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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刘文彩什么样?五姨太诉说真实的刘文彩

时间:2016-04-30 06:28:28分类:近代名人来源:中国历史网

真实的刘文彩什么样?五姨太诉说真实的刘文彩

1958年一个北风呼啸的早上,一队青年工人肩扛铁锤钢钎,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钢铁厂开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梁”的开阔地,向坐落在这里的一座豪华巨大的坟茔发起“总攻”。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馆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只见它宽大坚固,虽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开棺盖,但见死者仰天而卧,寿衣非常结实,用刀子戳都很难戳开,棺材中塞了许多蚕丝绒,这时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动的人群更加无法自持,他们一拥而上,把棺材主人从墓穴中抛出来,抛到杂草丛生的河滩上。守墓人刘清山出身贫农,但他无法理解毁墓掘尸这一革命行动,跑前跑后地劝说阻止激动的人群,四天后,又气又急的刘清山老人便死在了墓旁。

被从墓穴抛出来的是四川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尸首被抛出后,在风雨中一天天腐烂,只剩得几根白骨。据说白骨被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个神秘的地方。腾出来的上好棺材,被用来安葬守墓人刘清山;绣花鞋和鞋尖上的宝珠不翼而飞,一直踪影皆无。

刘文彩被塑造成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恐龙。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门牌由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题写,1959年春节开门迎客,设十九个展室,展出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封建会门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最后是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刑具,陈列了大斗小斗、佃户名册、账本、铁链、铁枷、脚镣手铐、手枪、手棍刀加快枪、钢丝鞭、青杠扁担、血衣等。据馆方称,这次展出效果很好,一般观众怀着愤恨沉痛的心情,在参观时骂不绝口,“有些老大娘看过刘文彩的刑具、水牢后,在出口处泣不成声地哭诉、痛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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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尘封许久的真实,我们是否要怀疑历史学家们的良心和责任了?这么久了,历史学家们为什么选择了沉默?我们这些60年代上学的人对刘文彩的“黑暗”印象几乎根深蒂固,那么刘文彩到底是怎样的“地主”呢?

“刘文彩的家中从来就没有设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当年经常忆苦思甜的冷妈妈说了太多不应该说的话。”“水牢”原本是存放鸦片的仓库,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过是刘家摆放瓷器和年货的储存间。我们原来关于刘文彩的许多恐怖性的记忆和联想,都是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

“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家乡)的不少农民回忆说,刘待人厚道,常对邻里乡亲扶危济困,特别是到晚年,他个人出资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元)兴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我的确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刘文彩的乡亲没有必要也不会编些瞎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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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26日,成都大邑安仁镇猪市坝的低矮民居里,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第五房姨太太92岁的王玉清撒手人寰。在王玉清去世的前半年,记者对她的一次跟踪采访中,她的张姓保姆这样告诉记者;“她每天早晚都要烧两柱香。”记者至今清晰记得,当时王玉清接话说;“我想‘老头子’!我是在给‘老头子’烧香。”一个古稀女性说到此时,眼中流露出的竟是丝丝柔情和些许羞涩!

刘文彩病死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的五姨太王玉清仍如此刻骨铭心地思念祈福着他,仍念念不忘和他一起走过的日子,这于王玉清这样一个普通中国女性而言是喜,亦或是悲?怪不得有研究者在王玉清死后这样评价她,“她生前是中国大陆仅存的最后一个五姨太了。”“盖棺定论,她已经成为永远的五姨太,悲剧式的女人。”

1911年,王玉清出生在大邑蔡场万延村一户农民家庭。王玉清父亲制作的谷花糖香脆、甘甜、化渣。王家人勤于劳作,省吃减用,日子也算富足。王玉清自幼聪慧,读过两年私塾,还学得一手闺中“红线”,颇讨大人喜欢。长期以来,盛传一种说法是,王玉清是在砍材时被路经的刘文彩看中,并“霸占”到手的。当时的她双目圆睁道:“我是明媒正娶的!”

1937年农历4月24日,52岁的刘文彩的接亲队伍一路吹吹打打,直奔蔡场万延村,用一乘青纱小轿抬走了方龄25,如花似玉的王玉清。婚后刘文彩对王玉清十分宠爱,每当刘出远门或到镇上“公益协进社”“办公”时,总要叫王玉清一同前往。逢文彩中学开学或毕业典礼,“校董”刘文彩身后站着脚蹬高跟皮鞋披金挂银的王玉清。

1949年3月,“‘老头子’病重后,好多次躺在床上,流着泪跟我说,‘我死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每次他说完这话,我们都抱在一起,眼泪跟到流。”刘曾到成都文庙后街诊治、调养。当年9月的一天63岁的刘文彩病死成都。六十年代,“四清”开始后,王玉清作被安置在一简陋的“知青房”里,“文革”中遭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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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建的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泥塑《收租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社便把她当作“五保户”来看待,她享受到了“每年6斤菜油、400斤口粮、400元钱”的待遇。后来,王又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迁居安仁镇,以方便就医。县里根据她的特殊情况,特批了她的请求。落户安仁镇后,王先后住过原乡政府办公院和后来的猪市坝原布鞋社旧址。生活费主要来自蔡场乡政府、安仁镇政府及刘氏庄园博物馆的补助。

1999年3月一天,一个正坐在街边晒着太阳的耄耋妇人,在另一年老妇人的搀扶下,起身向我们蹒跚走来,手里握着一根权作拐杖的木棒。王玉清的家阴暗潮湿,厨房内一个由红砖和石板搭起的灶台上,放着几只土碗和一只药罐。卧房里摆放着两张老旧的单人床。床上的被褥单薄且已很旧,但收拾干净整齐。

王玉清生性开朗乐观。1987年,应一日本访华团体的请求,她出现在刘氏公馆,回答了日本客人的许多提问。据说,她的回话都十分得体。当时她走近那张漂亮的“龙凤床”前,躬身掀开床上的褥垫,仔细端详,久久摩挲着。1999年3月,记者见到王玉清时,她大声向记者道,“我这个‘寄生虫’、‘王沾光’,全是托邓大爷的福,沾党和政府的光呵!”今年初,92岁的王玉在在清闲逛时,摔了一跤。王死后,安仁镇政府给她办理了全部后事,并把她的骨灰运回了蔡场娘家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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