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了解 - 讲述那些有趣的历史故事
趣了解历史网logo
当前位置:中国历史 > 战史风云 > 抗日战争 > 南京毒酒案前后:军统与日伪之间谍战的生死较量

南京毒酒案前后:军统与日伪之间谍战的生死较量

时间:2016-05-31 23:46:48分类:抗日战争来源:中国历史网

南京毒酒案前后:军统与日伪之间谍战的生死较量

大陆目前所能见到的记述“南京毒酒案”的文字,几乎全部是以詹长麟个人为叙述主体的。实际上,在这场精心策划的投毒案中,军统南京站是“南京毒酒案”的策划实施者。

从《英雄无名》中挖掘史料

目前,大陆已出版和发表的记述“南京毒酒案”的文章大同小异,所叙述的史实大都没有超越央视《寻找英雄》栏目组以及《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当中的相关内容。我一直希望发掘出一点新资料,尤其是希望找到策划此次投毒行动的军统南京区的资料。

冈村宁次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及“南京毒酒案”,但是很简短,未涉及军统:“1939年6月中旬,我南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在宴会开始时在酒中放了毒药逃走,因而,造成主客死亡及病害事件。”

在军统老牌特工陈恭澍的回忆录《英雄无名》中,我找到了相关史实。陈恭澍是戴笠极其赏识的得力干将,先后在北平、天津、河内、上海等地制裁诸如汪精卫等大汉奸以及唐敬尧等预备投敌分子,可谓“功勋卓著”。抗战期间,他被派到上海主持军统的暗杀工作,后被汪伪特工总部76号捕获,“被迫落水”,不过很快又和重庆方面取得了联系,“继续”从事反间工作。在被迫加入汪伪特工总部之后,陈恭澍仍然和戴笠保持密切联系。

南京毒酒案前后:军统与日伪之间谍战的生死较量

陈恭澍在《英雄无名》第4卷“反间活动中‘南京区’牺牲惨重”一节中,介绍了抗战期间军统南京区的情况。在介绍卜玉琳烈士的生平时,他提到了“南京毒酒案”。相关文字如下:

民国廿七年抗日战事重心西移武汉,南京区遂成为敌伪政治活动中心及后勤补给枢纽。“南京区”亦奉命兼及拓展对敌伪之行动工作。二十八年七月初,“南京区”接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内线同志钱念慈、张建华等之报告,得知日本派遣军总部将邀宴日本在华陆海军高级将校、以及当时伪组织“维新政府”首要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与会。“南京区”经妥善布置,透过该领事馆工友张建华兄弟之执行,乃置毒剂于酒瓶中。(其间,因毒剂限量与酒品种类之配合等问题,曾发生困扰,又一一予以克服)。事后获悉,此役功亏一篑,未竟全功,仅毙领事馆馆员一人、大佐军官一人、以及伪组织高冠吾口部灼伤而已。当晚,日军宣布戒严,紧闭城门,大肆搜索,但一无所获。本案即卜玉琳同志全权擘划,曾经局本部通令嘉奖。

从陈恭澍的文字可以看出,詹长麟应是军统内部人员,而不是普通工友。日伪举办宴会的情报是“钱念慈、张建华”主动报告的。钱念慈、张建华可能是詹长炳或者詹长炳的化名,也有可能是陈恭澍记错了。毕竟詹长麟、詹长炳只是军统南京区的基层人员,而陈恭澍贵为军统上海区区长,把两个基层人员的名字记错很有可能。

仔细对照陈恭澍的《反间活动中‘南京区’牺牲惨重》和央视《寻找英雄》栏目组的《1939年的毒酒案》,我发现它们可以互为佐证。首先是参与1939年投毒事件的关键人物:钱新民任军统南京区区长,卜玉琳、安少如等人协助他们投毒—这方面,两方认知相同。不过,《1939年的毒酒案》将南京区副区长的姓名写成了尚振武,而多次出现在陈恭澍文中的却是尚振声,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为同一人:“尚振武”系詹长麟记忆错误或者“武”字系印刷错误;第二,双方都提到了赵世瑞,而且对于赵世瑞的职务—首都警察厅特警科科长,记忆也是一致的;第三,投毒的情节、参加宴席的日伪要人的组成、投毒的后果以及为什么投毒功亏一篑的原因分析,两者几乎一致。

军统南京区的四任区长

“南京毒酒案”背后有一整个支持团队。

首先,要知道抗战时期军统南京区的领导者。从源头上来说,军统南京区首任区长是赵世瑞,第二任区长是汪兆龙,第三任区长是钱新民,第四任区长是尚振声。

赵世瑞与陈恭澍是黄埔军校同学,当时编在一个连队。赵世瑞生于1903年,卒于1952年,浙江诸暨人,黄埔军校四期生, 1933年下半年任职于南京首都警察厅,1935年因化解“藏本事件”有功,晋升陆军少将,后调任军事委员会驻宜昌办事处主任。汪兆龙是黄埔三期生,1935年秋接任南京区区长。

钱新民是云南人,黄埔军校出身,于1937年4月接任南京区区长。当时,尚振声由军统河南站站长调任钱新民的副手。至1940年11月15日,钱新民一直担任南京区区长,在他任内,军统南京区有很多出色表现。

钱新民接任南京区区长之时,适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大量日本间谍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渗透。其间,军统南京区的代表作是破获了行政院秘书黄浚父子间谍案。当时,这对父子被日本间谍南云造子拉下水,向日本间谍机关提供了很多重大的绝密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国民政府准备封锁江阴江面、发动偷袭、全歼日本游弋在长江中上游航道之内所有日本军舰的绝密情报,泄露给日本情报机关。南京区雷霆出动,一举破获黄浚间谍案,生俘南云造子等多名日本间谍。

尚振声,单名一个“方”字,河南省罗山县人,出身当地名门望族,其伯父曾担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弱冠之年,尚振声就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后又入干部训练班学习,因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作。1935年,他出任军统河南站副站长,后升任站长;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调任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面目清秀,与同事关系融洽。他调任军统南京区不久,即成钱新民的得力助手。

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军统南京区就在部署上做了两手准备:他们将指挥部转移到了江北的六合瓜埠山区;挑选精干力量组成“南京行动总队”留守南京,执行除奸和暗杀日寇任务。管容德化名徐曦,担任总队长。12月初,日军兵临城下,军统决定让副区长尚振声留在南京,统一指挥南京的军统特工。南京大屠杀期间,很多军统人员避入国际安全区,四处搜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报告上级。

由于情势变化,军统南京区将人员和机构分散在南京和上海两地。因上海有租界的庇护,南京区在上海另外设立了一部电台,南京区的指挥机关书记室也一分为二,南京上海都有,而外勤人员(也就是具体执行任务的人员)分散在南京和上海两地。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日伪一网打尽。

钱新民与尚振声的结局

钱新民的身份被76号破获后,汪伪胁迫他于1941年7月间就任汪伪“特工总部”上海“虹口区”区长。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南京区受到巨大破坏,牵连了很多同志,钱新民一直深深自责。经慎重考虑后,钱新民又秘密派人到重庆与军统重新建立联系。军统允其戴罪立功,让他另立电台与重庆保持联系。钱新民利用伪职作为掩护,将秘密电台设立在“特工总部”“虹口区”办公处。

被钱新民牵连的尚振声,则在南京关押了7个月,后经营救出狱。出狱后,尚振声随即与军统取得联系,恢复工作。他秘密派出军统南京区交通站负责人程希贤,经上海转香港赴重庆,报告南京区被破坏情况。尚振声随即被任命为南京区区长。因已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过一次,尚振声释放后受到秘密监视,于是他因势利导,加入汪伪政权作为掩护。利用个人关系,尚振声谋得了清乡部队某部第七旅参谋长一职,为军统南京站秘密开辟了一处新的据点。

此时,由军统局总部派出的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高级特工程克祥(军统南京特派员)、彭盛木(台湾人,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均与尚振声取得了联系,将他们获得的重要情报转报重庆。他们都是通过周佛海妻弟杨惺华的推荐,打入汪伪“财政部”的,分任办公室主任和周佛海的机要秘书。

南京毒酒案前后:军统与日伪之间谍战的生死较量

1941年11月8日,军统南京区上海方面的交通员被76号逮捕,钱新民出现在通讯录上。76号随后从钱新民处搜出了与重庆方面联络的秘密电台和密码本。钱新民再次被捕。据与他同时被关押并得以幸存的军统人员回忆,钱新民在狱中非常平静,静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12月13日清晨6时许,钱新民被日伪枪杀于上海西郊中山路刑场。

虽然尚振声此时已和钱新民脱离了组织联系,但汪伪方面认定他们是一伙的,尚振声再次被捕。1942年1月19日,尚振声就义。据同时被关押的军统人员回忆,尚振声当日似有预兆:清晨“放风”时,尚振声拾到一面破镜子,他一手拿着破镜,一手抚弄自己的眉毛,眉毛应手而落。他对难友说道,“真倒霉”。话音刚落,警卫就在门外喊他的名字。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与难友道别,并将衣物分赠难友以为纪念。

叛徒致敌,军统南京区遭重创

在叛徒陈明楚投敌之前,南京区策划和实施了很多次针对汉奸和日寇的行动。军统的组织严密,日伪多次试图破坏,均没有得逞。堡垒最终还是从内部被攻破了。

汪伪“特工总部”的大小特务原先就有很多来自中统、军统,这批投敌分子恰恰是汪伪特工总部的骨干。他们落水后,牵连了一大批中统和军统特务落水。南京区被日伪破获,就是原任南京区助理书记的陈明楚投敌导致的。

陈明楚原名陈弟容,1937年底从南京区调到上海区,担任助理书记。1939年初,他加入汪伪“特工总部”任第一处处长。他的同乡,时任军统南京区专员的谭文质在其拉拢下投敌。他们大肆出卖军统南京区、上海区的组织,军统留守南京和上海的大批特工被汪伪“特工总部”抓捕。谭文质成为南京区的“犹大”,交出了当时南京区的留守成员名单。汪伪特工们按图索骥,钱新民、尚振声、卜玉琳等骨干分子首先被捕。

1940年11月15日下午,汪伪特工总部万里浪的手下林焕芝发现钱新民现身上海,正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理发厅理发。林焕芝一面留守盯死钱新民,一面派人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召唤大批汪伪特务前来增援。

钱新民没有发觉异样情况,等他理完发下楼,已经走不了了,出路都被特务堵死。钱新民落入76号手中。由于他随身携带了通讯录,76号的汉奸特务们根据通讯录上的电话和地址展开大搜捕。军统南京区在沪书记室人员大都被捕。76号将他们押往南京,关押在汪伪“特工总部”下设的南京区监狱,由汪伪特务头子马啸天、苏成德亲自审讯。

南京毒酒案前后:军统与日伪之间谍战的生死较量

尚振声的得力助手、时任南京区助理书记的卜玉琳被抓到南京白下路日本宪兵队(原国货银行大楼旧址)关押。卜玉琳出身天津巨富之家,是北洋纱厂的少东家。少有报国之志,毕业于北洋大学,为人精明干练,沉默寡言,尽忠职守。抗战爆发前入军统特训班受训,毕业后先到汉口工作,后调任南京区政治组组长。

卜玉琳是南京毒酒案的关键人物,日伪希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但卜玉琳从从入狱之日起就开始绝食,没过多久即悲壮成仁,时年34岁。卜玉琳去世后不久,军统南京区行动总队大队长王愈也牺牲。

大批潜伏特工暴露

拔出萝卜带出泥,汪伪特务无所不用其极,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对一些意志不坚定者颇见成效。

汪伪特工总部顺藤摸瓜,一举捕获潜伏在南京、上海一带的江苏省教育厅长马元放、京沪铁路与沪杭甬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李达三、军统南京区特派员黄征夫等,并且逮捕了打入汪伪政权内部、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军统人员黄光逸和邵明贤。黄逸光和邵明贤都是军统高级特工,平时只与钱新民保持单线联系。

黄逸光与汪精卫有旧,打入汪伪内部的目的就是伺机刺杀汪精卫。黄逸光原籍广东赤溪,墨西哥华侨,曾在墨西哥只身搏虎。黄逸光爱好旅行,1935年,他与好友结伴徒步环游世界,途经巴黎,在欢迎会上见到了汪精卫,两人由此相识。

1938年,他在非洲旅行期间,听闻南京沦陷,立即中断旅行计划,不远万里,乘船火速赶回祖国,在汉口再度遇到汪精卫,急切地表达了抗日愿望。此时的汪精卫尚有与日本抗争之心,留黄逸光在家中住下,写信推荐他到昆明航校受训,并赠路费。在昆明航校学习期间,黄逸光因身体条件不太适合,只能转做地勤人员。

汪精卫出逃河内之后,汪精卫的舅爷陈耀祖给黄逸光写来密信,核心内容是希望他在空军内运动,鼓动空军将士参加“和平运动”。对汪精卫投敌深恶痛疾的黄逸光深明大义,是非分明,当即将密信交给上级。由此,军统得知了他与汪精卫的特殊关系。

黄逸光不愿做默默无闻的地勤人员,主动请缨,希望能够上战场杀敌。军统几次制裁汪精卫都失了手,征求黄逸光的意见后,希望他打入汪伪内部。黄逸光慨然应诺。

在军统的安排下,黄逸光“出逃”南京,投身“和平运动”。汪精卫没有忘记这位“忘年交”,亲自召见,抚慰有加,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希望他发挥“航空”专长,帮助建立汪伪的空军队伍。黄逸光先后被任命为汪伪“教育部”专员、“宣传部”编审、汪伪“航空委员会”委员。

邵明贤出身杭州警官学校,是汪伪大员梅思平的老部下。梅思平在汪伪的巨奸当中,帮手不多,所以无法与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拥趸众多的汉奸抗衡。当了汉奸之后,梅思平给邵明贤写了一封密信,核心内容是“希望邵明贤参加和平运动,如能前来南京,必将委以重任云云”。邵明贤当时正在贵阳训练警察,戴笠在抗战时期插手全国警政系统,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同样深明大义、是非分明的邵明贤,主动将密信上报,并提出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打入汪伪内部—他也想伺机刺杀汪精卫。戴笠喜出望外,当即批准。

1939年冬天,邵明贤全家到达上海。梅思平迫不及待地安排他担任了“浙江省党部”书记长,随后又把他提拔为“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邵明贤深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作掩护,将军统南京区的秘密电台放在了自己的宿舍里。汪伪“中央党部”占据的办公场所,就是位于湖南路上原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职工宿舍就在路对面。

黄逸光和邵明贤利用自己在汪伪中的地位,源源不断地将大量有价值的日伪情报送交钱新民,居功至伟。黄逸光在1940年11月19日被捕,他拒绝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日伪恼羞成怒,12月17日将他杀害。黄逸光罹难前索要笔墨,慨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同日,邵明贤也就义于南京。

小编推荐:赵一曼烈士牺牲前曾留遗书:21年后才被人发现中央军体系下的异类:战功卓著的中央税警总团伪蒙疆国战犯盘点:都有谁帮助日本人为虎作伥?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