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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爱莲:采访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的美国女记者

时间:2016-05-15 22:35:30分类:近代名人来源:中国历史网

宝爱莲:采访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的美国女记者

宝爱莲活跃于中国的日子,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了。她的名字对今日的每个人都是陌生的。她1921年抵华,1940年离开,其生活与事业,谈不上轰轰烈烈,所以中外典籍,对她罕有提及。但我们今日还是把她翻了出来,因为在中国新闻史上,她是值得记上一笔的。

单看她的芳名,第一印象,以为不是来自伶界,就是出身青楼。其实,她是地道的美国白人,本名叫EdnaLeeBooker。若采用今日的普通话音译,大概可以叫艾德娜·李·布克。但她活跃在民国时代,那时的洋人若长居中国,无论是否通晓中国话,往往爱就着自己名字的母语发音,正儿八经取个中文名,而非随便闹个译音。熟谙中文的如福开森、司徒雷登,不谙中文的如端纳等,盖莫如此。因此,抵华后便拜师发蒙的Booker,自然不能免俗,成了所谓“宝爱莲”。给她取名的是上海的一位老学究王先生,用的是吴方言读音,于是EdnaLee便读成了“爱莲”。假如是让京城遗老用标准官话来取名的话,其实是应读成“爱莉”的。

她初抵上海时,中华民国刚届十岁,无比稚嫩,她也同样的稚嫩。刚出校门,云英未嫁,连意中人都没有。至于新闻从业经验,说起来是在美国干过,其实也就是蜻蜓点水,完全不知深浅。但她好学,有激情,敢冒险,对中国怀抱无限憧憬与痴迷,不存偏见。终于,在春蕾初放的年华,就只身远航,不远万里来到申城,一头扎进了老男人垄断的上海报界。

今日传媒行业里,女性占了压倒多数。大学新闻系也几乎被女孩子垄断。但在她那个年代,报社里绝少巾帼的身影。所以,她进了上海美资的英文《大陆报》后,成了绝对的稀有动物,被同事戏称为“姑娘记者”(Girlreporter)。

宝爱莲:采访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的美国女记者

说实在的,宝爱莲天资一般,身为记者,对世界大事一知半解,对中国的时政与历史更是懵然不知。中文学来学去,入不了门。母语写作水平,看她写的书,也乏善可陈。她在《大陆报》的作用,就是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各种社交场合,从半醉男女的胡话里,捞到一些花边新闻,填塞报头报尾,借机也替自己物色结婚对象。当然,她的存在,极大地改善了《大陆报》办公室沉闷的气氛。

就是在这些社交场合里,她结识了出自上海名门的宋美龄,第一次知道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兴趣开始转到了中国时局。

诚如英文谚语所说的,EveryDogHasItsDay(每只狗都会有出头日的),宝爱莲的出头日终于来了。1922年,中国北方出大事儿了。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为主宰中国而争斗,终至无可调和,准备开打。欧美媒体对此事非常关注,纷纷派员报道,而活泼好动的宝爱莲,主动担起了这任务,代表两家美国新闻机构赴前线采访。

宝爱莲天资虽一般,胜在行动力极强。她有美国姑娘的所有优点:独立,善动手,能吃苦,不怕脏,无娇气。她热爱户外活动,能跑,能跳,上得山,下得水,还是熟练的摩托艇运动员。所以,一说上前线,脱下晚装,蹬掉舞鞋,换上马裤旧衣,不管语言不通,不顾文化阻隔,挤上难民成堆的恶臭火车就走。这一点,中国女性要几十年之后才慢慢学到。

她从上海一路北上,先在奉天采访了张作霖、张学良,又在北京采访了徐世昌,然后南下洛阳见到了吴佩孚。这时,她的女性身份占到了大便宜,吴佩孚对她大有好感,又是明志,又是赠诗,最后邀她共赴保定府,到家里作客。所以,宝爱莲就以贵客的身份,在吴府内院勾留了多日,与吴太张佩兰同吃同住,状如亲人。在西方记者中,她是真正“深入”到中国军阀私生活里的唯一之人。而这段历史,在有关吴佩孚的所有研究资料里,竟然付诸阙如。

宝爱莲住进保定吴府未久,就等到了第一次直奉大战正式开打。她冒着枪林弹雨,第一时间赶到长辛店前线,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从战场退下时,她挤在伤兵堆里,眼看着一个个年轻生命在脚边死去。后来换了一列火车,整节车厢除她是活人,其余全是棺材,里头是一具具残损的尸体。

大战进行中,她采访了冯玉祥,又抽空往太原采访了阎锡山。她受枪击,受炮轰,遭赵倜士兵的伏击,无数次死里逃生。其勇气与职业精神,与任何一个男同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战结束后,她在保定采访了志满意得的曹锟。回途经天津时,又采访了将接替徐世昌的黎元洪。至此,中国北方的军政强人已被她一网打尽了,剩下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群雄了。于是,她又开始计划南下了。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直奉大战时,虽然战事发生在中国首都郊外,虽然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但实时新闻报道的主力并非中文报,而是各种英文报纸,包括《字林西报》《文汇西报》《大陆报》及其晚刊《星报》。其中,尤以《大陆报》系的报道最力。至于各中文报刊,大多翻炒西报内容。翻开陈冠雄的《奉直战云录》,有关战事进程之描述,通篇援引各西报的报道,无法从中文报纸中获得点滴。中国人的事情要从外国人的报道中了解。

而《大陆报》对此场战事的成功报道,宝爱莲功不可没。她“嵌入”在吴夫人张佩兰的内院,与“嵌入”在吴佩孚前线指挥部的男同事柯罗思相呼应,立体报道了这场战事。直到今日,他们的报道,还是了解这场战事具体场景的基石。

宝爱莲:采访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的美国女记者

从北方回上海后,宝爱莲不及喘息,又奔赴广州,采访代表中国未来的革命阵营。她注定要见证历史,甫抵广州,便遇上陈炯明叛乱,差点送命。而这时,经历了直奉大战的九死一生,她已成长了,是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任何危险都不足以让她放弃报道工作。她顶着炮火找到电报局,发出了陈炯明叛乱的电讯稿,成了全球第一个报道此事的西方记者。她刚走出电报局大门,两颗炮弹落到了电报局屋顶,将建筑炸塌了。

得知孙中山已从总统府逃往永丰舰后,她又设法联系一艘摩托艇,漏夜顺珠江追寻而去,非要见到他,完成采访任务。摩托艇驶到半途被拦截,机枪扫射过来,驾驶员当场中弹昏迷。她临危不惧,抢过船舵,亲自驾驶,逃出险境。原来,她在加州就是摩托艇爱好者,十六岁时就精于此道,没想在遥远的东方发挥了作用。到了永丰舰,她手脚并用爬上船舷,终于见到了孙中山和蒋介石。

宝爱莲的经历足以证明,她已超越了普通记者,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传奇性人物。舞文弄墨非她所长,但行动能力过人。换上稍有文采的人,只需有她经历之十一,就足以写出引人入胜的佳作,搏个大大的好名声。

但对宝爱莲来说,人生就是场体验而已。从广州回上海不久,她便辞去了《大陆报》的工作,只保留了国际新闻社特派员一职。随后便是结婚,嫁给了美国人约翰·波特。长子出生后,她把国新社的工作也辞了,成了职业家庭主妇,相夫教子,就此淹没在上海的外国人社区。

旧时代在华的外国人,无论行业与出身,都要写书,讲中国与自己。宝爱莲也不能免俗。她一生出版过两本书,头一本是《新闻为重》(News is My Job,a Correspondentin War-Torn China,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40),后一本是与其丈夫合作的《逃出中国》(Flight from China,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45)。

《民国群雄采访录》选取《新闻为重》一书的部分章节译出。前文说过,宝爱莲此人风骚不逊,而文采略输。她的书文字乏味,内容杂乱,轻重不分,编排无序,夹杂对中国历史谬误百出的介绍,对时局背景毫无见地的交代,更穿插无趣之极的生活琐事,啰啰嗦嗦。如果全盘照译,必然不堪卒读。因此,笔者在翻译时只择其精华,冀突出重点,将最具相关性的内容呈现给当代读者。

宝爱莲的另一本书《逃出中国》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她自己写的,不知所云。后一部分是她丈夫波特写的,讲述他在上海沦陷后被日本人囚禁三年的生活,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可与鲍慧尔《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及其它同类作品参照阅读。讽刺的是,波特作为美国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无论文笔还是逻辑都远远好过以写作为业的太太。至写作此文时,《逃出中国》尚未译成中文。

宝爱莲在华生活了二十年,不仅自己深深卷入中国的历史车轮,也影响了其长子小约翰·波特。他随父母长期生活在中国,后任职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从事对中共的间谍活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受监禁审讯。小波特后根据此经历出版《九死一生》,颇为热销。小波特已于2014年过世,时年八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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