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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国民党军曾达百万为何最终却“降将如潮”?

时间:2016-04-29 20:27:24分类:抗日战争来源:中国历史网

敌后国民党军曾达百万为何最终却“降将如潮”?

耙齿,指的是耕牛拉着犁头在田里划出的一道道痕迹。如东的“河口”,南北1.5华里东西2华里的小镇,一条河从这里弯了9道弯,形成了18个“耙齿”,被当地人称为“耙齿凌”。1944年6月,新四军七团在此突然与日伪500多人遭遇,战士们毫无畏惧,向敌人“亮剑”。

此战非打不可

若放走敌人,友军将面临危险

1944年6月,新四军七团刚刚结束车桥战役的激战,从战场上撤出,前往苏中四分区归队。部队兵分两路,一营为右梯队,团部指挥机关与二、三营为左梯队,他们一路经东台、过海安,顺利穿越几道日伪封锁线。6月22日凌晨,抵达耙齿凌一带。

这一天,耙齿凌的乡野起了浓雾,侦查行动遇到了困难,战士们轻装简行,希望尽快回到根据地。而在同一片浓雾中,还有从如东栟茶镇据点出动的100名日军、400名伪军。没过多久,新四军发现了日伪军,日伪军也发现了新四军。面临人数众多,但处于急行军状、缺少防备的敌人,七团团长彭德清发出命令:咬住它,吃掉它!

事后人们才知道,这支日伪军是前去消灭地方抗日武装——如皋县警卫团,以“扩展清乡”。如果七团选择转移,避开敌人,能保全自己,但友军将面临危险。当然,彼时的彭德清并不了解敌人意图,决定主动攻击,凭的是英勇与无畏。

敌后国民党军曾达百万为何最终却“降将如潮”?

硬碰硬的对抗

“飞将军”跳入敌阵,与三人搏杀

迎难而上不代表盲目冲锋,且看彭德清如何布阵:一营由南向东北打,团部机关、二营上前正面迎敌,三营回头在日伪北侧设立阵地。如此新四军虽然兵力虽不占优势,却迅速形成了包围圈。

团部机关与日伪正面相遇,双方隔着一条干沟,最先开始了交火。日伪的机关枪、迫击炮向团部阵地狂轰乱炸,弹片如雨点飞溅,硝烟弥漫,很快将沟堤吞没。团部机关连同团教导队不足200人,被敌人的优势火力压制在一座农院里。危急时刻,团教导队果断“亮剑”,在队长秦镜的率领下,全员冲出,与日伪白刃搏杀,并等来了包抄、支援的二营。

再看北边的三营,耙齿凌的战斗打响后,战士们立即离开阵地,向日伪背后进攻。副营长吴景安带领一个班冲在最前面,半途与日伪军相遇,双方再次白刃肉搏,最后吴景安与战士们以一当十,流尽最后一滴血,全体壮烈殉国。最后看一营。战士们与企图侧翼包抄的日伪军相遇交火,在车桥战役中被誉为“飞将军”的战斗英雄、三连班长陈福田一人跳入敌阵,与三个日本士兵肉搏,在干掉三人后英勇献身。惨烈战场上不断有人牺牲。但形势上看,日伪军被分割成三段,完全陷入了包围。

几乎全歼敌人

日酋毙命,日伪仅数十人逃走

战斗进展顺利,大部分的日伪军被击毙或俘虏。日军指挥官加藤,被二营六连连长彭加兴追赶,加藤回头打了一冷枪,彭加兴不幸牺牲。然而此时,日伪军已经兵败如山倒,加藤带着5个日本士兵加速逃跑。

加藤逃跑的踪迹,团长彭德清从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他冲着教导队队长秦镜说:“大个子,你去!”秦镜立即拿着枪,抓起手榴弹冲了出去,并一直跑到河边,追上逃跑的6个人。在用手榴弹干掉几个鬼子后,秦镜又用刺刀与一个鬼子拼杀,在鬼子举枪欲扣扳机之际,抢先击发,一枪将其打死。秦镜翻过这个鬼子的尸体,看见他的军帽上赫然绣着一排小字——“加藤大尉”。

耙齿凌大捷是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新四军击毙日军中队长加藤及以下100多人、伪军100多人,活捉日军12人、伪军200多人,日伪这支部队仅几十人逃脱。此战是继车桥战役后新四军的又一次重要胜利,当时延安党中央《解放日报》曾详细报道,在全国影响很大,粟裕也传令嘉奖。

上文所述发生在1944年6月如东“河口”耙齿凌之战,是我新四军再次正确运用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在抗日敌后战场的一场狭路相逢的遭遇战,在体现勇者敢于“亮剑”的精神中,甚至是以短兵相接的白刃战而取得的一场艰难胜利。


1944年,日军成强弩之末

1944年间的中国抗日战场,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但在日军战败前的垂死挣扎之中,于1944年4月18日至12月10日,出动兵力50万人,发动了所谓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也被国军称为“豫湘桂会战”),国军在这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丢失了中国的半壁江山,遭遇了抗战以来最大的溃败。

在豫湘桂会战中,国民党军队折损达到60万人,丢失了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的146座县市;丢失中美合作的七个空军基地和36座机场;丢失的国土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湘桂粤三省占当时大后方工业1/3的工厂也尽入日军囊中。当然,豫湘桂会战也同样给日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牵制,从这个角度上看,日军也是在加速自己的灭亡。

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会战中的失败和在敌后战场我八路军、新四军连续取得的节节胜利、不断以积小胜为大胜,同时牵制住了为数众多的日军有生力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人们不禁会有疑问:抗战时期,为何国民党军队鲜有游击战果?

国军也曾重视过游击战

其实,在中国全面抗战的8年里,不是国军没有看到游击战的威力,也不是国军没有重视过游击战,而是在游击战术面前,国民党军队遇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而鲜有战果、直至最后完全放弃。

敌后国民党军曾达百万为何最终却“降将如潮”?

早在1938年底,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兵力近百万的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陆军原编制人数的一半,海空军则几乎全军覆灭。此时,受共产党部队敌后游击战的启发和鼓励,蒋介石就考虑到了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11月底,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就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要求,全国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此外,还在敌后专门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战区。1939年1月7日,蒋介石指示国军各战区军事长官:“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

在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之下,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军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加上大量地方武装,人数接近100万。据统计,国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抗日根据地包括:太行山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等。

然而,国民党部队的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绩却十分糟糕,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例如,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日军用前后不过30天时间就大败国军的20万人,致使中条山根据地陷落。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在国民党敌后抗战队伍中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陋局面,数十万国军先后投降当了伪军。

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却从只有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迅速扩展到10多个省;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近百万。

国共两军战果何以大相径庭

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是扎根民众、化整为零、灵活机动地相机打击敌人,而国军在游击战原则的任何一条上都难以做到家,以至于在敌后抗战方面表现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这一点从日军的视角可一斑,日军在一份报告评价国军游击战时称有五大弱点:“1.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拼;2.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3.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4.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5.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

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也曾经说过:“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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