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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最卖命的三支伪军分别是谁?下场结局如何

时间:2016-04-24 08:08:50分类:抗日战争来源:中国历史网

抗战时最卖命的三支伪军分别是谁?下场结局如何

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向来都存在着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作为被侵略国的国民,却倒向侵略者阵营,并为之效力,这类人通常被称为叛国者,而在中国,他们还有个专有的、更直接的名称——汉奸。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长达14年的卫国战争中,侵略国日本先后在华扶植了伪满洲国、伪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等叛国伪政权,这些势力之下亦组织有诸如“皇协军”“华北治安军” “和平建国军”等名目众多的部队,好在如今对这些部队都有个共同的通称——伪军。一般而言,伪军中多属投机倒把、浑水摸鱼的“骑墙派”,不仅战斗力低下,而且也是军统或中共地下党重点策反的对象。不过有三支部队却是伪军中的例外,他们虽背景不同,驻地各异,但都在主观或客观上为日军效力颇多,可以说是为侵略者最卖命的三支汉奸部队。

“黄卫军”军统与黄埔军人之耻

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名将的摇篮,抗战时期,有无数的黄埔军人冲锋在保家卫国最前线,如戴安澜、左权、谢晋元、孙明瑾等黄埔将领更是为抗战献出生命。或许因为涌现出太多英雄与烈士,导致曾经一度出现“黄埔生无一降敌”的传言。实际上黄埔生也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在民族危亡之际,不少黄埔出身的将领也走上变节附逆的歧途,成为黄埔败类。曾经活跃于武汉一带,为日军甚为卖命的“黄卫军”就是一支以原军统人员与黄埔将领组成的伪军。

“黄卫军”的统帅熊剑东并非黄埔出身,诸多史料皆载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笔者在士官学校名录上未查到此人,故存疑)。熊剑东早年在复兴社特务处(即后来的军统)处长戴笠手下任职,淞沪会战期间,戴笠在杜月笙的帮助下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熊剑东出任淞沪特遣支队司令。上海沦陷后,别动队活动于苏浙皖一带打游击,并于1938年更名为忠义救国军。熊剑东先后出任常、嘉、太、昆、青、松6县游击司令。1939年3月,熊剑东在上海活动时被日军俘虏,随后变节投敌,并于1940年12月受命在武汉地区组织一支伪军部队。众所周知,日本为了使其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行为“师出有名”,战争期间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大黄种主义”等理论,附逆的熊剑东为迎合讨好日军,将自己的部队命名为“黄卫军”,并亲自撰文公告其义:“黄卫者,盖即保卫黄种民族之简义。今日国际之纵横捭阖,朝友暮敌。立国世界,既已无法孤独自保。唯有求之同气相通,同声相应之同一种族国家,互谋合作……”。

“黄卫军”的建军宣言与日本侵略者保持高度一致,都高举“保卫黄种”的大旗,熊剑东甚至危言耸听地说 “如乃不明此义,自相残杀”,则“恐黄种两字将成为历史上之名词。世界将无有色人种之存在”云云。所言虽荒谬,但在日本侵略军听来却十分顺耳。冈村宁次于1941年4月向熊剑东补给800支三八式步枪, 20余挺轻机枪,以土匪、地痞、溃兵为基础组建的“黄卫军”正式挂牌成立,熊剑东自立为军长。该伪军建立时下辖3个团,1个特务营,由于人数不多,团以下不设营一级编制,直接由团管辖到连。该军的参谋长李果堪也是原军统人员,曾任军统汉口站站长,后因武汉区的军统站被日本宪兵队破坏,含区长李果堪在内,大批特工被捕,随即变节投敌。此外,“黄卫军”中的将领还有诸多黄埔生。参谋处处长邹平凡毕业于黄埔六期,1933年曾参与过长城抗战,抗战初期军衔已升至少将,但不久后因失职事件被撤职查办,于1941年出逃附逆,被蒋介石下令通缉。邹平凡的同期同学罗涤瑕任副官处处长,第二团团长王翔龙毕业于黄埔七期,算是邹、罗二人的学弟。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后,“黄卫军”奉日军之命开赴湖北监利的螺山驻扎,主要任务为协助日军保卫白螺机场。但“黄卫军”的首战就打得十分狼狈。一天傍晚,熊剑东与李果堪正登山闲谈时,遭到了一支国军抗日武装出其不意的袭击,尽管熊剑东立即组织“黄卫军”拼死抵抗,但终因猝不及防而伤亡惨重,参谋长李果堪当场被击毙,熊剑东也在战斗中负伤。此役“黄卫军”损失颇多,熊剑东带伤回到武汉,重新整编部队。出乎预料的是,冈村宁次对战败的熊剑东毫无指责,反倒赞赏其“忠勇可靠”,同时还补给他“大正年式山炮四门,迫击炮十二门,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三十挺,步枪一千二百支,军马十二匹”。熊剑东因祸得福,部队整编后实力增强了一倍以上,他自任为总司令,邹平凡升任参谋长,而空出的参谋处处长一职则由黄埔六期生余世杰顶替。值得注意的是,整编后的“黄卫军”多了一个混成总队,麾下干部中又涌现出几个黄埔小学弟,如机关枪第二连连长李旭初与军官队队长杜柱皆毕业于黄埔十四期,陆军小学队队长李锐毕业于黄埔十六期。

1941年9月,熊剑东率领部队返回监利,驻扎于杨林山,充实新堤至白螺矶一带防线。由于伪军普遍战斗力弱,当时的国军也未将其放在眼里,得知守卫是“黄卫军”后,驻朱河的国军第116师万福麟部在一个风雪之夜对杨林山发起袭击。令国军万万没想到的是,经过整编的“黄卫军”战斗力已大幅度提升,不仅拥有大量重武器,又有日军策应,更为重要的是这支部队似乎很为“皇军”卖命,对付起自己祖国的军队来毫不手软。经过一夜激战,国军万福麟部死伤惨重,被迫撤离。半个月后,万福麟部再度进攻杨林山,与“黄卫军”激战数小时后不支撤退。经此两战,熊剑东气焰愈发嚣张,竟于1941年冬季率“黄卫军”主动向国军53军驻地发起进攻。面对汉奸部队的挑衅,第53军将士奋起反击,双方展开激烈厮杀,一天之内,“黄卫军”就有3名连长被国军击毙,后在日军的增援下,损兵折将的“黄卫军”才得以撤回杨林山。但仅隔了一天,“黄卫军”即配合日军摧毁了国军在聂家河的阵地。

在1941年的几场战斗中,“黄卫军”只有在日军的策应下才能获胜,可见其战斗力并不高,但因其肯卖命,依然得到了日军的赏识,决定将其扩编为两个师,下辖官兵约8000人,枪6000余支。此后,“黄卫军”的任务“逐渐转为对新四军在湖北的部队进行扫荡”。1942年春,熊剑东成立了“黄卫军军事学校”,自己兼任校长,主要招收军官、军士两队学生进行奴化训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希望汪精卫能帮助其管理在华沦陷区,下令将占领区大部分伪军统一交给汪伪政权改编,“黄卫军”亦在此列。1942年8月,“黄卫军”奉命改编为伪陆军第29师,由邹平凡出任师长。而伪军事院校的约3000人被熊剑东带到上海,改编为伪税警总团,团长为大汉奸周佛海,熊剑东任副团长。这支部队“由于经费充足,装备精良,发展很快,在抗战结束时有1万多人,成为汪伪最精锐的部队”。

抗战胜利后,熊剑东的部队被军统所属的交警总队收编,熊本人被任命为交通警察第7总队少将总队长,不久后投入内战。1946年8月,熊剑东率部进攻解放军,战斗中负伤被俘,不久后死亡,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原“黄卫军”的另一个头目邹平凡在日本投降后仍然拥兵自重,先后拒绝了国民政府和中共李先念部的劝降,与汉奸胡兰成勾结在一起搞了一出“武汉独立”闹剧,经过一番博弈后,这个伪政权仅存在13天即垮台,邹平凡部被国民政府收编,并任命其为“ 武汉守备军”总指挥和暂编第21军军长。但国民政府并不信任他,仅隔一个月后,第6战区命令邹平凡率部集中汉阳蔡甸拆散改编,彻底削掉其兵权。几年后,已是光杆司令的邹平凡落荒逃亡日本。

吴化文部被改编为第35军,先后参与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斗中,该部减员严重,解放军遂将其与其他部队进行合并,尽管合编后的部队还以吴化文为军长,但已从本质上结束了该部队私有化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化文离开军队,不再掌兵,他本人于1963年在北京病死。

“铁石部队”日军军官实际指挥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就开始实施占领东北的侵略计划,并于1932年扶植伪满洲国。伪满虽属傀儡政权,却也在名义上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伪满军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下,与国共之疏离关系,这与关内伪军和国府或中共频繁的互动根本不同”。成军于战争末期的“铁石部队”就是其中的代表。

“铁石部队”的建立与日军在战场上日渐恶劣的形势有很大关联。1944年末,日军在太平洋、缅甸、滇西等战场均节节败退,损兵折将,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与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签订了“满华国境地带治安肃正协定”,其中即有借助伪满部队来维持冀东地区治安,以便抽调出更多的日军投入战场的指示。关东军根据协定命令伪满洲国抽调其“精锐”部队进驻河北冀东地区,部队命名为“铁石部队”。这支部队虽在名义上属于伪满政权,但实际上是一支由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组成的混成部队。日本华北方面军拥有实际控制权,部队中所有军官里,日本籍的军官占1/4。而士兵来源则是原伪满洲国的部队,基本上是中国人与少量朝鲜人。

“铁石部队”以伪满军为底子,其中“铁血部队”为骑兵部队。图为伪满洲骑兵队

“铁石部队”之名是根据伪满的军训“铁石纪律”与“铁石训练”而来,该军的下属部队也都以“铁”字开头,例如“铁心”部队(步兵旅级部队)、“铁血”部队(骑兵旅级部队)、“铁虎”部队(战车营级部队)、“铁轮”部队(辎重营级部队)、“铁波”部队(通信营级部队)等。“铁石部队”与其他部队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设立司令部,而是由伪满军事部在前线的幕僚机构联络部代行其职。部队的主力为“铁心”与“铁血”。“铁心部队”的部队长为日军少将粟野重义,下辖第26团、第37团及一个骑兵支队,总人数约8500人;“铁血部队”的部队长由日军少将岩田讯担任,其麾下有第47团、第49团两个骑兵团与一个朝鲜步兵支队,总人数约2500人,由于以骑兵为主,军中还有大量蒙古族人。

“铁石部队”进驻冀东后,主要用于防范冀东一带的抗日武装,期间与国共两党的抗日部队都发生过小规模战斗,但始终未取得显著战果。之所以将其列入最为日军卖命的伪军之一,主要是这支部队在战争期间对日军的“忠诚度”相当高。从大环境上来看,到了抗战后期,已有大量伪军感到风向不对,开始向国民政府或中共的抗日武装频频示好,积极争取反正投诚的机会,而“铁石部队”直到战争结束前都没有出现这类情况,这在伪军中很少见。当然,从组织结构上看,“铁石部队”是一支由日本军官实际指挥的伪军,仅凭此点就注定其统领不可能像其他伪军部队那样与抗日政府暗中接洽。但当日本一旦战败,部队失去主心,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颁布“终战诏书”,标志着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战败,同时也宣告了“铁石部队”等伪军的终结。“铁石部队”在一夕之间土崩瓦解,日籍军官大多投奔了驻唐山的日军部队,而中国军官则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例如原伪联络部少校王化兴偕同近30名中国籍军官率部投靠军统高参刘梦黎,其部改编为“东北保安独立支队”。“铁心部队”第26团上校团长刘德溥等人扣留了部队长粟野重义,先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后被国民政府招抚,改编为“榆关先遣队混成第一旅”。“铁血部队”发生哗变,数十名日籍官兵被杀,部队长岩田熏逃亡,原伪满兴安军第49团团长郭文通率部投靠军统,其部改编为“山海关先遣军”。

不久后,国共内战的硝烟在东北燃起,原“铁石部队”改编的各部皆投入战场,最后,基本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殆尽。自此,曾号称伪满精锐的“铁石部队”及其余脉彻底灰飞烟灭。

吴化文部集团型伪军中的悍匪

与活跃于武汉地区,在日军羽翼下成长的“黄卫军”相比,山东吴化文部则属于伪军另一类——集团型伪军。抗战初期,山东曾是著名的第五战区,徐州会战的主要战场,振奋全国的台儿庄大捷就在这里打响。但随着徐州失守,山东到抗战中后期也成为国民政府权力的真空地带,同时也是关内伪军人数最多的一省,其中规模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吴化文部。

吴化文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出身。1929年,吴化文奉冯玉祥之命在韩复榘军中任联络参谋。中原大战爆发后,冯玉祥站在反蒋阵营,而吴化文却跟随韩复榘投靠蒋介石,对冯反戈一击。抗战爆发后,韩复榘因违抗军令被枪决,吴化文部则被改编为独立第28旅。从冯玉祥到韩复榘,再到吴化文,他们的军队始终都带着浓厚的军阀部队色彩。“吴化文的部队多来自于鲁西家乡子弟兵,他对待部属的家长式父兄风格及地缘关系是内部凝聚力的主要来源。”西北军统帅冯玉祥是有名的“倒戈将军”,其麾下也出了诸如韩复榘、孙良诚、石友三、吴化文等一干倒戈将领,其中孙、石、吴三人更是突破民族底线,投靠日伪。

徐州会战后,身为独立第28旅旅长的吴化文积极收编地方武装,扩充实力,很快将独立旅扩编为师。抗战时期在敌后生存的部队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极容易与友军发生摩擦,广为人知的国共摩擦只是其中一例。当时在山东与吴化文发生摩擦最激烈的当属东北军系统的于学忠部,后来吴化文附逆,并为日军异常卖命,对于学忠部发动凶猛进攻,其根本原因就是积累已久的吴于矛盾。当然,从种种迹象表明吴化文投敌附逆并非偶然事件,甚至可以说是蓄谋已久。1941年,在日军的“围剿”下,山东的国军部队一度陷入窘境,吴化文对其部队发表讲话:“咱们生活这样艰苦,八路军、五十一军及省政府和咱作对,我一定给弟兄们想个办法。”这段话不仅是吴化文向部属暗示准备投敌的证言,同时也能看出其视军队为私有的军阀本质。

吴化文从1942年春开始通敌。当时日军大举扫荡山东国军,于学忠部遭受严重打击,吴化文此时已和日军达成默契而作壁上观。随着山东国军势力日渐式微,日军已不满足于与吴化文用暗通款曲的方式合作,他们要求吴化文公开投降,诱降的同时,日军还对其发动军事进攻逼迫其就范。吴化文在日军攻击下节节败退,招架不住之时他与重庆政府和军统取得联络,军统出于对敌伪进行利用的策略考虑,吴化文“接到戴笠类似‘曲线救国’的密谕”。不过戴笠与蒋介石这回失算了,因为吴化文并不听话,他在得到这层保险后,对部下说:“现在我们投靠了日本,将来如果日本打胜了,我们自然无问题。如果中国打胜了,我就拿着这封电报去见蒋介石。”不仅如此,他甚至还预算到将来国共一定会爆发内战,并说“那时他(蒋介石)如不要我们,咱就去投共产党去,怎么说没有光明前途呢?”

1943年1月,吴化文正式公开投敌,其部被改编为“和平建国军山东方面军”,吴任上将总司令,日本人新荣幸雄担任其顾问。同年4月,吴部改编为第三方面军。据刘熙明所著《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载,吴化文部改编后“兵力约一万多人,南京除增加军饷及装备外,张步云伪军也一度编归他指挥。1944年春,吴部有一万九千多人,在日本及汪伪政权的全力支持下,成为山东实力最强,又最重要的伪军集团”。

无论投敌前还是投敌后,吴化文部在本质上都是一支军阀部队。一方面,他接受日军与汪伪的补给援助,积极扩充势力,另一方面又与国府方面保持联络,“骑墙”以便见风使舵。吴化文的部队虽不像“黄卫军”那样从建军宣言到实际军事行动都紧跟日军步伐,但因其与于学忠部积怨甚深,客观上还是帮日军拆了国军的台。吴化文投敌后,矛头首先就对准了老冤家于学忠。1943年5月,吴部配合日军共约3万余人向沂水、蒙阴间山区游击根据地大举进攻,于学忠部奋起反抗,而吴化文部用日本人提供的武器打起昔日的友军来毫不手软,战斗异常惨烈,“敌我伤亡相当重大”。何应钦在分析形势的公开报道中称:“吴逆化文籍敌之攻势,亦乘机进据山区,目下除吴逆化文部乃拒守山区与我对峙外,已无敌军部队。”

其实在吴化文对于学忠部进攻之前,国民政府方面就派李仙洲联络吴,李在电文中对他说:“于公为中央大员,似应投鼠忌器,留作他日转圜之机。”暗示吴应为自己留后路,停止对于学忠部的攻击。但吴化文拒不接受,“乃协助日军击溃于部的周光烈第五十一军及刘桂堂部,俘虏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等多人,国军惨败”。经此一役,于学忠部被迫撤离山东,至此,山东的国军正规军全面瓦解,只剩3万人左右的游击队。而日伪军数量达到了18万人之多,成为华北伪军人数最多的地区。不过吴化文赶走了山东的国军正规军,在客观上让中共的武装得以更快的在这一地区发展,从1943年夏季到1944年春,中共先后发起三次讨吴战役,俘虏大量吴部人员,缴获大批武器。

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日益激化,尽管国民政府内部一直不乏以汉奸罪审判吴化文的声音,但出于实际利益的权衡,作为地方实力派的吴化文部还是成为国民政府拉拢收编的对象。与许多投降的伪军一样,吴化文部得不到国民政府真正的重用。起初,吴化文的部队被收编为一个军,1946年春被降编为第七纵队,“吴为司令,共一万八千人,一万五千支枪”。几个月后,吴部再次被降编为第二保安总队,从“正规军”沦为地方保安武装。吴化文也意识到蒋介石并非真正信任自己,于是一方面对国府阳奉阴违,另一方面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实际上吴化文的猜测没有错,蒋介石不但不信任他,并且早想将其除之而后快,起初没有按李延年等人的建议以汉奸罪审判他,是因忌惮其手中尚握有兵权。1946年夏季,蒋介石密令王耀武,让他召见吴化文,并以违反军令罪将其“就地正法”,但因消息走漏,吴化文拒不来见,躲过一劫。1948年济南战役打响后,吴化文已决定起义,在对部属进行一番思想教育后,于9月21日率领两万余人战场起义,济南战役最终以王耀武被俘,山东国军全部瓦解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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