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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最钦佩的学人竟是其弟子傅斯年 傅斯年简介

时间:2016-09-20 14:21:19分类:近代名人来源:中国历史网

胡适最钦佩的学人竟是其弟子傅斯年 傅斯年简介

导读:1917年夏,27岁的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那时北大的教授可不好当,因为学生学问不下于老师者大有人在。一次,一位学生在课堂上向胡适提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

这位学生,就是傅斯年,字孟真,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得意弟子。胡适后来坦白地说,他当时就发现了,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根底比他还好。

民国年间,学界群星璀璨。胡适阅人无数,但其评价最高的却是自己的学生傅斯年。傅斯年逝世后,胡适在致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唁函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孟真的天才,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害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我每想起国内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起孟真的胆大心细,能做领袖……”

大约两年后,胡适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又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孟真离开我们已两年了,但我们在这部遗集里还可以深深地感觉到他的才气纵横,感觉到他的心思细密;感觉到他骂人的火气,也感觉到他爱朋友,了解朋友,鼓励朋友的趋势亲切……”

胡适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评价傅斯年时用“最”之多,令人咋舌。他还说过:“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

傅斯年

五四时期的弄潮儿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其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曾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之美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家门早显颓势。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还是靠别人接济的。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在北大就读时,颇令一些教授头疼。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其时,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有不少学生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的学生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觉得很不错,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才没被学生们赶离北大讲坛。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在北大读书期间,傅斯年最轰动的事情就是领导了1919年5月4日的爱国大游行。当天上午13间学校筹备游行示威的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点半左右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也是他率领队伍冲到赵家楼。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就坚决退出学生运动,回到书斋。然后他就很快出国留学,一去7年,1926年秋才回国。

五四时期,傅斯年还组织新潮社和办《新潮》杂志。胡适后来曾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新潮》的编辑部,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3000元给《新潮》,这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他们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向蔡元培施加压力,要他辞退两个教员——《新青年》的旗手陈独秀和胡适;开除两个学生——《新潮》的主编傅斯年与编辑罗家伦。但蔡元培坚持不肯,保护了这些师生。

留学六年没拿到一张文凭

从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到1926年,他先后进入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勃朗克的量子论等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为了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傅斯年放弃了学位考试,留学六年没拿到一张文凭,一心只追求真才实学。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述,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

1926年冬,傅斯年学成回国。1927年春,他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系主任。傅斯年到校后,除了聘请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学有所长的教授任教之外,还特别关心学生的成长,特别强调要学以致用。他曾数次怀着一颗坦诚的心,苦口婆心地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就必须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很好的个性,愿意与人合作,善于沟通,懂得配合,深谙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于某些人把上大学当作求职敲门砖的行为,他很是不屑,觉得这种人目光短浅,没有梦想,特别没出息。

一年后,又负责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担任该所所长。为了更好地工作,他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所有职务。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积极寻找品学兼优的人才,派他们去国外进修深造。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22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从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子崖等处的发掘,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档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档案在清末曾被视为无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后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经立约买下,打算运回日本。罗振玉、马衡等著名学者曾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议时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蔡元培出钱买下这批档案,最终避免了一大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但在整理这些明清档案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斯年听了大笑,一时传为美谈。

“汉贼不两立”

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

此时北大恢复和整顿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对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任用伪北大教员的录用问题。担任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即派郑天挺去北平进行筹备。在北上途中,陈雪屏又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接受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傅斯年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场合。傅斯年听后十分不满,强调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陈雪屏解释了自己的难处,接受的学生多,北上的教师太少,根本忙不过来,只好录用了伪校一些教授。傅斯年仍然坚持,伪校教职员要一概摒弃,坚决不予录用。

傅斯年昔日的老师周作人看到报上傅斯年对记者的这番谈话后,当天在日记中说是“又闻巷内驴鸣”。后来在审判周作人期间,周的老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远在美国尚未归国任职的胡适写了封情词恳切的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胡适回国后果然出具证明为周洗刷罪名。但作为学生的傅斯年却一点不留情面,反而责怪胡适,说他“到职之后,放下北大校务尽可不管,首先第一要务,急急忙忙地替他办证明文件”。

北平的伪教职人员,尤其是在补习班任教的伪教人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组成团体,四处活动,还联合起来以罢课为要挟,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为伪教人员辩护。傅斯年毫不妥协。

傅斯年在声明中强调,教师是教育人的,为人师表,更应该先正己再正人,真正做到礼仪廉耻,为学生做志节的表率。他承认由于长期战乱,高校内缺乏师资,但是不能因缺乏师资而放弃最基本的原则。他申述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

台湾大学傅斯年墓园

12月下旬,傅斯年回到重庆后,北平教育界伪教人员又派代表到重庆活动,其中有一位在北大时与傅斯年交谊甚深的教授容庚,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斯年拍案而起,指着容庚的鼻子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庚架了出去。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曰《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后来,容再度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傅斯年才勉强作了接见,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要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任教,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大的门槛。

拒绝三民主义进台大

1949年1月,傅斯年带着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湾。告别大陆时,傅斯年心情很复杂,他曾反复吟诵陶渊明的一首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到了台湾,傅斯年兼任了台湾大学校长。为维护学术自由,保证大学的独立性,他明确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此外,他还提倡简朴的学风,鼓励兼容并包。有些人撰文攻击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说台大的某些教师是“共产党分子或亲共分子”,傅斯年两次在报上著文反驳,义正辞严地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突发脑溢血身亡,年仅55岁。今日台大的“傅钟”,就是为了纪念台大第四任校长傅斯年而命名的。这口钟上下课时都会敲响,每次都响21声。究其来源,是因为老校长傅斯年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刘继兴)

炮轰两位“皇亲国戚”

傅斯年有着学者的铮铮铁骨,曾炮轰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这两位权贵的背景和势力众所周知,一个是蒋介石的连襟,一个是蒋介石的大舅子,都是“皇亲国戚”。即使在国民党的党国军政高层,人们也不敢“妄议”这两位权贵。

据岳玉玺《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两件事》一文抄录的两封致蒋介石的信,他在1938年已经系统地整理了孔祥熙的罪状和人证物证,并认为孔祥熙“身兼多职皆不能胜任”,要求罢免孔祥熙的职务。但信到蒋介石手中,都入泥牛入海。

后来,一件事为傅斯年的倒孔提供了新的材料。1942年,国民政府从美国贷款中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开始发行得并不好,但后来行情迅速看好,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在此情况下,孔祥熙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由其部属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原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贪污舞弊行为。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

他抓住孔祥熙贪污的劣迹穷追不舍,最后,终于把孔祥熙轰下台。

当时,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知名学者,世俗的浮名和利益应有尽有,他还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从个人利益考虑,犯不着为此得罪最高当局蒋介石。但傅斯年就这样做了。他这样做,出于一种良知,出于理性的选择。1940年,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历数孔祥熙的腐败行为,接着说了这样的话:“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思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绝非无影响,去年几几干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也。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耳。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胡适来往书信选》)

宋子文上台之后,傅斯年在《大公报》公开为他说过好话。但是,很快发现仍然不行。打倒一个贪官,结果又来了一个贪官。

傅斯年发起倒宋之战的前夕,蒋介石于1月15日请他吃饭。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周刊第7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开篇就明确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文章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对宋子文进行了评说,最后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

这一次,傅斯年发的是连珠炮。紧接着,他连续发表《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两篇文章,追问“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那些人?”直言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中,他指出中国的国家资本已被权门资本侵吞,包括铁路、银行、航运等在内,都被“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冻僵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他认为当时的官僚资本首推孔宋二家,而两家又有不同的特点:“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

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他指出,从电厂到煤矿,说是“国营”,实为“宋营”。“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因此,他要让宋子文走开,而且提出国家征用孔、宋二家财产的建议,“最客气的办法,征用十五年。”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被迫辞职,离《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不过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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