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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同盟人士山田一郎:一位不再逃跑的日本军医

时间:2016-09-13 11:57:40分类:抗日战争来源:中国历史网

反战同盟人士山田一郎:一位不再逃跑的日本军医

在战争中,没有一个人想当俘虏,被敌军俘虏会是什么结果?可是山田一郎还是被八路军俘虏了,于是他一直想逃跑,实在逃不脱就自杀。然而,当他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中国古训,决定去认识一下八路军。通过与八路军的接触,这个顽固不化的山田,居然改变了看法,成为反法西斯的英雄。

一、梁山战斗中他成了八路军的俘虏,可他顽固不化,一直想逃跑,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跳湖

山田一郎,原名佐藤猛夫,1910年生,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人。他出生于日本的律师家庭,家庭条件非常优越,所以也享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从小到大都在一流学校就读,由于对医学的酷爱,考取了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1937年4月毕业后,进入东京同爱纪念医院内科,由于他成绩突出,不久便调入该院的医局(研究室)从事医学研究工作。由于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军方招募大量军医,佐藤猛夫也被列入其中,1938年5月应征入伍,分配在东京附近的世田谷陆军第二医院服役。同年12月晋升为日本千叶县佐仓五十七联队第一大队中尉军医。1939年5月该部接到命令西渡来到中国。佐藤猛夫被编入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三十二师团长田大队,他作为长田部队所属的高级军医,驻扎在山东省汶上县城。

也在这个5月,我八路军军主力继续东进,在肥城陆房地区粉碎了敌军5000多人的九路围攻,歼敌达1300多人,迅速打开了鲁西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我军的作战行动大大震动了山东日军,他们没有想到在其迅速击溃国民党军后会遇到新的强劲对手。

1939年7月底,驻鲁日军第三十二师团决定对其心头之患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展开“扫荡”行动,于是调集长田大队气势汹汹地一头扑向鲁西平原。大队长名叫长田敏江,少佐军衔,虽然官衔不大,但由于其出身日本天皇的外甥,所以备受日军高层的重视,为此专门为他加强了1个炮兵中队、1个骑兵中队和伪“皇协军”1个连。8月2日清晨,长田敏江率领他的大队人马排着浩浩荡荡的行军队形,开进了梁山地区。可是就在这次梁山战斗中,耀武扬威的长田大队被我八路军六八六团打的全军覆没,长田敏江也成刀下之鬼。佐藤猛夫也因头部负伤昏死过去被俘。

为了避免日本军国主义对俘虏士兵家属的迫害,八路军总部规定凡被俘日军士兵都要改一个新的名字,佐藤猛夫就改名为山田一郎。这个山田一郎虽然个子不高,相貌温和,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性格。然而,他又却是非常顽固的。

当山田一郎被我军医疗人员救醒,他知道自己做了俘虏后,第一个在心头升起的想法就是逃跑,如果不能逃跑就求速死。八路军的敌工人员多次跟他讲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必胜性,他一概听不进去。八路军战士又让让他们看各种书籍;同他们打扑克、赛排球,还向他们学习打棒球。在这种情况下,与山田一郎一起俘虏的几个朋友都已经有了转变之心,惟独山田一郎顽固不化。他还私下拉拢与他一起被俘的几个人密谋逃跑,并乘机观察逃跑路线,画图研究地形,研究逃跑方案。

不久,日军又一次“扫荡”,山田一郎等人被八路军小分队押解到一个非常隐蔽的湖心小岛上。9月13日入夜后,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看完人八路军战士放松了警惕,山田一郎认为机会来了,便组织一起被俘的其他5人一起出逃。他们冒着暴风骤雨,跳在湖中拼命地狂游,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他们不知道该向什么方向游,反正是能被淹死不做俘虏,就一样折腾了大半夜,黎明时分终于登上湖中的另一个小岛。忍饥挨饿过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又跳入湖中狂游,而后又登上一个小岛,这时,他们只剩下了3个人,有3人在狂风暴雨的湖中淹死了。在岛上,两天没吃东西的山田等人终于精疲力尽地躺倒再也爬不起来,又被八路军给抓了回去。

二、日本浪子回头了,他不仅当选边区参议员还入了党,成为著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士

山田一郎的心里有了“新生”的感觉,他终于摆脱了那个纠缠他一年半之久的逃跑念头。之后,山田一郎利用业余时间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并借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刘少奇等人的著作,他还常参加日人反战同盟会议,了解时事问题和国际形势。1941年春,山田一郎的思想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

看到山田的转变,八路军首长非常高兴,山田后来救了多少八路军的伤病员,没有人统计过。但他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让所有人感动,1941年6月,八路军总部卫生部任命山田为野战医院内科主任。他还主动申请加入了由前田光繁等人发起成立的“在华日人觉醒联盟”。从事医务工作,参加反战同盟活动,阅读进步书籍,关心时事。曾将中国共产党关于纪念七七抗战的宣言等文件翻译成日文,向日军据点发送。他还被边区民众选举为边区参议员,同年7月,出席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成为晋冀鲁豫边区唯一的日本籍参议员。

一年多的工作,使他认识到了共产党真是为解放劳苦大众的,是为了中国民族事业的,他决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1942年6月他用中文写了一份要求加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缴到卫生部政治部主任手中,不久组织决定接收这位异国的优秀军医,他的工作更努力了,经过1年预备期,1943年6月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无论如何我都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向着自己所坚信的通往真理之路迈进。”从此,反战成为他不可动摇的信念。1943年3月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日人反战同盟大会,被选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冀鲁豫边区分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同年春,卫生部决定让山田担任八路军野战医院副院长兼卫生学校讲师。在反“扫荡”战斗中,他多少次带领医护人员走到战斗最前沿去抢救伤员,受到军区的表彰。

1944年9月离开太行山向延安进发,12月到延安后,进日本工农学校学习。1945年4月至6月旁听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1月,作为日本共产党总书记野坂参三的随从人员回到日本。2月加入日本共产党。不久担任三田医院内科主任。后主动申请到日本共产党诊所工作,任所长。1947年4月其所在诊所改名为代代木诊所,仍任所长。1951年至1954年当选为日本共产党涩谷区议会议员。1952年出任代代木医院院长,1977年任名誉院长。始终为患者提供热情周到的医疗服务。1985年后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顾问。

山田一郎在他的回忆中曾写道:“我把山西省的太行山视为我的第二诞生地。那里有我烦恼生活的记忆,也有脱胎换骨后难以忘怀的与亲爱的同志们共同渡过的苦与乐,还有那许多令人思慕的回忆。”

三、逃跑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直到有一天他患了伤寒,八路军为救他把所有的好药都用完了

为了教育山田一郎,根据八路军总部建议,先后从山东转往冀中,又转往太行,无论到那里,无论八路军的敌工人员如何做思想工作,山田一郎始终不认为各种各样的照顾有什么值得感谢的,也不被八路敌工人员关于“回去会被宪兵队枪毙”的话所恐惧。而是随时随地都准备着逃跑,山田想:回到日军后,报告完八路根据地的一切情况后,我就自杀!此时的他完全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牺牲品。

秋去冬来,山田一直没有找到逃跑的机会。有一天,敌工部的一位领导来找他,问他:“山田,你是一位医生,想不想去我们八路军的后方搞医务工作?”山田想,去后方吧,逃跑将更困难;不去吧,八路可能怀疑。怎么办?山田最后下了决心,去!去八路后方,可以接触到他们的指挥机构和高级指挥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了后方,我可以窃取八路军的机密,还可以寻找适当的机会暗杀八路军的领导干部。这样,再回日军去,自己被俘的责任就会轻一点,然后再清清白白地自杀!

就这样,山田被送到河北涉县王堡村一二九师师部。师敌工部副部长张香山,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张香山给了他送来一些日文书,并认真和他交谈。他虽然表面上应付着说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也在医院做些简单的工作,可是在他内心还坚定着决心不能抛弃自己的信念:逃跑、暗杀八路军领导……

根据师部安排,决定调山田一郎到设在辽县羊角村的野战医院,让他真正从事医疗工作。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对这位日本俘虏很尊敬,当他来到羊角村时,村里的群众专门欢迎他。可是山田心里依然想着逃跑,在工作之余有早晚,他都要出来散步,目的是为了观察周围的地形,还偷着绘了地形图。同时他还用不太熟悉的中国话象保管员们打听情况,了解到距离这里最近的日军辽县据点有一百几十里,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估计一天一夜就可以跑去的。于是,他又开始策划偷取武器,最好能弄一支手枪,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防身,再到迫不得已的关键时刻,还可以自杀……

他冷静地等待着逃跑的最佳的时机。然而,此时正是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日军在我八路军的打击下,组织了大规模的报复“扫荡”,特别是太行山区成为日军报复的重点。为了疏散隐蔽,也为了更好地为战地服务,一二九师野战医院决定,分成几所分院转移,山田所在的分院转移到了武乡县青草烟村。此时正值关家垴战斗激烈进行,医院送来了大量伤员,作为一个医生,山田还是努力为他们治疗,半个多月时间里,他一直忙的不可开交。不过他心里想,高潮取得八路军的信任,好乘机逃走。太行山的深秋初冬已经很冷了,但医护人员和伤员们都还穿着单衣,后勤管理人员特意给山田送来厚衣服。

有一天,山田突然感觉全身不适,乏力,食欲减退,咽痛,咳嗽,鼻子流血,后来发起了高烧,烧的他晕了过去……等他稍有知觉,他认识到这将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可能患了伤寒。他是一个医生,他知道患这种病非常危险,何况是在缺医少药的八路军根据地……

山田在炕上昏昏迷迷地睡了几天,他也说不清楚,但当他头脑间或清醒一阵子时,总是听到有人在照顾他,特别是有一次他听的非常清楚,象是一位八路军的领导问,什么药可以治这病?有医生说金鸡纳霜、奎宁、盘尼西林,那位领导就说,想办法把所有发好药都拿出来,一定要治好山田的病。

在八路军医生的救护下,他终于躲过死神,当他醒过来时,从破了的窗纸看见太行山峰上的积雪,显得那样的刺眼。这时听到守在身边的护士喊,“司令员,山田醒了。”只见一位戴眼镜的年长军人站在身边,记得见过他,刚到太行山时,听他讲过话,他是一二九师师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护士说,司令员知道他得了伤寒,已经来看他见次了,还专门吩咐把医院仅有的西药都给他用了,今天又众百里之外踏雪给他来送补品。

一位八路军高官,管着几十万人的司令员,居然为一个死不悔改的日本兵如此照顾,原来共产党、八路军如此仁义,我为什么还一直坚持要逃跑呢?他对自己说:“再重新开始一次人生!既然早晚都得死,何不在八路军中对高中时代就已道听途说的、现在被八路军视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用自己的身心去探索、学习、弄个究竟?如果那时候还是不能使我信服,再去死也不迟。”

后来,山田一郎在《太行山——我的第二个诞生地》一文写出了他当时的内心世界,“待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火炕上,一个女护士在炕边儿护理着我。她一会儿换水枕,一会儿烧火炕,忙个不停。我才意识到自己得了场大病,不过当时身不由己,只觉心里爽快,头脑清醒多了。后来,刘伯承司令员特意从涉县军区司令部赶来看我,还送我一桶酱菜,这种东西在当时是十分昂贵的。在这种关怀和照顾的环境中,我不久便又穿上了白大衣,为伤员治病,不过这次我是出自真心,想站在八路军同一立场上工作。在早晨和下班后的晚上自由支配时间里,我读《贫乏物语》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晚上把油灯拨亮,记笔记,往往精读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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