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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儿子孙科晚年窘迫:买不起新书啃番薯度日

时间:2016-09-04 08:11:10分类:近代名人来源:中国历史网

孙中山儿子孙科晚年窘迫:买不起新书啃番薯度日

导读:孙科是孙中山的唯一子嗣。后来孙科在海外生活困难,甚至有时去啃番薯,连新版的书籍都买不起,由此而可鉴人非其时是什么意思。

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孙中山独子。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任第一任广州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政府副主席,1949年辞职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5年任台湾“总统府”高级咨议,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

孙科是孙中山的唯一子嗣,如同其父一样,身后除了留下一些书籍和照片之外,没有什么遗产。他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大陆相互对立,但其在民族存亡的最紧要的关头还是坚持民族气节,支持两党合作抗战。同时在内战期间及在台期间,为人耿直,生活节俭。作为国民党显要,比较其他人挥金如土,腐朽奢侈,他是一个清廉的典型。

孙科夫妇初抵美国,先后寄居在自己两个女儿家中,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其后则蛰居在洛杉矶郊区其次子治强的寓所。孙科不置家产,因此,到美国后,生活十分窘迫,有时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烹炊,这一点值得人们钦敬。这样的生活,他度过了14个春秋。其能自甘淡泊的为人,在国民党党政要人之中当属难能可贵。

人们仿佛淡忘了过去一般,把一个身为孙中山哲嗣而又屡居党政要职的人如此淡忘了十多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以致后来孙科在海外生活困难,甚至有时去啃番薯,连新版的书籍都买不起,由此而可鉴人非其时是什么意思。

其实,久居美国的孙科早就有回台的愿望,尽管他在美国以读书打发时光,但是他又不甘寂寞,始终关注台湾政局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几次想返回台湾,然而台湾当局的冷淡令他望而却步。因此,他一直和台湾故友保持密切联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台湾,重温昔日在政坛上的风采。

孙科向台湾当局表白返台心愿不久,即1962年“双十节”前夕,广东中山籍的“立委”刘崇龄以“老院长(指孙科)”为题,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哲生先生功在国家,过去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副主席和行政院、立法院的院长,最近孙先生言词之间,也怀念台湾的老朋友,同时表露出有思乡之感。”

刘崇龄要求政府能主动邀请孙科回台看看,而回答这位中山籍立法委质询的,也是一位中山籍的“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他代表“院长”陈诚以坚决的语气表示:“政府非常欢迎哲生先生回来,而且在筹备中的第三次阳明山会谈,哲生先生也列入优先邀请的名单中。”刘崇龄这个试探气球放得恰如其分,为孙科回台预作了铺路工作。梁寒操等一些粤籍国民党要人、孙科先前的僚属相继转告在美国的孙科,现在时机已渐成熟,可以回到台湾来了。

围绕选择何种适当的时机让孙科名正言顺地返台,双方最后约定在台湾各界庆祝孙中山百岁诞辰纪念时,以大会名义邀请孙科返台。

1964年4月,孙科在检查身体时发现血压偏高,小便有血球,因担心是膀胱癌,入院手术三星期出院,又调养了三个月,方完全恢复。孙科在《八十述略》中把返台时间说成纯属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决定的,显然是在掩饰自己返台过程中他与台湾当局达成的默契。

孙科古稀之年决定返台,在人生道路上又一次作出非理智的选择,为其晚年写上了“拥蒋反共”的不光彩一笔,颇为世人惋惜。

10月30日,恰好是蒋介石的生日,孙科偕儿子孙治平在蒋经国、郑彦棼的陪同下,乘飞机专程飞往台南,晋见蒋介石。此时,蒋经国已在台党、政、军界站住了脚跟,蒋介石传子的基础已经奠定,这也是孙科受邀回台的原因之一。蒋介石与孙科可谓各自历尽劫波,加之两人都步入老年,故而相见甚欢。蒋邀孙共进午餐,并于餐后邀他共同游览风景区,又亲自送孙科回到行邸,给予孙科以极大的礼遇。尽管两人辈分不同,蒋介石应属同孙中山一辈的人物,而孙科则应属晚辈,但两人年龄相差只有5岁。

孙科返台定居不久即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但这只不过是一个闲职,也就是说使孙科有一个领工资的去处。可久处静淡的环境使他又思动起来,因而往往借同学、朋友及旧僚属欢迎之际,发表讲演,阐述自己对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心得。因为孙科作为留学美国的第一流学府的学生,学养堪称素厚,加之又在海外漂泊十多年,竟对孙中山之旧三民主义别有一套见解,如他对孙中山所提出之人口政策、“土地涨价归公”问题诠释比较合情合理。至于对以“三大政策”为中心的新三民主义则弃之不顾,这不仅是他内心的政治理念所致,亦是台湾之政治情势所决定。

1967年9月,面对孙科久静思动以有新作为的心情,蒋介石考虑到其子蒋经国已在台湾党、政、军站稳了脚跟,顺利将政权交给第二代已无大碍,而让孙科出山可以增加名义上的合法与合理性,更何况孙科已近八十,去日无多,所以便提议孙科任“考试院”院长,后经“监察院”同意而接任“考试院”院长。对于此事,孙科在回忆录中替自己表白一番:“回台以前,自忖年华已高,本想不再从政,但因‘总统’之命,不敢不遵。而今反攻复国大业,凡为国民,皆有责任。接掌考院,亦所以尽绵薄,赎前愆,所以未便谦推辞,毅然受命。”

孙科这段话着实也证实了他好为官之特点,看来当年大陆时期所传之言不虚。也许正是这种特点,使蒋知道他无多大野心,但即使如此,由于蒋经国一手控制台湾各界,决不允许他有“越轨专擅”之举。因之,孙科便落得个垂拱而治“考试院”的美名,究其实际,不过是位高爵显而无实权之意。蒋介石和蒋经国都不会允许他有实权,他不过是一尊供人参拜的木偶雕像而已。

孙科接任“考试院”院长,既无实权,因而只能做些礼仪上的工作。国际上对孙中山的推崇使他往往去参加此类会议,并且有时也会代表台湾当局出访与之有“邦交”的国家。不过,他在选拔人才方面着实也做了一些工作。

原来,台湾“考试院”曾有特种甲等考试办法,使得有博士、硕士高级学位的知识分子得到重用,但这一办法经过一年多,才得到“立法院”通过。通过后拖了约两年,“考试院”尚未订定细则。所以,当台湾“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在孙科从前任“院长”莫德惠手中接到“考试院”印信后致辞中,面对新旧“院长”,吁请新“院长”孙科,尽速订定“特种甲等考试细则”。孙科接任“院长”次日,即登门拜访王云五,了解情况,并立令主管单位速拟细则,颁布实施,不久就连续三年举办特种甲等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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