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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提出对华三原则 战时对华政策的表里不一

时间:2017-03-22 10:23:27分类:抗日战争来源:中国历史网

日本提出对华三原则 战时对华政策的表里不一

1935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这三原则为﹕“日中提携﹑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

日本在外交谈判中坚持“广田三原则”

在双方提出了各自的“三原则”之后,中日首先在东京,后来主要在南京,进行了关于“三原则”的外交谈判。

接到蒋作宾向外交部的报告后,10月9、10日,南京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少数干部,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于10日向蒋作宾发出了“蒸电”。蒋介石收悉后,于13日急电汪精卫,指出:如果日方三原则“为所传要求放弃以夷制夷之外交,尊重伪满与联盟防赤之三条,则形式似较减轻,而其内容即为脱退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之变相,亦即实施此内容之第一步也。故其意义深重,不得不郑重考虑……我方应立对案之原则。”南京政府遂以极其慎重的态度,经过反复考虑,研究出了对案,并于18日由外交部训令蒋作宾。同日,蒋介石以杨永泰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作宾,对于外交部的上述指示进行了多处重要的修正:“愿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之“愿”字改为“拟”字;“但应于互尊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改为“但必须于不妨碍中国之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至于中国所提三大原则,切盼早日商议实行”改为“但必须于中国所提三大原则为实施之前提”;将“至于中国北部边境一带至独立原则之下行之”删去,改为“故依此原则可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删去“对于在各省滋扰之赤匪”;对于“中国北部边境一带应如何防范,中国拟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但必须不妨碍中国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一句,只可以作为口头说明,若其有备忘录,则依照以上所说修改之。蒋氏的上述修正,恰是攸关“三原则”特别是华北问题的重要之处。

日本提出对华三原则 战时对华政策的表里不一

10月21日,蒋作宾大使与广田外相在东京进行了第四次会谈。蒋作宾首先宣读了国民政府20日的文字答复,其中再次复述了9月7日中方提出的三原则、日方10月7日提出的三点要求,并表示如果日本完全实行中方三原则,中国也对于日方三原则表明答复意见;最后并严正指出:他本人9月7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切条项,日本必须实行,除满洲问题以外,一切必须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文字照会的形式,正式向日方表示的答复意见。④随后,广田外相与蒋作宾进行了会谈。⑤对于中国政府的正式明确回答,广田“概括的谓为空无一物”;并再次指出:中方以日方首先同意中国三原则之后再来承认日方三原则,这“与日本政府之意思相差尚远”。此次会谈,是中日在东京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谈判。中方以再次明确提出三原则并要求日方首先实行中方的三原则,拒绝了日方的三原则;日方不接受中方的三原则,并仍然坚持自己的三原则。故此次谈判并无结果,只不过成为中日各自表达立场的机会。

10月28日,蒋作宾大使因奉命将于31日回国,在向广田外相辞行时,双方进行了第五次会谈。在谈到“三原则”问题时,广田指出:中方三原则之宗旨,与此前王宠惠所提大致相同。他并特别说明:日方三原则系经外务省与陆海军等部门充分协商后决定的,今后仍将据此进行。蒋作宾回国之后,中国驻日使馆代办丁绍伋与日本外务次官重光葵,继续在东京进行谈判,但中日会谈的主要舞台已转到了南京。

蒋作宾回国之后,南京方面因忙于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的召开,关于“三原则”的谈判一时沉寂下来。但日本方面鉴于华北局势的迅速发展,却急于开始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11月11日,广田外相训令其驻华大使有吉明迅速赶赴南京,向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方面要人,说明日本方面的三原则,以努力实现日方之目的。日方主动将三原则谈判的舞台,转移到了南京。

对于日本当时急于推行的三原则谈判,中国政府在既不能拒绝,又不能接受的情况下,继续与之进行外交谈判,企图以此挽救华北危局。在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了对日方针并获得了其外交授权之后,11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有吉明大使。他对于日本的三原则表示:“个人意见赞成,无有对案。但三原则中之二、三两项交涉华北问题,故必须中央派大员赴华北主持军民两政,方能与日方负责人员进行商讨。”⑥蒋氏企图以个人同意日本三原则,来制止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并实质上否认其三原则的根本实行。他在当日日记中不无得意地写道:“下午见有吉对华北事,力排其妄言与威胁,乃得相当之结果。”

听者有心。日本政府抓住其曲解的蒋介石同意其“三原则”这一点,企图加速进行外交谈判,以求中方首先认可其“三原则”,进而掩护其“华北自治工作”。22日,广田外相训令有吉大使,要他抓住蒋介石既已同意的事实,继续推进关于三原则的谈判,并特别说明:此电已经与陆、海军方面进行了协商。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之后,12月16日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选任张群为外交部长。张群决定采取主动与日本外交当局谈判的战略:在交涉方式上,继续由两国外交官以外交方式办理;但在交涉内容上则有较大的转变,即进行中日两国关系的整体调整。他的主张其实也来自于当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建议。⑦于是,中国政府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

12月20日,张群部长主动约见有吉明大使,与其进行了“调整中日关系”的首次会谈。根据中方的记录,张群首先表示“愿以最大之努力商讨中日间整个关系之调整”,有吉则以现在许多小问题未解决而难求整个问题之解决,进而提出继续谈判三原则,并提出11月20日蒋介石表示过无条件赞成日本三原则的问题。张群答曰:“蒋委员长言无对案,系对三原则之实施而言,绝非无条件的赞同。”他再次提议“与其谈抽象之原则,不如谈具体之办法”,并在与有吉就华北问题进行商谈后表示:日本必须停止在华北的一切活动,否则一切问题将无从解决。可见,张群是以首先解决华北问题,再次打破了日本纠缠于“三原则”问题以及“先决定原则,再解决具体问题”的谈判企图。但是对于中方提议的调整国交谈判,有吉明先以其并无全权、将转达于政府,继以其不常驻南京等由,搪塞敷衍。

李文忠19岁便跟随朱元璋四处征战,屡立战功。李文忠首战便获得军功,援助池州击败敌军,且攻下四个县,夺占建德、诸暨,招降王溥。1362年,苗兵叛乱,李文忠击退敌兵,稳定金华,夺取处州,守住诸全、义乌、诸暨,将张士诚打击得全军溃覆,占其粮草、将士。1366年,李文忠赴杭牵制敌军,招降余杭守将并礼待,将城内治理得井井有条。次年,李文忠进驻福建,讨伐劫匪,平定了江南一带。

1369年,李文忠开始讨伐北元之路,随常遇春逼元帝退位,常遇春逝后由其接管该部队,太原告急前去救援击退元兵。李文忠令军队靠河扎营自固,大退夜间前来劫营的敌军,大获而归。次年李文忠带军降服兴和将领,元帝死后其子上位后潜逃,李文忠带兵虏获元昭宗的后宫、将臣、珍宝等,派兵在其后穷追不舍,降服五万余人。此捷一出,李文忠获大封,回京时,得朱元璋亲至城门迎接,升为曹国公享有世袭权。1371年,李文忠奉命前去协助傅友德安定四川,派兵建了新城驻守要塞后得以返回。次年,李文忠作为副将带兵至蒙古地区,此战艰难且行途不易,双方持平,且失了几员大将遂未能封赏。1373年,李文忠带兵北攻,多方击退敌军,斩敌方将领,擒元旧臣,守护边防。1379年,李文忠建洮州卫,并上书求建龙首渠,为历史上首条地下水渠。

1380年明朝丞相因擅权、谋逆、不尊王法等罪名被明太祖处死,牵连众臣,朝中人心惶惶。李文忠为此极其忧虑,屡屡进谏均被搁置,李文忠唯恐残杀功臣的举动会造成民心尽失带来政权不稳,于是再三考虑之下决定再次进言。他彻夜未眠写奏章,待天亮出门前,叮嘱妻子要将孩子好好培育成人,长大后为国效力,做好了此去赴死的准备。在朝中,朱元璋一见到奏折,尚未读完面已色变,读到气愤处,便起身离坐,一面手指李文忠怒斥其胆大包天,但文忠毫不畏惧,反问皇上如果杀尽群臣,以后遇敌还有谁可上战场?朱元璋火冒三丈,命人将其拉下称要将其斩首,最后在皇后的说情下将其罢官留家。

日本提出对华三原则 战时对华政策的表里不一

李文忠革职在家后,1383年冬季患病,朱元璋亲自前来探病,并下旨命令华云龙为其负责看病治疗。次年,李文忠去世,享年46岁。朱元璋怀疑文忠是被华云龙下毒致死,遂将其降职,流放家属,妻儿处死。李文忠与明太祖之间,不仅是血缘上的舅甥关系,还是历经沙场的君臣之联。李文忠十分受到器重,且沉稳有学识,遇到大敌临危不乱,是朱元璋亲信中唯一有学识有谋略的人,也是朱元璋家族中最后一位亲人,在朱元璋开国以及建国,都起到了不可取替的非凡大功。一代开国将领李文忠,因病离世,逝后朱元璋亲自提笔撰文写悼语,将其追封为岐阳王,以武靖相称,给他赐配太庙,使他名列功臣庙的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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