的未来。所以,秦孝公变法图强,便趁魏惠王在东方与齐国争霸的机会,不断给魏国以沉重的打击,促使魏国霸业加速瓦解。

魏国向齐屈服,秦国并没有收回河西地,更不愿魏国得到喘息的机会。因此,在魏、齐相王后,秦仍对魏展开猛烈的攻击。公元前330年,秦将公孙衍在雕阴(今陕西富县北)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龙贾,迫使魏国献出河西地。次年,秦军更东渡黄河攻占了魏国的皮氏(今山西河津)、汾阴(今山西万荣西)、焦(今河南陕县)和曲沃(今山西闻喜西)等地。接着,秦公子华同张仪攻占了魏国蒲阳(今山西永济西),张仪又游说魏惠王献出上郡十五县(今陕北洛川、延安一带)和河西重镇少梁。《史记·张仪传》:

秦惠王十年(前328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降之。仪因言秦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于魏。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

张仪因此功劳而出任秦的相国。公元前327年,秦国又把焦和曲沃还给魏国,归还的原因固然由于魏国献出了上郡十五县,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远在河东,秦国不便于守卫,因而不得不把费了许多力气攻取的城邑归还魏国。秦国夺得魏国河西、上郡七百里地,使两国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秦国领土大大扩张,声威盛极一时,秦惠王便趁着这种声势在公元前325年称王,《史记·张仪传》:“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

《史记·秦本纪》:

惠文君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据《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一,魏应为秦。)

这是由于魏国进一步削弱,为了抵抗秦国必须争取与国。因此,魏惠王在秦国称王后一个月,便同韩威侯在巫沙相会。《史记·韩世家》索隐引《纪年》:

(韩威侯八年、前325年)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据《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一○一,会巫沙应在威侯八年,威侯称王后改称宣王。)

魏惠王为了拉拢韩国,尊韩为王。这时的韩国早经过申不害的改革,国力有一定的增强,所以韩威侯在魏国的推动下也就称王了。魏惠王拉拢韩国后,仍极力讨好齐国。公元前324年魏惠王同韩宣王到齐国平陆会见齐宣王,次年魏惠王又到甄会见齐王(《史记·孟尝君传》索隐引《纪年》)。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从魏国“一家独霸”到六国称王

魏惠王虽然拉拢了韩国,但韩国力量不够强大,魏国仍然感到势力单弱。于是又采纳了犀首的建议,广泛争取与国,在公元前323年约集韩、赵、燕、中山和魏五国称王(《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一○五)。这五个国家都不如齐、秦、楚强大,而且大都处于这三个大国三面包围的地位。他们为了抵抗三大国的侵略,因而有联合的需要;同时这些国家都先后进行过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建立了较为集权的政体,并且在不断侵略周围小国的基础上发展成了比较强大的国家,因而有称王的可能。《战国策·中山策》载齐臣张丑论五国称王说:“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今五国相与王也,负海(齐)不与焉。此其欲皆在为王,而忧在负海。”所以,这些国家就在这种形势下联合起来称王了。五国相王前,楚、齐、秦早已称王。原来是中小国家的宋国,也在不断侵略淮泗小诸侯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五千乘的大国,在公元前328年称王(《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九十九)。五国这时称王后,所有的重要诸侯全都称王了。

诸侯称王是战国形势的重大变化。称王的各国除宋和中山较弱小外,都是万乘大国,这些大国都是在不断吞并周围小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大国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小国消失的过程。因而,大国间的争霸斗争,即大国争夺对小诸侯的领导权的斗争,也随着小国的逐渐消失而减弱其重要意义。当小国消灭殆尽的时候,大国间的争霸斗争也随之而结束了。但是,列国间并未因小国大量消失、争霸斗争结束而停止其冲突。相反,大国间的争夺在作为缓冲地带的小国消失,相互领土直接交界而更加剧烈起来。因为这时的斗争并不只是争夺对小国的领导权,而是关系着自身的存亡。较为强大的国家力图削弱并逐步吞并较弱小的国家,而较弱小的国家则互相联合起来以抵抗强大国家的侵略。一当抵抗失败,又纷纷转而讨好强国,以图自保。于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和“事一强以攻众弱”(《韩非子·五蠢》)的合从连横政策代替了大国的争霸斗争。

齐、秦的强大与合从连横

合从连横名称出现较晚,但是合从连横形势的形成,实在魏国霸业失败之后。因为这种需要只有在争霸斗争结束,较弱小的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保障自己的生存,而且这些国家又同处于大国的包围中才能出现。魏国霸业失败,韩、赵也已削弱,三晋分裂后三国都不如齐、秦、楚强大,齐,秦、楚正好在东、西、南三面包围三晋。它们,首先是齐、秦,都以向中原地区扩张为自己的主要发展方向,于是首当其冲的魏国就遭到极大的威胁。魏惠王为了减轻自己受到的压力,解除魏国的危机,先是任用惠施为相,实行惠施主张的“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的政策。(《战国策·魏策一》,向最强大的齐国屈膝,在公元前334年尊齐为王。尊齐为王也就是“事一强”的连横政策,不过这次连横不是“事一强以攻众弱”,而是事一强以御另一强即秦国的进攻。但是,惠施的政策虽使齐国暂停进攻,却未能达到抵御秦国的目的,在西边连遭失败,丧失了西河、上郡七百里地。因而,惠施“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的政策宣告失败。

惠施的政策失败,说明单靠魏国本身的力量不足以抵御秦国。因此魏惠王又采用公孙衍(即犀首,犀首是官职名)广泛争取与国的政策,约集受齐、秦、楚威胁和侵略的韩、赵、燕和中山五国称王,联合五个较弱国家,抵抗三个强大国家。这种政策事实上就是一次合从的行动,不过这次合从不是合众弱以攻一强,而是合众弱以御三强的政策,即联合韩、赵、魏、燕、中山五国抗御齐、秦、楚三强国。因而,齐、秦、楚三国对于五国联合极为仇视,极力设法破坏。齐国是通过外交活动进行阻绕,它倍口中山国小,不承认中山有称王资格,提出联合赵、魏不许中山称王。《战国策·中山策》: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后持。齐谓赵、魏曰:“寡人羞与中山并为王,愿与大国伐之,以废其王。”

但赵、魏没有支持齐国的计划,中山终得称王。齐国又想引诱燕、赵共同进攻中山,《战国策·中山策》又载:

中山与燕、赵为王,齐闭关不通中山之使,……欲割平邑以赂燕、赵,出兵以攻中山。

然而燕、赵也没有上齐国的当,齐国破坏五国相王的计划又一次失败了。

齐国破坏五国相王,为什么两次都以中山为对象呢?因为中山是魏别封,与魏关系特别亲密。魏惠王在马陵大败之后,曾以中山君为相(《史记·六国年表》),引中山为外援。所以,中山君称王会加强魏国的力量,齐国正是要通过打击中山来削弱魏国。不过齐国的活动并未成功,真正给五国相王以打击的却是楚国。就在五国相王的当年(前323年),楚怀王“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史记·楚世家》)。魏惠王把这一次打击看作是同马陵之败及丧失河西、上郡同样严重的奇耻大辱。这说明犀首联合五国抵抗强敌的政策,除了使五国称王外,对魏国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而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战国策·魏策一》)的政策又被魏惠王接受了。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从魏国“一家独霸”到六国称王

当时,秦国已东境至河,同魏、韩接界,但一时还没有吞并三晋的能力,齐国尚比秦国更强大,楚国也不比秦国弱。不论是惠施的“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的连横政策,或是公孙衍的联五国相王以抗齐、秦的合从政策,都足以阻碍秦国的发展。因此,秦国不仅要离间魏、齐的关系,而且要破坏五国的团结,只有这样,秦国才能利用这些国家间的矛盾,以图从中取利。而魏惠王在霸业失败后,并没有忘掉他对齐、秦等国的仇恨,《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他晚年对孟子说:

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因此,魏国在马陵失败后的一系列活动,无不以报仇雪耻为最终的目的。五国相王正是魏国力图自振的最大努力,但是由于齐、楚的破坏,五国相王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而魏惠王更加憎恨齐、楚。秦国当时对待五国相王却采取极为狡猾的手段,趁齐楚打击魏国的时机拉拢魏国。公元前323年即楚败魏于襄陵之年,秦相张仪约集齐、楚、魏三国执政大臣在齧桑相会(《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一○七、《史记·张仪传》),试图为魏国调停,以讨好和拉拢魏国。魏惠王果然放弃了惠施和公孙衍的政策,而接受了张仪“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的政策。次年,魏太子和韩太子入秦朝见,张仪也被魏惠王任命为魏相(《史记·秦本纪、张仪传》)。

张仪相魏也就是惠施政策的彻底失败,因为张仪所要打击的齐、楚,正是惠施所要联合的。所以,惠施在张仪相魏后便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战国策·楚策三》:“张仪逐惠施于魏,惠子之楚。”张仪提出的连横政策,目的在于替秦国拉拢魏国,利用拉拢魏国的机会进行侵略,“仪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史记·张仪传》)。但是,魏惠王联秦的目的,却是希望借秦国的力量报复齐楚,并不是真正要投靠秦国,所以“魏王不肯听(张)仪,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史记·张仪传》)。因此,张仪“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的政策,也根本无法实现。于是张仪的政敌公孙衍又积极活动以破坏张仪的政策。公孙衍一称犀首,魏人,他在公元前333年入秦任大良造,为秦国攻取魏河西地。公元前330年张仪入秦,代公孙衍执秦政。公孙衍便回到魏国为将,主张联合五国以抵抗齐、秦。其后张仪趁犀首与齐国作战失败,又夺取犀首在魏国的职位。《战国策·齐策二》:

犀首以梁为齐战于承匡而不胜。张仪谓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国。”梁王因相仪。

因此,犀首憎恶张仪,便使人说韩国大臣公叔,要求韩国联合魏国“图秦而弃(张)仪,收韩而相(公孙)衍”(《史记·张仪传》)。犀首此说得到韩公叔赞同,果然代张仪为魏相,于是张仪在公元前319年(魏惠王卒年)离魏返秦。次年,公孙衍又约集韩、赵、魏、燕、楚五国联合攻秦(黄少荃:《五国伐秦考》)。五国攻秦又是一次合从。

以上所述说明:公元前334年魏、齐会徐州相王是一次连横(联齐),公元前323年犀首约五国相王是一次合从(合韩、赵、燕、中山),公元前322年张仪相魏又是一次连横(联秦),公元前318年犀首约五国攻秦又是一次合从(合韩、赵、燕、楚),这正是连横合从政策的交迭更换。这时的合从连横,是魏国在霸业衰败后,处于齐秦威胁下所采取的争取与国以为外援的两种政策。由于争取的对象不同(联合强国或联合弱国),因而有合从连横的差异。但不论是合从或是连横,都以维护魏国为根本目的。由于这时的合从连横还不很明显,也没有人正式提出这一名称,而且同后来“合众弱以攻一强”及“事一强以攻众弱”的形势也有些差异。因此,这一段历史形势也常为人所忽略。不过,在当时却有人看出了这种形势,《孟子·滕文公下》: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所谓大丈夫,也就是指他们合从连横的手段,对当时天下局势起着巨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中只讲公孙衍和张仪,根本没有提到苏秦的活动。如果照旧史所述苏秦、张仪同为合从连横说的创始者,两人的言行相反相成不能分割,在他们同时代人的著作《孟子》中,岂有只见张仪而不见苏秦的道理!实际上苏秦主要活动于燕、齐之间,他的事业在于为燕合从破齐,年辈后于张仪,《战国策》、《史记》中有关苏秦、张仪合从连横之说,实多误传,不足为信(说详后)。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前369-前319年),正当魏国盛极而衰的转变时期,一生经历了很多变故。《吕氏春秋·不屈》称:

当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者也。……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众庶诽谤,诸侯不誉。谢于翟翦而更听其谋,社稷乃存。名宝散出,土地四削,魏国从此衰矣。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从魏国“一家独霸”到六国称王

同书又称:

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于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 “……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

看起来他们两位都是打算以德化民的好人,但却不是合乎当时需要的好政治家。《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

魏惠王谓卜皮曰:“子闻寡人之声闻亦何如焉?”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则功且安至?”对日:“王之功至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与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有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

《吕氏春秋·淫辞》称;

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对曰:“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岂无郑、卫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国亦木之大者也。”

可见魏惠王的失败,也和他在政治上不能因时制宜严格推行法治有关,这同后来秦国由于厉行法治而崛起相比照,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来自中华网)

另方面,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史记·河渠书》)。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为魏国的富强奠定经济基础。

魏国由于创办水利事业,改进农业生产,和较为集权政体的建立,不仅使国家得以巩固,并且使国力迅速增强。在此基础上,魏文侯又厉行团结三晋的政策,使韩、赵都接受魏国的领导。《韩非子·说林下》载:

韩、赵相与为难,韩子索兵于魏,曰:愿借师以伐赵。”魏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不敢从。”赵又索兵以攻韩,文侯曰:寡人与韩兄弟,不敢从。”二国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构于己,乃皆朝魏。

《战国策·魏策一》有相同记录,当是抄自《韩非子》。这还是春秋时霸国强调信义的传统,魏文侯以此取得成功,统率韩、赵,形成强大力量,遂不断向四面扩张。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从魏国“一家独霸”到六国称王

魏文侯后元二十六年(前408年),命乐羊为将攻中山,三年后占领。中山在今河北中部,魏国必须得到赵国同意借道才能攻灭中山。文侯取得中山即命公子击驻守,其后公子击继位为魏武侯,又命公子挚继续治理。近年在河北平山发现中山国王铜器。铭文称佳朕皇祖文武”,当即指文侯和武侯,中山后来发展为五千乘的二流强国,战国晚期才为赵国吞并。

魏文侯又向西与秦国争夺河西。《史记·秦本纪》载孝公求贤令称: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会住者厉、躁、筒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秦简公二年(前413年),与晋战,败郑下”,魏国取得胜利。次年,公子击再伐秦,围繁庞(今陕西韩城),出其民”。经过多次战争,终于在前409年攻占秦河西地,秦人被迫退守洛水。《水经·河水四注》称:周威烈王之十七年(前409年),魏文侯伐秦至郑(今陕西华县西北),还筑汾阴(据《史记·魏世家》应作雒阴,今陕西大荔西)、郃阳(今陕西合阳西)”。于是任命吴起为西河守,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史记·吴起传》)。

魏文侯在北方和西方取得胜利后,又率领韩、赵向东方、南方扩展。《吕氏春秋·下贤》称:魏文侯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隄,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水经·汶水注》引《纪年》:

(晋)烈公十二年(前404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

此即三晋联军在魏将翟员主导下伐齐获胜的战事。◆羌钟铭文称:

唯念又再祀,◆羌乍戎,厥辟韩宗●率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武侯寺力,▲敓楚京。赏于韩宗,命于晋公,邵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

此铭念又再祀”指周威烈王廿二年,正当晋烈公十二年,◆羌为韩将,跟随韩景子参加了三晋联军的多次战争,伐齐入长城之役立有战功,声威震慑楚国,因而得到韩君、晋公和周天子的奖赏,铸器作为纪念。可证《吕氏春秋》和《纪年》所记三晋在魏文侯统率下伐齐获胜事。唯所谓虏齐侯献诸天子”,历史上不能指实,也许是代齐太公田和请求周王任命之事的误传。

三晋大败齐军后又南攻楚国,楚悼王二年(前400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史记·楚世家》)。到魏武侯五年(前391年),三晋又大败楚军于大梁、榆关(《史记·楚世家》),大梁在今河南开封,此后即被魏国占领。榆关,《史记·楚世家》索隐称在大梁之西”。其后魏又夺取襄陵(今河南睢县)。这一带春秋时原属郑、宋二国,是当时晋、楚争夺的焦点。晋原有南阳(太行山南,今河南济源、温县一带),现在跨过黄河向东南发展争夺中原,为魏国后来迁都大梁打下基础。魏武侯二十五年(前371年),伐楚,取鲁阳(今河南鲁山)”(《史记·魏世家》),直逼楚国的门户。战国初的魏国实比春秋时的晋国更为强大。

魏文侯、武侯向外扩张的结果,首先是迫使周威烈王在其二十三年(前403年)正式承认三晋为诸侯,于是三晋政权取得了合法地位,也就为各国所承认了。其次是魏国取得大梁一带的大片土地,为其后向中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魏国四出取胜,威望大大提高,不仅韩、赵拥戴,田齐能够列为诸侯也依靠魏国帮忙,当时对魏国也是奉命唯谨的。《史记·田齐世家》载:

(齐康公十四年、前391年),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鲁败齐平陆(今山东汶上北)。三年(据《史记索隐》应为齐康公十八年),太公与魏文侯(据《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及《六国纪年》,应为魏武候)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武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

因此,魏文侯、武侯事实上成为诸侯的霸主。不过它领导这些大国(韩、赵、齐),已不能像春秋时代的霸主那样容易,也不能取得这些大国聘享的利益。所以,《吕氏春秋·举难》篇称: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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