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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田汉最初将"义勇军进行曲"写在香烟锡纸上?

时间:2016-04-30 06:31:27分类:近代名人来源:中国历史网

解密:田汉最初将"义勇军进行曲"写在香烟锡纸上?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著名的台儿庄大捷中,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亲眼目睹中国官兵端起步枪、挥舞着大刀,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本军队的炮火向前冲锋的壮烈情景。这位美国记者为这首中国救亡歌曲感动。这首鼓舞中国士兵英勇抵御外侮的《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而田汉就是地道长沙人——

一、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最初写在包香烟的锡纸上?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这曲慷慨激昂的旋律奏响,每一位中国人都会不由自主以庄严神圣之情自动肃立,这首原名《义勇军进行曲》的歌曲早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最初诞生于1935年,它是一曲响亮的抗日救亡号角,唤醒和鼓舞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抗敌救亡。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词作创作经过,以往有一种说法: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时,已被关进国民党监狱,田汉的妻子林维中借探监之机带出田汉写作于烟盒锡纸上的歌词,并交给聂耳谱曲。

其实,《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本人,至少两次在报纸和杂志上撰文称:“这支歌曲,我原想写得稍长,歌词写好后,因(电影)摄制前,我即被捕入狱,就成为现在这样子”,“《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是作为(电影《风云儿女》中)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但据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写在(电影梗概的)故事里面,而是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字抄下来的。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地模糊了”。

歌词创作者田汉坦承自己已记不清当初创作的情形,看来《义勇军进行曲》作词经过,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团了。

解密:田汉最初将

不过,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上却载有夏衍同志谈《义勇军进行曲》一文,或许能给云遮雾罩的谜团来个拨云见日。

夏衍在1983年报纸中指出:有人误传《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连田汉本人也模糊了,其实田汉的《入狱》一诗才是写在这种衬纸上的。在田汉入狱前,田汉已经交给剧组《风云儿女》剧本梗概,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就写在梗概原稿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耽搁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田汉是在1935年2月的一个晚上,送梅兰芳出国赴苏联演出后不久,在家中被捕的。此后夏衍继续完成了因田汉被捕而留下的《风云儿女》分镜头剧本的写作。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夏衍显然比其他人具有更大的发言权。

夏衍还提及另外一件事:作曲家聂耳当时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马上来找夏衍,说:“听说田先生写的《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请交给我作曲吧。”

此前,田汉与聂耳已有数十次歌曲的成功合作,且聂耳最初是由田汉从湖南湘潭朋友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发现这个人才的。这一次聂耳要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态度极其坚决。夏衍先生便把谱曲工作交给了聂耳。“聂耳以惊人的热情与速度谱写了这首曲子”。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词曲创作的基本经过。

二、《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最洪亮的怒吼

1935年7月,电影《风云儿女》在全国放映,此时正逢田汉从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出狱。当他看到报纸横栏大黑体标题上写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字句时,感到特别兴奋。但阅读全文,田汉却得知“战友”聂耳在日本不幸溺亡的消息。

此前,外间曾纷传国民党反动派将逮捕爱国音乐人聂耳,聂耳遂决定离开上海,转道日本,前往苏联学习。但聂耳在日本千叶海边游泳却不幸溺亡。

闻此消息,田汉大恸,写诗一首: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如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随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与此同时,田汉也发现,《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与他的原作相比有所改变,“显然聂耳在作曲时替我加了工”。

比如,歌词第一段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第二段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聂耳把两段合成一节,保留“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然更加合理”。

田汉还认为,聂耳作曲爽朗明快,善于处理别人很不易驾驭的语句,这首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句子太长,很难驾驭,但聂耳处理起来,却极为自然有力。

田汉在内心十分感激聂耳的谱曲,认为他的曲子充溢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时,用简单有力的音节,最好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但是他的感谢已不可能再当面向聂耳表达了。《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为聂耳短暂人生中的最后一件作品。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举行首映时,当日,《中华日报》电影宣传广告上写着:“再唱一次胜利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申报》电影广告栏也写道:“这儿有雄伟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迅速传遍中国大地,且越来越响亮,竟成为抗战期间中国军民齐声发出的最洪亮怒吼。在著名的台儿庄大捷中,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亲眼目睹了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舞着大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军的炮火向前冲锋的壮烈情景。

后来创作有《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名曲的歌词作者乔羽在1979年《人民音乐》上刊文说:“从我少年时代起,中国土地上便唱着田汉同志作词的歌曲……许多人唱着抗战救亡歌曲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消息通过电波传到湖南偏远的辰溪,驻扎辰溪的王耀武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官兵和湖南大学青年学生,更彻夜高唱抗战救亡歌曲。驻扎在湘西的军民,用《义勇军进行曲》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欢乐之情、感激之意,他们反复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壮怀激烈的歌曲,希望冲破眼前一切难关,憧憬未来美好生活能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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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义勇军进行曲》唱遍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后成为新中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唱响全中国,在世界反西斯战场上,更插上一双翅膀飞舞着成为一支国际战歌,激励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马来亚一支华侨和其他各族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就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

早在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放映之时,《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救亡歌曲即经百代上海分公司灌制成唱片,传到东南亚,直至全世界。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用中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序言。在当时的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中国教育家陶行知从欧洲回国经过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歌,引为奇异,此后陶行知在国内数次演讲中屡提此事。梁思成在美国讲学时,在街头听到有人骑着脚踏车吹口哨,吹的正是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回头一看却是一个美国十来岁的孩子。肖三在苏联莫斯科参加普希金诞生150周年活动时,有外国歌手用中国话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以上这些足以证明,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心是一样搏动的,这当然是田汉、聂耳以及中国新诗歌音乐界的光荣。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会议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国歌、国都拟定小组。7月10日经政协常委会批准,向全国发出征集国旗、国徽、国歌议案,到8月20日,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词谱694首。刘良模、梁思成、张奚若等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国歌。当时有另一种意见认为,因田汉歌词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预备只用《义勇军进行曲》为曲谱另外再制作新词。但张奚若认为,仍用原词更有历史意义,并举法国《马赛曲》为例。毛主席与周恩来副主席亦赞其说,谓“安不忘危”。因此,《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中国代国歌。

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之时,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进行大阅兵。

其时田汉的儿子田海男作为华北战车团代团长,他和东北战车团领导一起带领新中国的坦克受阅部队开过天安门,向新中国领导人致敬。当新中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旋律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时,田海男的泪水顿时模糊了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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