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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都驳了些什么?

时间:2016-05-16 22:26:17分类:近代名人来源:中国历史网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都驳了些什么?

凡念过中学历史,大抵都背过这么一篇文章,那就是国学大师、革命家章太炎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此作被视为近代中国三大论战之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的重要代表作。然而,素来以狂狷著称的章太炎在针对自己曾经信奉的教主康有为(章太炎曾加入康的强学会)时,到底做出了怎样的驳斥呢?

在一探究竟之前,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章太炎跟康有为之间的渊源:

章太炎因受到祖辈和父辈之民族主义熏染,痛恨满族统治。1895年,他闻知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之举,大感振奋,立刻给康有为的“强学会”寄去十六元银洋,并申请会员资格,成为“康门信徒”。但作为一位朴学大师,章太炎却从根本上反对康有为之“新学”理论,尤其不满康赖以成名的《新学伪经考》跟《孔子改制考》(康直指由汉朝刘歆整理编订的“经”是伪经,而刘歆则恰恰是章最为推崇的学者)。

此后,章太炎加入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目睹了康门弟子恭维老师的诸般言行,更是火冒三丈,怒称“康有为能与孔子比吗?”之后跟《时务报》分道扬镳。虽然之后流亡日本时曾再次加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并一度试图调和孙中山之革命派和康有为之保皇派的关系,但最终仍对康有为种种保皇复辟的行径极为不满,在康有为七十岁时,更特地赠以“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一联加以讽刺。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都驳了些什么?

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背景在于康有为当时在海外发表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止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阐述了他反对革命排满、主张立宪保皇的立场。提出:立宪容易,革命困难,立宪有利,革命有害;只可以立宪,而不可革命。因此,从最根本上讲,章太炎撰文至为了驳斥康有为的谬论,澄清人们的思想,同时宣传革命主张。而在具体上,又可分为以下几点:

一、满汉是否同族同种。康有为提出中华民族已然一统,援引《匈奴列传》,以为上系淳维,出自禹后。“氏、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指出不管是北方的氏、羌、鲜卑,还是南方的骆越、闽、广,都跟中原人民杂居,已经难以区分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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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点,章太炎认为“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并表示,若是以天然来论,则“六洲之氓,五色之种,谁非出于一本?”最主要的是,章严格提出了骆越、闽、广跟满的区别,指出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并发出质问:“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而满人之所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则不过是“南面之术,愚民之计。”

此外,康有为指出大家已经习惯了当时的衣服辩发,若是要改回宋明之服反而会觉得不自在。最次,章太炎驳之曰:强迫既久,习与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并提出太平军统治时期,大家都留发,而仅仅过了不到10年,当湘军破了太平军后,重新要求剃发时,大家便已经“朋侪相对,但觉纤首锐颠,形状噩异”。以此证明,衣服辩发不过是强制后形成的习惯,并非什么同化。最后的“野蛮人有自去其板齿,而反讥有齿者为犬类,长素之说,得无近于是耶?”一句极尽讽刺。

除上述几点逐一驳斥外,章太炎还花大篇幅针对康有为个人加以评论,主要涉及康与清王室的关系,以及康对于革命党态度的转变,最后寄望“若长素能跃然祗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以长素魁垒耆硕之誉闻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转移,不失为素王玄圣。”

从上述章太炎驳斥的几点来看,第一条显然是跟当今观点不符的,56个名族是一家早已深入人心,衣服辫发虽各有不同,但皆为大中华之一员。

第二条已是历史问题,难以细究,张养浩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大概可以稍作解释。但章太炎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具冲击的观点,便是康熙、乾隆以南巡而获亲民之美誉,殊不知在这过程中给民众带来的损耗,可能更甚于优待。这点值得深思!

第三条章所提事实明显,无可辩驳,只因康变法失败在先,且是遭到清廷阻挠所致,这是天然的靶子,无怪乎章太炎大肆攻击。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都驳了些什么?

第四条则极为有趣,章在这一点上似乎更多是为了攻击而作文,彰显了他大师级的国文水平,在说理上则十分混乱,甚至与自己的诸多观点相悖。譬如他说不敢担保革命党中是否有像拿破仑、华盛顿那样的雄才,而在他的《太严先生自订年谱》中,不止一次言及对当时革命的失望,称言革命中虽多,能当大事者却几乎没有。包括孙中山、黄兴以及各派军阀等人,在章眼里皆不足以担大任,没有胸襟谋略。再如,章在驳康提出的革命引入外国军队一事上也予以反驳,而其本人最不满孙中山的一点便是,孙为了革命而不断的跟国外势力勾结。

其实,康有为提出的“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在日后的历史发展中已经证明,连年的军阀混战,直到近半个世纪后方才安定,这其中最苦的,无非民众而已。李敖在其大作《北京法源寺》中,便赞康有为为“先知”,只是可惜生错了时代。至少在对革命的预言上,康有为确实“先知”了一把。

当然,章太炎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其在革命中展现的独立人格令人钦佩,而革命或立宪,也不是我辈能够评点得了的,或许正如太严先生所说,缺一盖世雄才吧。

二、满族统治者对待汉人是否仁慈,是否平等。康有为提出像俄国统治波兰、英国统治印度那样,人民只需要交租纳税,而无统治权,那才叫奴隶,而在清政府治下,满汉平等,并列举沈、李、翁、孙,曾、左及李等汉人权臣。至于政治腐败,则非满清一家独有,而是汉唐宋明一路沿袭。更特别指出,“圣祖立一条鞭法,纳丁于地,永复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

对于满汉平等一说,章太炎很简单的指出,曾左始终只是藩镇,并非参与内政,而即便破了太平军立下奇功,也是“爵不过通侯,位不过虚名之内阁”,而满人福康安一破太晚,就被封贝子郡王。至于一条鞭法,章提出“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羡平余,犹在正供之外”,而当需要征用“南米”供给驻防时,明知民众不高兴,便借“美名”以征收。

此后,章太炎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论点,原文为“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己居尧、舜、汤、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其酷有甚于加税开矿者。”意思就是,康熙跟乾隆多次南巡,其亲民的形象宛若能跟尧舜媲美,而在迎接他们巡视的过程中,佞幸小人接机敛的财,比加税开矿更为厉害。庄生有云:狙公赋芋,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都驳了些什么?

三、满族君主是否诚心愿意立宪。在这里,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之失败,成为了天然的靶子,章言:“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并指出,只要当皇帝“视天位如敝屣”,方可以谈行宪,而从历史来看,当时光绪之所以支持变法,“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章认为人情都是忠于利禄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耶?”

章亦指出,即便如康有为所言,皇帝未曾有满汉之见,那么新法还没有成功,便是皇帝个人能力的问题了,既然没有一个像俄国彼得大帝那样的雄才,又怎么能寄望于一人而行新政呢?

实际上,当时的请政府已经实行新政,效仿立宪制国家设上下两院,但在章太炎看来,那不过是形式多过实际,在握有决策权的上院中,“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显然与汉人无关,而后笔锋更是直指满洲故土早就被俄国人夺走,言辞犀利称,“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

四、革命固然要流血,但立宪就能避免吗?康有为之所以力主立宪,而不愿革命,其中一大主要原因在于,“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章援引英、奥、德、意诸国例子,表示立宪也要数经民变,才能得到自由议政之权。而对于康提出的“君权变法”,章则认为“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从而得出结论,“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

章太炎认为,立宪相较于革命来说有两难,既缺乏自上而下的雄才,又不足自下而上的民意,而革命显然已经符合民意,只是缺一个雄才而已。并提出“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

康有为提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章讥之:“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并称,正因为民智未开,才需要以革命形式强启民智。对于康有为提出的“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或请外国练军,或与外国立约,或向外国乞师。”章则以“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相驳,举日本推翻幕府统治时,也有法国人提出代为平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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