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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元甲上海滩一夜成名:同盟会系幕后推手

时间:2017-07-06 17:41:05分类:近代名人来源:中国历史网

霍元甲上海滩一夜成名:同盟会系幕后推手

909年春,上海滩刮起了一股霍元甲旋风。旋风起源于前来中国走穴淘金的英国大力士奥皮音。这个来自英伦的“型男”在位于四川北路的亚波罗影戏院(ApolloTheatre)表演举重、健美等,严格地说,无非是个走江湖、卖把式的洋艺人,在技击格斗方面,只会些花拳绣腿的招式。洋卖艺的当然也要吆喝,指望大清国人民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奥皮音的吆喝有点过头,在舞台上公然表示要与华人打一场擂台,被记者们一炒作,成了对“东亚病夫”的挑衅与侮辱,深深地伤害了大清人民那本就敏感而易受伤的感情,于是,“沪人哗然”,群情汹汹,渴望着本土英雄们挺身而出,为国争光。

霍元甲就在这个时候闪亮登场。

幕后策划

为霍元甲在幕后做策划的,是他的哥儿们农劲荪。农劲荪在天津经商,身家富裕,在经济上一直照顾霍元甲。据说他也是霍元甲在政治上的启蒙者及几乎所有事业的幕后主持者,正是在他的谆谆教诲及不懈的包装下,霍元甲从靠拳头吃饭的一介武夫,最终树立了类似民族英雄般的光辉形象。

霍元甲上海滩一夜成名:同盟会系幕后推手

农劲荪是同盟会会员,他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推动者:陈其美(即陈英士,其侄子为陈果夫、陈立夫)。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助手,也是当时藉藉无名的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身为青帮骨干与同盟会高级干部,陈其美在上海负责协调这两大帮派的造反事宜。依靠黑帮闹革命屡战屡败后,同盟会便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此时,大清政府正在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宽容局面,在地方自治运动中,一些以强身健体为旗号的民间准军事力量纷纷出现,同盟会自然也要抓住机遇,“希望十年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陈其美语录)。霍元甲在江湖上名头响亮,而且又是农劲荪的哥儿们,自然是第一选择。

事实证明,同盟会策动霍元甲迎战已经在上海家喻户晓的奥皮音,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借势公关”。报刊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霍、奥之战俨然成为事关中华民族尊严与脸面、彰显“黄魂”(即黄种人的魄力)的巅峰对决。

万众瞩目之下,策划者们开始在上海著名的“张园”内搭建大擂台,“高达4尺,宽广20尺”(两个月后,大清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也在此举行第一次股东大会,参阅本专栏8月24日《帝国的墙脚》)。霍元甲在报上刊登广告,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并宣称“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

吊足胃口的霍、奥之战,最后没有上演。主流的说法是,奥皮音被霍元甲和其所代表的中国真功夫吓破了胆,落荒而逃。“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样的结局,自然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威风。

而据居间担任翻译的另一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的小同乡陈公哲回忆:“奥皮音初来中国,不晓国人拳术比赛方法,只取西洋拳术比赛规则,手戴皮套,只击腰围上部,不许足踢。霍元甲则以中国擂台打斗方法,手足并用,无所限制,如有死伤,各安天命。彼此协商,未能获得协议。”其实,奥皮音无非是个跑码头的卖艺人而已,“嘴大”并不意味着“无脑”,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没必要非把大英帝国的荣誉套在自己身上,与中国功夫名家性命相搏。

总之,在这场高调宣扬的比武中,霍元甲已经不战而胜。为了满足台下观众的热情(笔者尚未查证到同盟会设定的入场券票价),主办者只好邀请观众上台打擂,“以不伤对方为原则,以身体倒地分胜负”。一场关系到民族荣誉的大战,至此演变为一场集体联欢。霍元甲及其徒弟自然是轻松获胜,自此在上海滩打响了名头。

霍元甲的品牌在上海滩立足后,同盟会再接再厉,于1909年当年就开始在闸北的王家宅筹备“精武体操会”,自然挂的是霍元甲的名头:由霍主持精武技击并习军事,农劲荪担任会长。“精武体操会”宣称以提倡尚武精神为目的,招收12~35岁的健康男子,每人收会费鹰洋2元。

次年,大清政府依法批准成立“精武体操会”,首批会员73人,成为日后反清的骨干。而霍元甲本人也在随后不久离奇死去,一般认为是被日本人下毒致死。

枪杆子脱手

同盟会对精武会的“类黄埔军校”政治属性,毫不讳言。孙中山的亲密助手邵元冲,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其时有北方拳术家霍元甲到申,先生(陈其美)重技术,就相结识,谈论间颇觉霍君富爱国思想,乃运动上海各界人士为技击者谋划创办学校,挑选同志中志向坚定体格强健者,由霍君传授拳术,并及军事,以应革命之需要。”(《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日后,当精武体操会改造为精武体育会时,处在政治低潮的孙中山亲临训话,俨然将该会当做了自己的军官学校。

霍元甲上海滩一夜成名:同盟会系幕后推手

其实,类似精武体操会这样的武术团体,在晚清及民国初年,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这其间,自然有着强身-强国的朴素追求,但背后也掺杂了各种政治势力跑马圈地、拉杆子聚团伙、以期实现“枪杆子(包括刀把子)里面出政权”的现实目的。

同样在1909年,性格温和的苏州人,也在地方自治运动中,建立了“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后来改造为“苏州市民公社”。根据“公社”的章程,“本社以联合团体,互相保卫,专办本街公益之事为宗旨”,属于街道商民的自治机构,但这些“居委会”却在不久后以健身强体为理由,获得政府许可,建立了准军事的保安组织。由苏商体育会等自治机构演变而来的“苏州商团”,到民国时居然发展成下辖45个支部、2000余名“团员”、1400多杆枪及其他军用设备的庞大武装。

其实,在大清国的改革过程中,地方的分离趋势一刻也没有停歇过,并在关系到政权根本的警政、国防方面屡有突破。早在戊戌变法期间,湖南就成立了“保卫局”,由官、绅、商联办,行使地方的公安大权。而新政改革中,上海成立了“南市商会公会”(上海商团公会),公开组建武装力量,在政府许可下,配备了160支步枪及500发子弹,人员多达2000人。其后,这支商团武装更名为“上海保卫团”,在上海历次的政治武斗中,时而唱红脸,时而唱白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开创了上海地方武装干预政治的传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历来是中国历史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样的,这条真理的反推也无数次地被历史所应验:枪杆子脱手,政权一定会出问题。晚清政治改革不断加速,并最终失控导致翻车,其中,包括准许地方建立准军事力量,乃至允许这种准军事力量脱离中央的直接控制,都直接引发了中央权威丧失、凝聚力涣散。大量地方准军事力量的出现,并没有推动宪政改革中设定的地方自治,相反,却推动了地方的离心,并为日后军阀林立准备了丰饶的土壤。晚清到民国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由爱新觉罗家族大一统的中央独裁,转变为各地实力派在地方上的小型独裁,共和取代了君主,却没有改变权力万能及赢者通吃的规则,“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依然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非是把主语“皇帝”替换成了别的与时俱进的名称而已。

在这样的天地之间,功夫卓群的霍元甲,自然也无法逃脱作为枪杆子的宿命定位,以一个英雄的悲剧,演绎一个时代的悲剧,去激励无数生活在悲剧时代中的时人及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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