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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二次合作时有战士觉得"革命到头"悄然离队

时间:2017-03-19 21:37:25分类:抗日战争来源:中国历史网

国共二次合作时有战士觉得"革命到头"悄然离队

父亲理解官兵的心情,一个一个团地到部队去做动员。有个代理连长直言不讳地问他:“总指挥,大家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我们举双手赞成,但红军为什么非得要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吗?”

从庄里镇走来

74年前在庄里镇留下的那张发黄的照片,悬挂在客厅进出门的那面墙上。从照片下走过,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抬头痴痴地望着这张照片,望着照片里那些早已逝去的人。这时候泪水便会欢欢地流下来,却不去擦,因为我喜欢这种被泪水淹没的感觉。

有些东西是无法淹没的,比如童年的记忆,虽然这些记忆是那样的模糊,那样的影影绰绰,闪闪烁烁。但我坚信,我至今还认识这个西北小镇上的那些黄泥小屋,那些老人和孩子,还有我在磕磕绊绊中翻过的台阶,踩过的门槛。如同我至今还认识那个理着锅盖头、穿着小小的长袍和马褂,惊恐地望着那架闪光机器的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是我,3岁的我。而在我身边坐着和在我身后站着的那些人,一律都穿着宽大的土布军装,瘦削的腰被宽大的武装带紧紧地勒着;他们都戴着那个年代的八角帽,八角帽上缀着用红布缝上去的红五角星。后来人们才辨认出来,这都是些叱咤风云的人,铁骨铮铮的人,没有谁走到这张照片上坐着或站着的位置,不曾舍生忘死。

国共二次合作时有战士觉得“革命到头” 悄然离队

照片中有我亲爱的母亲和父亲。父亲清瘦,疲惫,像刚刚大病一场,唇上那两撇浓浓的短髭已纷乱一片。又不知为什么,那天他的两只手有些不知所措,破天荒地离开了他那支心爱的大烟斗。

这张照片我在许多年之后才见到。当时,我并不知道它记录的是一段珍贵的历史,一个过去之后再也不可能重复的瞬间。甚至不知道我那乳臭未干又懵里懵懂的小模样,永远定格在了那群叱咤风云的人群中间。我只知道那是我少有的与父亲和母亲同时待在一起的日子,只知道照片上的那些人,都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抱过,背过,在长征路上用自己干粮袋里残存的那点粮食喂过我。许多年后,我都是将军了,母亲仍用怜惜的口吻告诉我,在庄里镇,当我在分别几个月后重新回到这些人的怀抱时,看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男人,都叫爸爸;看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女人,都叫妈妈。

也是在后来,我才知道,在拍下这张照片的那个年代,我的父亲和他率领的那支穿过无数次风暴的军队,当时正驻扎在陕西富平县的这个叫庄里的小镇上。他们蜡黄的脸,他们被土布军装遮盖着的软塌塌的肌肤,还有软塌塌肌肤包着的骨架,因刚刚经历那场漫长的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和大跋涉,已是伤痕累累。他们的胸膛和四肢,都承受过子弹、炮弹和刺刀的追击。如果看得再仔细些,你还会发现,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已经没有了左边或右边的臂膀,掖在身后或随便耷拉下来的,是一截空空的袖管。但他们的神情却格外地坚毅,格外地灵醒,仿佛在倾听远处的枪声;眼睛也异常明亮,像一颗颗磨亮的钉子。

1936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后,经过山城堡与胡宗南部的最后一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结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愿望至此得以实现。紧接着爆发的西安事变,为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和解机会。当时占据我国东三省的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大有踏破长城席卷中国之势。面对共同的敌人,由中共提出的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倡议得到普遍响应。但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却调集大军,气势汹汹地赶来讨伐作出新抉择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中共在派出代表团赴西安参与调停谈判的同时,命令红军主力南下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作战。

父亲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三边、环县,经庆阳、旬邑、淳化到达富平、三原一带。这支征尘未洗,几个月前才结束长征,一个个骨瘦如柴,衣衫褴褛,肠胃里还残留着草根和树皮的队伍,一到达目的地,把枪一架,便开始挖战壕,筑工事,准备迎击何应钦部队的进攻。但仗却没有打起来,因为团结对外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共合作的趋势已如黄河的怒涛,不可阻挡。在1937年的3、4月间,父亲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奉命前移,其中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陕西富平县庄里镇。

庄里镇是富平仅次于县城的第二大镇,也是渭北的历史文化名镇。镇域之内坐落着唐简陵和唐元陵两座大墓。因唐代名将李光弼曾在这里建立庄园,明洪武三年在此建集立镇时,便直接以“庄里”命名。镇上至今让当地人感到骄傲的历史文化地标,当属民国初年由辛亥革命战士、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捐资创办的立诚中学。校内中心位置的藏书楼,飞檐斗拱,古色古香,令远近的读书人无比向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同志,1926年就曾在这里就读。有意思的是,从镇上出去的人,都爱说自己是庄里人。此话一语双关,既透出一种沉着和自谦,又流露出一丝历史文化重镇的优越感。

见过世面的庄里人,胸怀高远,富有强烈的家国意识。正因为如此,当红二方面军出现在镇上的时候,无需动员,家家箪食壶浆,争着向这支远道而来的光荣队伍打开门扉。

方面军总指挥部也即红军司令部,就驻扎在镇上大南巷北段东侧的张家大院。这是除立诚中学,镇上最大的一个院落。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周士第,这一个个大名鼎鼎的红军将领,从此在这座宅子里进进出出,谈笑风生,与镇上的老百姓朝夕相处。而街道上鸡不飞,狗不叫,孩子们成群结队围上来看热闹,一副天下太平的景象。住在延安的朱德、彭德怀,也时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许多年后镇里的老人不无自豪地说,做官做到北京算是最大的官吧?但北京的那些大官,有许多是从我们庄里走出去的。

红军进驻庄里,学校照常上课,农民照常种地。为不扰民,部队的集会与训练远远开到石川河畔的荒滩上进行。住着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庄里镇与住着红六师的觅子镇,正好隔河相望,遥相呼应,身不卸甲的官兵们在河两岸龙腾虎跃,杀声震天,既保持着同一个战斗整体,又相互竞赛,相互激励,让百姓看了爱在心里,喜上眉梢。

就在这个时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和王震等几位红二方面军的将领,同时想起了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把我也接到庄里来。我那时正在延安乡下,被托给当地的老乡照看。毛主席看到信,对贺子珍说,贺胡子想女儿了,去告诉大蹇(我母亲蹇先任)把他的宝贝女儿送过去。

我到了父亲的身边,在延安红军总政治部工作的母亲,也就有理由常跑过来看我和父亲,来了又总能多“赖”几天。这正合父亲的心意。那时他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却想着再生一个男孩。我从此获得了在战争年代少有的家庭温馨,更有父亲和母亲的携手之爱。时间虽短,但后来发生的变故证明,这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是极其珍贵又绝无仅有的。因此,我忘不了庄里,忘不了在那些日子里,我曾怎样跟着庄里的那些小屁孩,在街道上跑,在黄土里滚。

红军在庄里驻下后发生的事情,却是我这个小屁孩想象不出来的。因为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苦命的队伍。自诞生以来,就被国民党反动势力围追堵截,恨不得赶尽杀绝。他们跋山涉水,南征北战,经历过无数流血牺牲,每天犹如一张弓,把弦拉得满满的。当和平终于到来的时候,他们反而感到有些茫然失措,甚至惶惶不安。

明显的变化,是几个月听不到枪声,看不见硝烟。官兵们住有固定的屋子,吃有定点开放的饭菜;在训练之余可打球,下棋,吹拉弹唱;被战争割断的邮路也畅通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亲人,竟能互通音信,报平安;如果去咸阳城办事,穿着红军的衣服骑马挎枪走进去,驻守城里的东北军不仅不会阻拦,还会友好地点点头,开门放行;最难以置信的,是家里不再被当作“匪属”,日子开始过得安稳起来。许多人接到家信说,快回家吧,官府不会来抓人了,更不会杀头。

国共二次合作时有战士觉得“革命到头” 悄然离队

就有人的心里像揣着只兔子,嘭嘭地跳。真有这样的事?他们想,我们和国民党你死我活地打了十几年,死了那么多人,一夜之间要合作了?握手言欢了?那还当什么红军!这么想着,便有官兵觉得革命到头了,悄悄地离开了庄里。我就知道一个中医,他给我父亲和母亲都看过病,说起来比战斗部队的士兵应该更有见识,但也离队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找我母亲写证明,说不是要什么照顾,只要把他的名字按当年的实际列入红军名册,就心满意足了。后来部队南下路过湖南和湖北时,也有许多当年离队的人又跑回来要求二次参军。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宛平城卢沟桥挑起事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统一编制,红二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由我父亲、原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担任,副师长肖克,师参谋长周士第。下属两个旅,4个团。

红军的历史结束,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从此横空出世。

但是,国民党当局害怕养虎为患,把八路军的编制压得很低,只允许保持4万多人。惟一利好,是给八路军发军饷,但条件苛刻,必须按压了又压的编制员额发放。但即使这样,八路军官兵也不感激他们。因为此前的红军根本没有军饷一说,来参加革命,谁想过升官发财?许多编外的官兵誓死抗日,表示没有军饷也不离开部队。

有人哭了,嗷嗷地哭,说戴着国民党的那种帽子怎么去见老百姓啊?从前我们打国民党,现在我们也成了国民党,群众会戳着脊梁骨骂我们。还说戴着红军的帽子,和国民党军并肩作战,不也照样抗日吗?

父亲理解官兵的心情,一个一个团地到部队去做动员。有个代理连长直言不讳地问他:“总指挥,大家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我们举双手赞成,但红军为什么非得要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吗?”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是啊,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愿红军改名,连我贺龙也不愿改!”接着,对陪同的团长说:“我看你这个团长也不愿红军改名哩。是吗?”团长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然后父亲提高嗓门,严肃地说:“同志们哪,这样可不行啊,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必须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抗日,目的是让我们不当亡国奴。如此一来,红军就得改名。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你们自己在心里想一想,哪一头轻,哪一头重?但是,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部队。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我,贺龙,就无条件服从。”

换装前夕,父亲为满足官兵们的要求,让政治部的同志从城里请来照相师傅,在小镇的戏台上搭起布景,特地为官兵们留下穿着红军服装的最后一张相,作为永久纪念。父亲、母亲带着懵懵懂懂3岁的我,与肖克、王震、关向应和贺炳炎等方面军将领照的那张合影,也是那天记录下的瞬间。

照完这张相没多久,父亲发动南昌起义时的两个老部下听到红军改编的消息,从湖南赶到庄里,请求重回部队,跟随父亲抗日。因他们当年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团长,军阶太高,而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编制的限制却不可更改,因而没获批准。当他们离去的时候,父亲忍痛托他们把我带回湘西。父亲对他们说,二位兄弟,我带领部队去和日寇拼命,生死难料,这孩子请你们帮我带回去,只要告诉她父亲是贺龙,母亲是蹇先任,做你们谁的女儿都行啊。

母亲从延安赶到庄里,追着我送他们走,一直追到过了石川河那个小镇。她后来对我说,她从不信迷信,但想到那个地方叫觅子镇,她便有种骨肉分离的感觉,害怕这个女儿再也找不回来了……

9月2日,渡过正在涨水的石川河,在庄里镇东边靠近流曲的一片荒滩上,一二师全体将士举行庄严的改编暨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八路军总指挥、红军总司令朱德专门从延安赶来。他说:“我朱德当过军阀,也是过来人,因此理解同志们的心情,知道你们的心里在想什么。但毛主席说了,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换句话说,无论穿什么衣服,在我们的心里,永远都是那支来自人民的红军,永远必须为中国的独立与和平而战!”父亲也以他一贯的诚恳说:“同志们,我贺龙国民党的帽子戴过,国民党的将军服穿过。就因为我不愿穿,后来才和大家一样穿上了红军的衣服,戴上了那顶八角帽。今天国难当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意带头穿这身灰衣服,戴这颗白帽徽。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9月3日,一二师8227名抗日健儿,分别从庄里镇和觅子镇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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