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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俱乐部的战和之争:胡适主张“苦撑待变”

时间:2016-07-21 11:34:39分类:抗日战争来源:中国历史网

低调俱乐部的战和之争:胡适主张“苦撑待变”

“低调俱乐部”时期的公开言论产生了影响,实务家因了这思想基础便要诉诸于行动。陶希圣当日不但主和,而且主张“战与和”可以并行不悖,谈判桌上是战场情势的延续,且战且和,“调停行动是双方取得战争利益或减低军民伤亡的手段,放弃调停则可能失去作战的最终目的。”

当日本后来修改“近卫第一次声明”,明确暗示排蒋之后,日方仍可与中方新的领袖进行和谈、诱降汪精卫之时,陶先生便冒险去见汪,最终发现自己落入了日本人吞并中国的巨大阴谋之中。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彼时去河内,真的是为了中日战事早日和平解决乎?抑或,真的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乎?以汪氏的性格,即便他成为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也绝难做一个有成效的强人政治。很难说他有真正的信仰,且绝非坚刚不可夺志之人。

低调俱乐部的战和之争:胡适主张“苦撑待变”

唐德刚先生在为《高陶事件始末》所作长序,看似延续了唐氏论史的诙谐风格,其实对汪派人士的“低调”进行了严厉批评。说他们“算盘打得太清楚”,自觉众睡独醒,考虑周详,不知处乱世,当大事,往往都是乘势而为之的道理。全民抗战那股拼命的精神,便是支撑民族打赢这场战争的“势”,抗战八年,说穿了就靠这股气维持下去的;并且把胡适的“低调”同其做了区别。

唐先生说,胡适那时对战局的悲观,原不下于汪派的低调人士。但是胡适自己盱衡全局,却觉得“战难和亦不易”,所以强调要“苦撑待变”。后来美国参战,战局起了根本的扭转,充分映证了胡博士的判断。

唐先生的批评虽然严厉,但现在看来确实见史家的眼光。我们不要忘记胡博士也是一位阅尽沧桑的史家,如果把他当年的“低调”看作一种“超然的理性”,那么汪派人士的低调及其后来的言行,就是一种“绝对的理性”的后果。绝对的理性往往执拗于自己的判断,根本怀疑信念的力量能翻江倒海、逆转历史的进程。在抗战这种“处乱世,当大事”的非常时刻,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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