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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谈父亲白崇禧:其主张革命不是桂系军阀

时间:2016-09-07 14:56:25分类:近代名人来源:中国历史网

白先勇谈父亲白崇禧:其主张革命不是桂系军阀

先声明:我父亲白崇禧不是桂系军阀

二二八事件在台湾的近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是发生在68年前,但它的阴影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台湾,影响着台湾的政治,更影响着台湾人的心理。所以要了解台湾,还是要对二二八事件有一定的了解。

切到二二八事件之前,对于白崇禧,我看到大陆方面对他的评价或者称谓,很多时候是桂系军阀。我说我父亲不是军阀,因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他见证过中华民国的诞生;他18岁参加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到武汉去支援;他参加北伐,那时蒋介石是总司令,邀请他做北伐的参谋长,是他从广州领军一直打到山海关。

台儿庄大战前期,蒋介石跟我父亲飞到徐州,要我父亲留下来,帮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台儿庄战役在中日战争中是关键一战,那时候南京沦陷,南京大屠杀军民死伤30万人,整个国家士气消沉,非常悲观,以为抵不住日军的侵略了。因为日军从上海、南京打下来,一路势如破竹。在山东台儿庄这地方给日军迎头痛击,打了第一次胜仗,那是1938年。那时候日军想要三个月解决中国的战事,这一战对他们打击很大,击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也奠定了八年持久战的根基。

1938年4月打的台儿庄,《良友》杂志大家都知道,当时最流行的画报,五月那一期以白崇禧做封面,四月以李宗仁做封面,所以那一仗非常重要,使全国士气高起。

台儿庄、昆仑关、长沙大战,我父亲参加了很多战斗,打了很多胜仗。他一路上参与中央的事情,所以我提出他不是桂系军阀,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北伐,参加过中日抗战,都是全国性的,并不是在地方。军阀都是为了地方军事利益,白崇禧是全国性的。

白先勇谈父亲白崇禧:其主张革命不是桂系军阀

为什么派我父亲去做善后工作?

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其实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那时候烟酒是公卖的,不准卖私烟私酒。台湾人民生活非常苦,有人就卖私烟。1947年2月27日,有一位老妇人卖私烟被抓到了,缉私人员没收她的烟,这会使她的生活更没有着落,老妇人就哀求这些人,但这些人用枪托打她的头,把她打昏了,这就激起了民怨,几个缉私人员一慌张,朝天开枪,那一枪打死了一个人。第二天,2月28日,有民众开始游行,很快野火蔓延。

从2月28日到3月17日这段时间,台湾有些曾经当过日本兵的人,一些流氓,把一股怨气发泄到外省人身上,在街上看到人就问会不会讲日语和闽南语,不会就打。有不少外省人被打伤,甚至危及性命。全省就这样失控了,一直到3月8日,国民政府派军队来镇压。

我们看看历史,这一时期情况相当尖锐,那几天蒋介石正派胡宗南部队攻打延安,国民政府的整个重心在延安方面。二二八事件这边,国民政府开始有误判,没想到那么严重,觉得不行了,才派军队镇压。军队一去,就逮捕了很多人。不光是军队逮捕,警卫总部和便衣队,很多机关也随便捕人,一片混乱,很多人糊里糊涂就被逮走了。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就派我父亲去做宣慰工作,善后。

为什么派我父亲去呢?第一,因为他是国防部长,有这个权限,对军队、军警可以直接下令;第二,他在抗战中有威望;第三,我父亲跟蒋介石的关系很复杂,他们40年分分合合,恩恩怨怨,这个时候是合,是蒋介石信任他的时候。

台湾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听到我父亲要来台湾,很紧张。因为台湾光复一年多就发生二二八事件,不管怎么样行政长官都是要负责的,所以他多方阻挡我父亲去。我父亲本来12日就要过去,陈仪写信给蒋介石,让我父亲晚点到,说等安定下来,这样我父亲3月17日到台湾。

我父亲到台湾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下令,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参加此次事变人员,除了共党之外一律免究。”因为那时候是国共内战,所以这么说。其实共产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没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开始跟共产党无关,中间在台共问题上有些牵扯。“一律免究,情节轻者统统放掉,”这句话表示从宽处理,那时候已经好多人被判了死刑,马上就要枪毙的。开始陈仪还想阻止,后来我父亲在全省用飞机把传单投下去,要安定民心。那时台湾600万人,人心惶惶,大家非常恐惧,尤其是军队来,我父亲是国防部长,不知道他的态度怎么样,如果来了以后也是要报复镇压,就不得了了。

这十六天,我父亲都做了些什么?

从3月17日开始,没停一天,总共十六天。这十六天里我父亲从北到南,从南又回到北。北是从基隆开始,然后到南部,到屏东,每天宣慰,广播、演讲、接待民意代表。在基隆,他对21师那些军队训话,要他们守军纪,不可以乱来。

他在基隆看到一艘商船上挤满了人,一问都是外省公务员的家属,还有公务员。这些人有的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打了,有些人还被杀了。他们很恐慌,纷纷要回大陆。

打外省人的时候,那些真正贪污的高官没打到,打的是一般民众,外省的民众,有些是商人,有些是公务员,还有好多老师,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很多老师只会讲日语,不会讲普通话。

3月20日这一天,我父亲给这些外省公教人员训话,请他们留下来,建设台湾,并且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二二八这样的事件。他到处走,在台中,火车站,会集了很多民意代表,他到那边去看他们,每天不停。

他的训话有几个重要的点:第一,对外省的人;第二,对学生。二二八事件不少学生牵涉到里面了,说逮捕时学生害怕了,跑掉不敢来上课。我父亲就安慰他们,要他们复学。因为学生很年轻,他们不懂,我父亲说只要家长带回来,签了名就既往不咎,而且答应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个令下来后,很多学生复学了。

有一个叫白克的,当时是台湾制片厂厂长,广西人。这十六天他全跟着我父亲,拍照片,拍纪录片。当时的原住民有好多民族,很多原住民被拉去当过日本兵,回来以后他们还有武器。二二八事件他们很多人参加了,事后很害怕,就统统逃回山上去了。我父亲特别广播,向他们喊话,

要他们回来,说既往不咎:你们回来,把武器交出来就好了。他自己也深入到原住民当中,到部落里面去。白克会日文,那些部落的人,原住民那时候除了自己的语言之外,会讲日文,他们去安慰这些原住民。

我父亲虽然下令禁止滥捕滥杀,宽大处理,可是陈仪他们还是在做秘密处决的事。后来我父亲听到了,在3月28日那天召开特别会议,把陈仪他们都招来了,柯远芬那时非常嚣张,说宁愿错杀99个,只要杀对一个真的就行。他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我父亲当场拍桌子训斥他,他说杀一个无辜天下不为也,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我父亲呵斥柯远芬,也把他下面的军警拘束住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时候很乱,什么人都可以逮捕,也没有公开审判。陈仪有两个身份,一是行政长官,一是警备司令。我父亲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下令给警备司令,等于说除了警备总部可以逮捕人,其他单位不得随便捕人。警备司令捕人后也要公开审判,要造册,报国防部,等于把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权限拿回国防部来了。你以前枪毙的人也要造册往上报,所有逮捕的人犯,姓名、案情、处理经过,一律造册。因为他听了很多陈仪他们的阳奉阴违做法。

另一方面是蒋介石派的,所有的情况我父亲要向蒋介石呈报,还有蒋经国夹在里面。他跟我父亲一架飞机到台湾,不过他在台湾待了三天就走了,视察台湾的三青团跟二二八事件什么关系。他走了,留下三青团的一个人在我父亲旁边,我父亲那十六天的行程统统要向他报告。所以我父亲夹在中间,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做出这些事情,是不太容易的。

这十六天,他救了很多人

到4月2日,我父亲回去了。这十六天非常关键,他宣慰台湾,灭苦,善后,安定人心,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提议:比如把台湾改成省政府,不设行政长官;要重用本省人;鼓励通婚;土地改革。虽然只有十六天,但是这十六天他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影响很大。

这十六天他没有让二二八事件扩大,把台湾的民心基本安稳下来。当时那么敏感,而且那么焦躁的前提下,如果稍微处置不当就不得了。即使这样,还是有阴影,还被很多政治人物操控。

按理讲,68年前的一个历史悲剧,应该慢慢消除伤痕,但国民党开始时掩盖相关的资料,直到90年代才开放。但越是掩埋真相,越引起人民的抗拒。有些有政治野心的就趁机扩大宣传,所以每年选举的时候都拿二二八事件来攻击国民党,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二二八事件那些家属本身不见得愿意被利用,本来已经很伤痛的事情,每年再来说一下,心中不愿意的,但是很多政治人物为了政治利益,就扩大宣传外省跟本省的情结。其实在台湾,每一个家庭都有外省和本省人的家属,通婚几代了。

还有一点,因为二二八事件,我父亲在台湾声望很高,但是现在台湾官方出版物里,对我父亲做的事情很多是一笔带过的。至于民间作者写的那些书籍,他们因为要攻击国民党,而我父亲是国民党,是蒋介石派去的,所以他们对我父亲做的这些事情也没有一个公平的判断。

我讲一个例子,二二八事件时有一位名叫萧锦文的实习记者,才22岁。这个报纸对陈仪政府是有所批评的,报社社长是萧锦文的舅舅。他舅舅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委员。二二八事件后要逮捕他舅舅,他舅舅就逃掉了,逃哪儿去萧锦文也不知道。一天刚好他值班,抓他舅舅不着就把他逮走了,严刑拷打,问他舅舅在哪儿,他讲不出来,就被判了死刑。

白先勇谈父亲白崇禧:其主张革命不是桂系军阀

那时候台北的派出所里关了几十个死刑犯,那天轮到他被带去枪毙,眼睛蒙上,后面插个牌子,装到卡车上,走到一半,非常戏剧性的,卡车又绕回警察局,把他放了。怎么回事?原来卡车走到一半我父亲的命令到了:禁止滥杀,公开审判。

萧锦文现在88岁,我访问他时他脑筋非常清楚,他懂日文,现在在二二八纪念馆当解说员。我访问他,他讲得很动人,我也非常感动。最后他讲了一句,他说感谢你父亲这道命令,让我活命,让我多活了66年。他老泪纵横,我也陪着他掉泪。我说你命真大,天保佑你。他很了不得,我很佩服他,他很公正。二二八事件时萧锦文还救过外省人,有一个外省人被打到水沟里面,他把他救回来了。

所以当时也不是那么仇恨,很多外省人被打,到台湾人家里面,台湾人就收留他们。后来台湾人被打,外省人也会把他们藏起来。我想民间的人总不愿意看着人家死,平常人互相救是有的。

我父亲回去一年,还关心二二八事件。警备司令部最后一批呈报上来,13个案子,28个人判刑,18个人判死刑。我父亲看到之后把18个人全部改成徒刑,呈到蒋介石那边去,蒋介石批了一个“可”,那个“可”字救了18条命。

因为他在台湾身份很高,所以蒋介石更加忌惮。外省人跟台湾的士绅勾搭起来,是那时国民党最大的噩梦。所以我父亲在台湾17年,都是受特务监控的,他本来要跟民国共存亡,但是蒋介石还是步步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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