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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戴笠心机极深的遗嘱:戴笠遗嘱写的什么

时间:2016-09-28 08:06:12分类:近代名人来源:中国历史网

西安事变戴笠心机极深的遗嘱:戴笠遗嘱写的什么

导读:这份“遗嘱”可谓戴笠心机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情造作,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看,戴笠那一化险为夷的妙招,是在无可奈何之中做出的自我保护之举。

事变前后情报失灵

戴笠嗅觉敏锐,心思缜密,为天生的特工人才。1932年3月,他被蒋介石指定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同年9月军事委员调查统计局成立时任二处处长。这位黄埔六期生后来居上,实职和权力一跃超过不少早他几期的黄埔学长。戴笠的二处为军警处,负责掌握各军队的动向,特别是对非中央军进行内部渗透、安插、收买、窃听等,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情报会迅速汇集,由他综合分析判断,随之做出相应措施。

东北军刚入陕时,由于兵力强盛,与西北杨虎城部有些摩擦,张、杨之间一度也有误会。后来在高崇民和中共的协调下,张、杨认识到他们之间如加深分歧,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为不被蒋各个击破,双方应团结一致,共促蒋介石加快抗日。

张、杨都是有心机的政治人物,为麻痹监视他们的特务,双方往来采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时还故意暴露一些矛盾对立事件。这些举措,把戴笠和张、杨身边的晏道刚都蒙骗了,张、杨西安扣蒋事件得以顺利进行。

自12月8日张、杨决定兵谏后,东北军和西北军都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对于这些调配部署,戴笠的耳目竟毫无察觉和报告。

戴笠与蒋介石

南京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最早是樊崧甫于12日下午3时许发出的电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获知西安异动,戴笠如坐针毡,频频向西安秘密电台呼叫,均如泥牛入海。直至次日,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才报告:张杨异动,校长被押,情况不明。而此时公开媒体都报出确切消息,张、杨《对时局宣言》也已在12月13日《解放日报》刊出;宋美龄已收到张学良发出的电报,连远在香港的宋子文也获知确情。这一切无疑是打了戴笠一记闷棍,他的情报机构全线失灵,他要获知西安的情况还得通过其他渠道来了解。

戴笠感到事态的严重。万一仗打起来,不但“校长”性命不保,他的人生之路也将发生重大逆转。“复兴社”头目文强对此时的戴笠有形象的回忆:“我记得事变发生的三四天之内,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办法是赶快找到能飞檐走壁的夜行者,准备爬越城墙,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文强《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

自由之中立下“遗嘱”

正当戴笠万念俱灰之时,转折点突然到来。宋子文12月21日从西安返京,即邀戴去他住处,告诉他将再返西安,并请他一道同去营救委员长。戴笠惊喜万分——宋子文在关键时刻还是要起用他。

12月22日中午,戴笠随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郭增恺同乘一架飞机经洛阳转至西安,抵达时,已是傍晚。戴笠此行西安约为两天时间,从陆续披露的史料看,他没甚作为。张、杨也没有为难戴笠,反而给他很高的礼遇、自由的行动。或许为了弥补此前的严重失职,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城府深厚的戴笠触景生情,急中生计,在张学良公馆写下了一份“遗嘱”: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学良)寓地下室。”

这份“遗嘱”可谓戴笠心机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情造作,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这份“遗嘱”虽未署日期,然从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及“领袖蒙难后十二日”句不难推算,当写于12月23日,戴笠到达西安仅仅还只一天。戴22日傍晚到达,24日离开,他在西安停留的时间再怎么算也不到两天整。那么,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来看戴笠这两天的活动:22日傍晚,赴西安众人抵达张学良公寓,稍作停留,宋美龄去了蒋介石处,戴笠则随宋子文、蒋鼎文与张学良洽商有关西安之事的处理,此事见之于宋子文日记和蒋鼎文纪念集相关记载。是晚戴在张学良公馆用餐和住宿,同吃同住的还有蒋鼎文和“西北剿总”的政训处处长曾扩情。曾扩情在《西安事变回忆》记述:“张(学良)把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送到蒋介石处,留戴笠、蒋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戴、蒋两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银行”。又据《蒋鼎文纪念集》载,宋子文也与蒋、戴一起住在张公馆地下室。

第二天,也即23日,张、杨提出西安事变谈判建议方案,宋子文感到棘手,赶忙召蒋鼎文、戴笠共商对策。三人紧急会商后提出一个反建议书面方案,并报蒋介石批准,此事宋子文12月23日日记有较详细记述。反建议这种重要书面方案,讨论斟酌显见不可能一时三刻,且这一方案还要等待蒋介石批准后,三人才可决定或聚或散。而到了24日,戴笠则不辞而别离开西安。宋子文12月24日日记作如是载:“戴(笠)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以上是三个亲历者记录他们与戴笠在一起的活动。

再来看戴笠此行的身份:戴笠是由宋子文提名,由张学良出面邀请的,是同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一样的南京方面的使者,实际上是代表南京方赴西安谈判的代表之一。宋子文12月21日日记载:“一、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的态度。二、由戴雨农(笠)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我把我的决定通知张、杨,获其同意,且张(学良)给蒋夫人与戴(笠)写了信。”

经过如此官方商定程序奔赴西安,且是解决事变问题的关键时机,张学良不可能也不会拘禁一个南京所派的官方使者。

其三,张学良是一位重义守信,有点江湖侠义之人。孔祥熙、宋美龄、黄仁霖还是陈诚等都多次提及这一点。孔祥熙说:“张学良平素为人,素重信义。”(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黄仁霖说:“张学良虽然轻率鲁莽,却还是一位信守诺言的人。”(《黄仁霖细说西安事变》)宋美龄说:“余固知张学良之为人,不至如此(不守信义),今更得证明矣。”(《宋美龄回忆录》)至于在对待当时南京所派,特别是由他出面所邀使者的接待诚意,陈诚《西安事变纪事》记录张学良的态度可予印证:“12月18日,今日张(学良)来,谓子文、墨三均拟来陕。一民(朱绍良)问张,他们来了,保能不失自由吗?张答,那我不能失信。”(陈诚著《西安事变回忆录》)以戴此时南京使者的身份,又事前征得张学良所同意,张不可能失信把戴笠监视扣押。

其四,从蒋鼎文和戴笠的自由行动来反证。这两天蒋鼎文除与戴一起参加了上面所述的相关谈判和商讨,还共住在张学良公馆地下室(包括宋子文)。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只是蒋鼎文比戴笠多了会访陈诚,面见蒋百里,会见周恩来,其余时间宋、蒋、戴等都是集体商讨对策和活动。难以设想,对同住一屋的几个大员,一个让他有合适的行动自由,一个会去做“离死不远”的囚徒式看管?客观事实也说明,张、杨没有对戴笠这样做。

其五,如前所述,戴笠与“二宋”同来,且戴是宋子文向张学良推荐并获张同意所来西安之人。按照张、宋的关系,即或张有除戴之想,在这特定情况下,张也要看在“二宋”的面上,何况这时候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在即,阎王都要放了,何必再杀戴笠这种小鬼?

其六,还有史料证明张学良对戴笠这趟西安之行不但不作“囚徒”监管,还予以相当礼遇。五十多年后,张学良89岁在美国接待郭冠英访问,郭对张旧事重提:“您在西安事变时,对戴笠不错啊!”张学良默然无语。(《张学良口述西安事变》郭冠英著录)

“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假如事实真如戴笠所述“离死不远”,那末戴笠就是死囚监管的待遇,他不可能参加谈判,不可能参加会商,更不可能在24日自由离开西安。须知,其时张、杨若要为难你,或要除掉你,就像除掉笼中之鸟一样容易。

实情仅是遭张嘲弄

张学良当年为什么同意宋子文把戴笠带来西安,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是晚年张的口述中,似乎是对戴笠的特务行径有所不满,这位公子哥儿出身的政治家在纵情地戏谑这位不可一世的特工王。

还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即8月底,在西安的特务们不通过张学良,就抓捕了张身边的人,包括东北大学的学生宋黎、马绍周和关时润等。张愤然道:“捉人居然捉到我的头上来了!”于是乘机武力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收缴到特务们汇报的关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情报,及有关于张学良本人的。这次行动羞辱了CC和戴笠们的卑劣行径。戴笠这次到西安,张学良给他一个小小的下马威。

其后,张学良语带机锋地问戴笠:“老戴,你们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我与杨司令搞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戴笠一脸茫然,嗫嚅半晌回答道:“我们从来不对副司令做特务工作啊!”(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

戴笠短短两天的西安之行,借所谓“遗嘱”来表忠心。为了自我保护,转移失职之过,他竟违背实情,矫揉造出如此“大作”,其心机之深,可谓无以复加。而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戴笠在南京俨然以功臣自居,与郑介民等弹冠相庆。

戴笠也许没有想到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宋子文、蒋鼎文、陈诚以及曾扩情等都会有各种文字通过不同渠道披露出来,稍稍梳理分析就可知当时的基本真相。这些角度不同且无意之中的记述,并非针对戴笠而写,然通过对照佐证,可以还原当时情况,足证戴笠的“遗嘱”是沽名掩世的“遗作”。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代特务天王留下了一个著名的历史笑柄,供后人茶余饭后把玩。可见要掩饰历史实情,有时也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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