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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命值多少钱?结果高到令人吃一大惊!

时间:2016-08-18 10:19:15分类:近代名人来源:中国历史网

袁世凯的命值多少钱?结果高到令人吃一大惊!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过着郁郁寡欢的日子。而袁世凯则深受慈禧重用,官运亨通,升至军机大臣。这使光绪咽不下这口气,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当初光绪帝全权委托于他,却不料袁却卖身求荣,一夜之间形势逆转,变法夭折,光绪被囚,戊戌六君子被杀,朝中大权又重新回到了慈禧手里。而这一切,在光绪看来,全都是袁世凯告密造成的,不杀袁世凯怎解心头之恨呢?于是,光绪帝病危之际,曾留下遗言给隆裕皇后,命其杀掉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戊戌之恨,雪戊戌之耻!

光绪、慈禧的相继归天,两宫大丧期间,隆裕皇太后无暇顾及此事。但光绪皇帝留此遗言的消息却早已传到了袁世凯的耳里。听闻此事后,他是吓得浑身瘫痪,可又不敢告休,怕引起朝中猜疑,那样会死得更快!一连数日,袁世凯都在苦苦思索着如何解救自己,渡过这生死难关。反复想了无数遍之后,他想到了小德张。慈禧在世时,袁世凯就与小德张有过不少接触,互相利用、内外勾结。现在,小德张正是春风得意时,他成了隆裕眼中的红人,也只有他能向隆裕说得上情。想到这儿,袁世凯不敢耽误,趁宫里宫外都忙着两宫大丧之事,还未来得及处理他时,他就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前来找小德张。事先,吩咐下人将一大堆金银珠宝悄悄地送进了小德张的府里。

这天,小德张正在自家宅邸歇息,突然听闻袁世凯来访。两人彼此寒暄之后,袁世凯眉头紧锁,长叹一声。小德张故意装出糊涂的样子,拱身问道:“袁大人有何难事,竟如此长吁短叹?!”“不瞒公公,最近听说大行皇帝有遗训,要太后惩治我,为的是戊戌年变法之事。当年之事实在是迫不得已,公公在太皇太后身边供职,自然知道太皇太后的为人,我一人岂能承担那天大的事,并非我有意陷大行皇帝于危难之中啊,袁某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做出那样的事。还请公公帮忙想想办法,再生之德,终生不忘!”说着,袁世凯竟老泪纵横,哽咽着望着小德张,满脸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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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袁世凯从怀中掏出了一张银票,上面赫然写着“30万两”,小德张猛地一惊,30万两白花花的纹银,这是他从来不敢想的数字。只要他一句话,这笔巨款就成了他小德张的了。可转念一想,收了袁世凯的钱,那就得帮人家办事。而此事又非同小可,万一有个闪失,将如何收场?袁世凯老奸巨猾,早看出了小德张的心事,又把银票向前推了推,说事成之后必然还会有重谢。小德张心一横,想着这些年辛辛苦苦也没捞着这么多的钱,事成之后还会有白花花的银子流进来,所有的忧虑都打消了。“若是这样,杂家也就愧领了,只是这事非同小可,须要细细商议,想个周全之策,以防有变。”袁世凯见小德张愿意帮忙,连声道谢,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两宫大丧已过去一个来月了,此时隆裕太后猛然想起光绪帝的遗训,于是召来摄政王商议,是否除掉袁世凯。摄政王听后,大惊失色,双手颤抖。他深知袁世凯如今手握重兵,爪牙遍天下,稍有不慎,必然导致政局逆变,事态难以预料。于是摄政王说道:“既有大行皇帝遗训,臣当尽力而为,必为大行皇帝报仇。只是,眼下袁世凯重兵在握,不可操之过急,太后容臣等从容计议。”

摄政王回到家中,一直满脸愁云,不思饮食。醇王福晋小声地问他究竟为何事而烦恼,摄政王将事情细细道来。醇王福晋听了,深感吃惊,良久无语。原来这福晋正是荣禄之女,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告密,荣禄得到消息后,连夜进宫密报慈禧,这才导致戊戌变法失败。因此,袁世凯若是有杀头之罪,这醇王福晋的父亲荣禄更应算是罪魁祸首。醇王福晋将心中的疑虑说给摄政王听,摄政王连连点头:“我正是因此而为难,办与不办都无法交代,还是先与几位王爷商议再说。”

第二天一早,庆王、礼王及世续、张之洞两位中堂被请至醇王府中,共同商议。大家面面相觑,默默不语。过了好长时间,张之洞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说:“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有告密的罪责,然后幽居大行皇帝,斩杀谭嗣同等六人,确实是太皇太后的意思。今日若以戊戌之责处办袁世凯,恐难做成,因为那样,将太皇太后置于何地?若以其它罪责,现又无确凿证据,朝廷斩杀大臣必有可明告天下之罪责。依我之见,不如暂放其回归故里,待查明其结党营私,飞扬跋扈之罪成立,届时再杀不迟。”张之洞所言,众亲王都认为是万全之策,摄政王也只好将诸位大臣的意见禀报给隆裕太后。隆裕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堂堂大清皇帝,临终之托竟也如此难以实施。

摄政王退下,小德张进殿伺候,见隆裕太后双眼红肿,神情呆痴,端坐在床边,心中猜想太后必有缘故,只是不便直问。婉言劝道:“太后还应以国事为重,保重慈躬。若有为难之事,外有摄政王赞助,奴才在宫中也会尽力替太后解忧。”隆裕听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将心中的烦恼之事说给小德张听。小德张低头不语,若有所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摄政王言之有理,袁世凯手握重兵,且杀之无名,很有可能会引发天下大乱。如今两宫大丧,局势未安,再也经不起大的变动了。奴才以为还是将他开回原籍,稳住人心,暗中派人监视,时机一到再依计而行。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也会谅解太后的苦衷。”

隆裕太后擦干眼泪,召摄政王觐见:“就依众卿之议,开去袁世凯军机大臣及其它官职,遣回故里,容后再议。”当天下午,袁世凯即递上奏折,称他素患足疾,入冬即发,恳请开去差缺,回乡调治。隆裕太后准其辞归。

次日清晨,袁世凯就收拾好行装,随带几名亲信迅速离京。临走之时,派一名亲信前往小德张府上,呈上二十万两银票,以示谢意。小德张在这一件事情上共得了五十万两好处。又在隆裕面前作了一番表演,加重了他在隆裕心中的地位。

光绪帝的遗训,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岂不知,光绪帝的遗训是对的,袁世凯本就该杀掉,他们这一次放掉袁世凯就如同放虎归山,后来的袁世凯不但不领太后不杀之恩,而且与太后结下了极深的冤仇,他后来的灭清逼宫,就有难忘其仇的报复成分。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这一密约面呈袁世凯,并再三告诫要绝对保密。但袁世凯十分明白,中国的自救之道,便是将这“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世界干预此事。于是,顾维钧化装进入英、美使馆,翌日,“二十一条”即成为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日本的阴谋被揭发,从而陷入相当被动的境地。

此外,袁世凯对条约本身进行了据理力争,他声色俱厉地告诉日使:“可让步者自然可以谈判,但不可让步者,诸如第五号诸条,根本就没有谈判的可能性。”然随着日本的跋扈日甚,袁世凯的策略转为消极拖延,以待友邦支援,并派有贺长雄赴日本游说政坛人物。以陆徵祥为首的中国外交团仰承袁世凯的指示,拖延不决至于四个月之久,这时国内外反日呼声日渐高涨,日本遂被迫主动放弃第五号中的七条。然而,日本旋即发出“最后通谍”,声称日本海军已整装待发,若不签约,后果自负。袁世凯遂于5月25日,与日本人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中日新约》。虽然他的条款已不足二十一个,但后人仍习惯性地称之为“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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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是如此,由于是“空手套白狼”,日本仍视之为重大外交胜利。不仅日本举国狂欢,便是在北京的日侨也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令人侧目。而袁世凯则在国务会议上作声泪俱下。他说:

“……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尽日本最后通谍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谍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予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指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他还专门向全国百官职司发出一道密谕,要求大家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云云。此外,他还令丁佛言撰写了《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五万册,秘密寄存于山东模范监狱内,期冀日后形势逆转后,可以公开发行。

俗云“知耻而后勇”,然而袁世凯虽知其耻,却没有一心一意求发展,而是一门心思要当皇帝。两事相加,失尽民心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纵览袁世凯的一生,确曾是日本的一个大敌,但日本更是他的大敌。当年驻戍朝鲜时,他两次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被日本人视为大敌。当时的日本,国力和军力还远不够强大。然而,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得到了相当于其战争投入之四十倍、其上年度财政总收入三倍的回报,一夜暴富。他便用这些得自中国的不义之财发展军备,再回过头来侵略中国。日本趁欧战而侵华,这对袁世凯来说,实为不幸!袁世凯自然明白中国决不是日本的对手,因此明知《二十一条》是卖国条约,但也不得不签。而其签约后,信誓旦旦要报仇雪耻的态度,也显然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他耽迷于帝制自为,将报仇大事暂抛脑后,直到人之将死才天良发现、“其言也善”起来,实足唏嘘!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便如一片阴霾一样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对许多具体而微的人和事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拿袁世凯为例,至死都把日本当做一个大敌,耿耿于怀,甚至死不瞑目。而袁世凯之后的六届北洋政府元首中,除黎元洪归隐、冯国璋早逝外,其余四人即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均受到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徐世昌晚年居住在天津租界内,30年代多次拒绝日本人的拉拢,1939年生病后,因恐被日本人扣留而拒绝外出就医,遂致不治。曹锟也多次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1938年郁郁寡欢地死在天津租界内,他的爱将吴佩孚则于翌年被日本牙医害死。至于张作霖,则因拒绝继续与日本人合作,而被炸死于皇姑屯。这些人均在最后关头秉持民族大义,拒绝与日本合作,故被日本人视为敌人,因此,他们的死,都可以说是“为日本去一大敌”。

袁世凯的“揖让”闹剧

中国乃“礼仪”之邦,所以,即使“狼子野心”的篡逆者,当临九五之际,也有所谓“揖让”之礼。

即如废汉献帝而自立的魏文帝曹丕,当逼宫之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献帝无奈,下诏“追踵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曹丕却又假模假式,一让,再让。一则曰自己“德薄恩寡”,不堪大任,再则曰自己“德非虞夏”,请别求大贤。《三国志》虽于此述之未详,裴松之注就此引述的材料却有十页之多。曹丕可谓做足了“诚惶诚恐,不敢闻命”的假戏,方以“天命不可以辞拒,群臣不可以无主”,登坛受禅。一副“勉为其难,无可如何”状,千载而下,犹让人禁不住掩口葫芦。

袁世凯复辟已是箭在弦上之时,袁的老师张謇曾戏语袁:“大典成立,当举大总统为皇帝。”袁假谦曰:“以政教合一论,万世传统皇帝,当属孔子后裔衍圣公孔令贻;以革命排满论,则皇帝当属朱家后人延恩侯朱煜勋,可以当之。”张謇曰:“然则孔旅长繁锦,朱总长启钤,皆可登九五;朱友芬(时京师专治偏头痛的郎中)、朱素云(时一擅演风骚女子之名伶)亦可奉为至尊也。”这本是滑稽笑谈,岂料稍后袁氏称帝时竟有人据此议定“揖让”之礼,以杜天下悠悠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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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辛亥元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其时议定的“揖让”凡“三让”:第一次“揖让”的对方是宣统皇帝。袁氏“智囊团”筹安会“骨干”刘师培等认为,“大总统接受政权,得之满清,由清廷直接让与,而非得之民国,今国民既不以共和为然,大总统宜还帝权于移交之人”;第二次“揖让”的对方为朱元璋后人延恩侯朱煜勋,此既合“排满”革命宗旨(孙中山亦曾于临时政府成立的1912年率文武百官亲谒明孝陵),又表大公无私态度;第三次“揖让”的对方是孔子后人衍圣公孔令贻,衍圣公为中国数千年道统之象征,此“让”尤显大总统泱泱大风;袁氏智囊团的如意算盘是:“三揖三让礼成,大总统再受国民推戴书,御帝位,世无间言矣。”

“揖让”事近游戏,本不需担心“受让方”认假作真,然袁氏徒党还是担心万一,于此前做足功课。比如曲阜地方忽现针对孔令贻的控案数十起,皆为袁氏党徒所为,目的自在搞臭孔令贻,为“揖让”之礼预作准备。

清雍正年间,为笼络汉人,诏封朱明皇裔朱之涟为延恩侯,传十二代至朱煜勋,光绪十七年袭爵。入民国后,朱煜勋被取消爵位,袁氏复辟时,朱煜勋只是一月薪五十大洋的明陵保管员,打死他也不敢再做“复明”的春秋大梦。筹安会诸人竟抬出这样一个朱明后人装点门面,和当年曾静竟欲联合岳飞后人、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复明,同一想入非非也。

包括刘师培在内的筹安会诸人可能自己也感觉到如此“揖让”,迹近荒唐,又议定大总统接受国民推戴书有两项办法:一,让而不揖,无对象也。可由大总统退还推戴书三次,始受帝位;二,让而且揖,有对象也,则前议宣统、延恩侯、孔子后裔皆不成问题。所幸袁氏最终采用的是无对象的“让而不揖”对策,方使得此场闹剧在收场时尚不至过于滑稽。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有“弈术与政术”条,谓政术与弈术通,唯“稳、冷、狠”三字。袁项城(袁为河南项城人,故称)于此三字足以当之,遂成就其前半生立于不败;惜晚年于“冷”字欠缺功夫。盖人一臻老境,私欲转深,反易头脑发热。袁氏晚年不能安于冷,仅观其“揖让”闹剧,竟无异沐猴而冠,宜其取败也。海外学者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的评价最为中肯:“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袁世凯短命之谜

袁世凯怎么死的?袁世凯死于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六(1916年6月6日),不少书籍和文章提到袁的死,皆称他系“忧惧而死”。而说起袁的忧惧,自然会令人想到袁“洪宪帝制”梦的破灭。袁确实因此行为触怒民众,引发举国声讨,弄得众叛亲离,置身四面楚歌之中,最终于忧惧中疾病发作,一命呜呼。袁的三女儿袁静雪也如此写道,取消帝制后,“从此他(袁世凯)就忧愤成疾,终于身死”。但读罢这些文字,总不免会让人产生错觉,即似乎只要袁能继续坐在“洪宪皇帝”的“龙椅”上,免受忧惧之困,他就不会“忧愤成疾”,生命也自然会延续。这就是将袁的死亡简单归结于政治原因。然而这并不是袁在此时去世的全部真相。我们发现,袁在本应该“年富力强”的57岁时去世,是另有原因的。正是这原因决定了即使袁的“洪宪皇帝”继续当下去,他的身体状况也已注定,高寿与他无缘。

袁自小身体强壮,后来又进军队历练,人们因此有理由推断,中年以后的袁即使染疾,也不至于就此撒手归天。殊不知袁身体后来的所谓健康强壮,其实恰恰掩盖了这表象后面的不良生活方式。简言之,袁的短命,其实早已为他的不良生活方式所决定了,诚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袁世凯的命值多少钱?结果高到令人吃一大惊!

据1913年即在袁麾下任职,时年17岁,后又在天津袁府任总管的陶树德回忆,乃父与他两代人在袁帐下奔走,他本人更是随侍袁左右直至袁去世。他说袁每天凌晨五时起床,之后进办公室批阅一会文件,“然后喝茶、牛肉汁、鸡汁。七时早点,包子四色,鸡丝面一碗(一般仅吃包子一两个,余下由侍从分充早点)”。

“十时左右,进鹿茸一盖碗。十一时许,进人参一杯。中午十二时午餐”。下午“点心为西餐,然后服自制活络丹、海狗肾。七时晚餐……”不难看到,袁所食用的“多为补血强身、滋阴壮阳者”。由于过分补血强身,导致袁经常患牙痛,大便秘结,以致每隔三二天就要请中医诊治或灌肠……这些情况外人是无从知晓的。陶没有交代袁午餐时的进食内容,据袁静雪回忆,其父午餐最爱吃清蒸鸭子,尤其入冬后“每餐必吃”。除此之外还有红烧肉、肉丝炒韭黄等。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须知人患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吃入了不当食物,这不当就包括多吃、强补。而人体对食物过度的摄入、滞留、累积打乱了自然的平衡。吃进去的营养如不能正常排泄,积存在人体里也会逐渐变成“万毒之源”。由于排泄器官负担过重,因此毒素会流窜全身,影响血液清洁度,污染身体内环境。在这方面,袁的“进补”就是一个绝妙之例。袁从二十五六岁起就天天吃补品,“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另外“还雇用着两个奶妈,他(袁世凯)每天就吃这两个奶妈所挤出的奶”。

就短期而言,此时袁给人的印象也许确是体质强健。但“就中医的医理说来,人参、鹿茸等,都是热性的补品,他却成年累月地在吃,日子长了,是不会不影响他的健康的”(袁静雪语)。而且我们发现,在袁的日常食品中,难觅蔬菜、水果的影子。《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一章记述:“我(神)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远古时我们的祖先就一直以果实为主食,人类学、考古学、解剖学和历史学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不管社会文明怎么进步,饮食文化如何变化,人体消化器官的构造、消化过程以及生化反应还是和古人一样。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袁越是进补,越会加速他走向死亡的步伐。直到袁56岁时他才黯然叹道:“我的身体不行了,参茸补品不能接受了。”

袁的短命,除了饮食、滋补“出格”外,再一原因就是伤于情色。袁妻妾成群,不下十数,她们共为袁生育了32个子女。据陶树德回忆,这些孩子小时候“多肥头大耳,一如乃父,稍长即均不甚结实矣。当时北京流行一句歇后语:‘大总统的儿子——人参鹿茸。’即指此”。所谓“多肥头大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胖墩。这显然不是小孩身体健康的象征。袁自以为多摄入滋补品,就会补身壮阳,其实他不知,人参鹿茸作为高级滋补品,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服用的,而且服用的量绝对有讲究。像袁这样没有节制的胡乱服用,就像纵欲一样,会对身体产生巨大的伤害,长此以往,势必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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