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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诺亚方舟:法国神父与30万难民的抗战坚守

时间:2016-04-26 07:56:31分类:抗日战争来源:中国历史网

东方诺亚方舟:法国神父与30万难民的抗战坚守

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城隍庙大门外,炮火纷飞,无数英勇的中国战士在抵抗日本侵略军,血染山河。

城隍庙大门内,一位伟大的法国神父正带领30万中国难民,与敌人斗智、与死亡斗勇,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无声抗战”。

东方“诺亚方舟”,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东洋人来了!东洋人来了!”

1937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阵阵哀嚎从狭窄的街巷传来。惊恐之中,14岁的李凤香飞快跳下床,随家人连夜出逃。

“爸爸以最快的速度,拼尽全力把我和弟弟妹妹塞进黄包车,我们一路狂奔,驶向相对安全的法租界。可没想到,难民如潮,租界平时开放的铁门关闭了,我们走投无路!”李凤香回忆。

绝望中,李凤香的家人听说“城隍庙那边可能有个难民区”。为了一线希望,全家奔向那个南市老城厢。

东方诺亚方舟:法国神父与30万难民的抗战坚守

数十年后,偶然间,李凤香从电视上得知,她所避难的地方原来叫“南市安全区”,而“安全区”的创建者竟是一位法国神父——饶家驹。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要想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建起一个绝对安全的“诺亚方舟”,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眼看着身边的难民一个个死于轰炸、死于饥饿、死于无力救治的疾病,神父饶家驹还是决定挑战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据当年《申报》报道,精通英、法、中、希腊、拉丁等多国语言的饶家驹是天生的演说家。1937年11月4日,他首先向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华界的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获得同意。随后,饶家驹又与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安全区进行攻击,日本陆军、海军也勉强同意。

1937年11月9日,“南市安全区”正式成立,其位置为上海南市老城厢北部。从地图上看,安全区宛如“一轮半月”:南以方浜路(今城隍庙大门口附近)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今人民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

最早挖掘上海“安全区”故事的历史研究者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阮玛霞认为,饶家驹同交战双方进行“外交”谈判的关键是,他并不催促双方签署一份正式协议,相反,他极力达成一份不怎么明确、但却更能让多方接受的“谅解”。“饶神父凭借出色的外交能力、精明的谈判策略和巧妙的术语措辞,把各方带到了一起。”

日军百般侵扰“安全区”

尽管是“安全区”,尽管有铁丝网,但日本始终觊觎着南市。

一天,刘复田与奶奶和哥哥从外面返回‘安全区’,几个大铁门都锁了,只有新北门还开着,三人赶紧朝那边跑去。“到了人民路,几个日本兵骑着三轮摩托车向我们撞来,我拼命地往人行道上跑,这才躲过撞击。”提起日本人,80多岁的老人至今难忘儿时的惊恐。“即便在‘安全区’,日本人撞死人或打死人,都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

安仁街,曾是南市安全区的一部分。2米多宽的小马路边,都是百余年的老房子。余阿姣自小就生活在这里,“算起来,我家在安仁街已经居住了一个世纪。”

“小时候,安仁街非常宁静,邻里走动很频繁。然而,1937年,日本人来了,我住的地方被封锁起来。他们在路口造了铁门,平时有日本兵把守,只要一有人开门,日本兵就会用枪射击。”余阿姣说。

南市安全区成立后,安仁街被划分在第二区,出入口依然由日军封锁。每逢黑夜,沉寂、恐怖与死亡弥漫在四周的空气里。“晚上,哪个房间有灯开着,日本兵就会把那个房间的玻璃窗敲碎。“躲在房间里的人们,夜里根本不敢开灯。”

淞沪会战爆发时,王晓梅只有7岁,日军占领了方浜路的南面,她和姐姐、妹妹便逃进了北面的“南市安全区”。

“当时,日军在方浜路设立了岗哨,有日本兵带枪守卫。一次,我们邻居家的阿公没有向日本哨兵鞠躬,日本人就哗地冲过来,朝他额头开枪,幸亏子弹打飞到墙上,捡回一条命。”王晓梅说。

东方诺亚方舟:法国神父与30万难民的抗战坚守

让王晓梅、李凤香等人最为惊恐的是,日军时常会在“安全区”的边界抓“花姑娘”。

“在难民区沿马路的房子里,日本兵经常挨家挨户地找‘花姑娘’,每当日本兵搜查,女孩子们就会一起躲进一间隐蔽的房子,等日本人走了再回家。”李凤香回忆说。王晓梅也清楚地记得,就在自家附近的弄堂口,有姑娘被日军拉出去强暴。

面对日军的出尔反尔,饶神父与难民们并肩作战、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在与日军交涉中,日本兵用枪顶着他,但他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幸运的是举枪的日本兵没有扣动扳机。”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

尽管日军百般侵扰,但是顽强的共产党人仍然在难民区里组建了党支部。他们一面救济难民,一面动员单身男子参加新四军。

“我的父亲潘大成当时恰好是饶家驹的助手之一,父亲在安全区内开展中共地下工作时,神父并没有阻止,相反,他还协助开证明、弄通行证,帮助新四军秘密输送新生力量、安置部分获释党员。”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潘光说。

载入《日内瓦公约》的“上海模式”

很多人都曾听说“中国辛德勒”约翰·拉贝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同样挽救过很多中国人生命、却一直默默无闻的法国神父饶家驹。

“饶家驹其实是约翰·拉贝的师傅。他首创的战时保护平民的安全区模式后来被推广至南京、汉口、广州、法国、德国等地,并直接促成了战后《日内瓦公约》的修订,让原本只为救助战争中军人的《日内瓦公约》加上了‘拯救平民’的条款。而这也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苏智良说。

阮玛霞在研究中也发现,“南市安全区”的概念对二战后制定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即日内瓦第四公约,产生了积极影响。公约中有关“中立区”概念“一般背景”的注释中,专门提到了“南市安全区”在上海设立的案例,以此体现在战争中弘扬红十字精神,为平民提供避难所的具体做法。

“这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苏智良说,最新搜集到的史料证实,上海在二战时期是全世界最大的难民城市和拯救难民最出色的城市。这座“慈善之城”不仅接纳了3万犹太难民,而且,由饶家驹创建的“南市安全区”还从日军枪口下至少拯救并养活了30万中国难民,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成功救助难民的经典案例。

为此,苏智良等专家提出,上海“南市安全区”内的历史建筑、难民幸存者口述实录等珍贵遗存应该得到更好保护,“上海犹太难民聚居区”和“南市安全区”宜联合申报加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一呼吁也得到了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专家的积极响应。在今年5月上海社科院举行的国际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中外学者认为,两个难民区的案例很好地体现了上海这座“慈善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保存这段历史记忆,用历史真相,提醒全世界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饶家驹的一生,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他的博爱主义、奉献精神、慈悲情怀的高尚人格,超越了国家、种族、宗教与党派;他热爱中国,旅华甚久,以中国为第二故乡,在华最后的岁月里,‘饶家驹’改名为‘饶家华’。”苏智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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