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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罪不至死为何被杀?主审官怕受牵连杀人灭口

时间:2016-08-12 16:10:22分类:近代名人来源:中国历史网

秋瑾罪不至死为何被杀?主审官怕受牵连杀人灭口

导读:据说秋瑾还叫贵福“寄父”、“义父”。再问,她一口咬定:“义父乃我同党。”贵福不敢再问下去了。他之所以决心要杀秋瑾,因为他们有交往,担心秋瑾连累自己。

1907年7月15日,三十二岁的女子秋瑾在浙江绍兴轩亭口被杀头。蓦然回首,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西子湖边,孤山脚下,秋瑾洁白的雕塑,而今已成为中国版的自由女神像。她成了中国的圣女贞德,不光是女性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这位自号鉴湖女侠的奇女子,喜欢穿男装,在绍兴故居和畅堂,当年的卧室床头上还摆放着她的男装照片。她的卧室里闻不到什么脂粉气,卧室后面还有秘室,一百年前就是藏秘密文件的。西边的客厅也很隐蔽,王金发等革命同志都曾到过这里参加秘密会议。门前院子里柚子树早已长成大树,现在还会结果子。

秋瑾好剑术,能喝酒,善骑马,豪迈不拘小节,认识她的鲁迅说她性格爽朗。她在日本留学时常常穿着学生装,骑马在街上跑。她还喜欢穿和服,买了一把锋利的倭刀,随身带着。那张永垂青史的照片上,她手里拿的就是那把刀。她是一位诗人,十一岁就能写诗,在她短短的一生中留下不少传世诗篇,其中有“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样豪迈的诗句,不像我们通常读到的女性诗,而有着大江东去之风。

秋瑾雕塑

她在日本留学期间,组织过妇女“共爱会”、“十人团”,参加过横滨三点会等革命团体,办过《白话报》半月刊。她还是个天生的演说家,每次集会,她总要上去演讲。她的演说生动精辟,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听众常常被感动得流泪。1905年,她先后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的浙江主盟人。回国之后,她在上海办过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宣传女权和革命的《中国女报》。

1907年,徐锡麟前往安徽,请她主持绍兴大通学堂。这是徐锡麟在1905年创办的师范学堂,是光复会的一个中枢机构。秋瑾在绍兴积极联络军界、学界、会党,将嵊县、金华、丽水等地的龙华会、平阳党等会党力量编成光复军,准备起义。她与徐锡麟还有广东惠州的邓存瑜约定同时起事,亲自起草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等文件。起义日期先是定在1907年6月,后来一再改动,定为7月19日。不料,等不到这一天,7月6日,徐锡麟刺死了安徽巡抚恩铭,他和两个主要助手马宗汉、陈伯平都遭杀害,安庆起义迅速失败。

消息传来,秋瑾在大通学堂的办公室里哭了。不过她没有想到逃走,她觉得自己没暴露。朝廷没证据,何况她是个女子。她和知县、知府都有交情,不至于有大危险。清廷方面确实不知道秋瑾和安庆起义的关系,但秋瑾也不知道大通学堂已经暴露。那是金华武义的一个下属无意中泄露机密,名册被查,牵连到大通学堂。

1907年7月13日,当清兵进绍兴时,学生劝秋瑾暂时避一下,她没有回答,实际上当时她已决心一死。她疏散了最后一批同志,程毅等师生不愿意走,坚持与她共进退。这时大通学堂被包围了,清兵开枪,有两个学生中弹牺牲。在搜查整个学堂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翰林出身的知府满人贵福会同山阴、会稽两个县令连夜会审(绍兴市那时分山阴、会稽两县)。地点在绍兴府署,贵福和两个知县李瑞年、李钟岳三堂会审。

问什么她都不回答。问她有哪些朋友,她回答:你也经常到大通,并赠我一副对联,同在大通学堂拍过照相。贵福对她的才学很佩眼,因为秋瑾号竞雄,曾送她对联:“竞争世界,雄冠地球”。据说秋瑾还叫他“寄父”、“义父”。再问,她一口咬定:“义父乃我同党。”贵福不敢再问下去了。他之所以决心要杀秋瑾,因为他们有交往,担心秋瑾连累自己。

贵福将她交给山阴县令李钟岳来审,交代他用严刑,务必得到确证。李钟岳是山东人,耕读传家,进士出身,先后在浙江江山、山阴做县令,深得民心。军队荷枪实弹包围大通学堂之时,他在现场向士兵大呼“本县在此,大家放心,无庸开枪”,要他们“但加逮捕,弗许伤害”。

绍兴不大,李和留学归来的秋瑾也早已认识,对秋瑾的学问文章很赞赏,曾经拿着秋瑾写的诗对几个儿子说:“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

李的第五个儿子当时十二岁,记得秋瑾被捕时,蓄发辫,穿玄色湖绉长袍,上面还有血污,面色微红,鼻高端尖,双目奕奕有光,神色自若。

第二天,细雨蒙蒙,李钟岳在县署花厅提审秋瑾,不但不肯刑讯逼供,还让她坐在椅子上,问秋瑾:你是否是革命党?她回答:是。问她为什么革命?她说我所主张的只是男女革命、家庭革命,并没有触犯法网,不知道为什么要抓我?

李默然无语,只是让秋瑾用自己问案用的朱笔写供词,开始她只写了一个字,大家猜这是什么字?就是一个“秋”字,这是她的姓。再叫她写,她续了六个字,这就是一百年来有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

李还赞许她书法好,她回答自己没有临过帖,字写得不好,文章是能写几篇的。李让她写文章,她说毛笔书写不习惯,给了她钢笔、墨水和英文练习本。她在一小时中写了上千字的生平自述,以及这次被捕之冤。

生死关头还这样轻松地对话,如同会客,确实令人惊讶。

贵福听了李钟岳的审问报告,很不高兴:“你待她如上宾,当然不招,为什么不用刑?”李回答都是读书人,秋瑾又是个女子,证据不足,怎么能用刑。贵福说你看着办吧,端茶送客。(另一种说法,贵福另外要幕僚余某去审秋瑾,用了酷刑,秋瑾只有一句话:“革命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

贵福密电报杭州,向巡抚请示将秋瑾先行正法,午夜得到“秋瑾即行正法”的回电。凌晨两点,贵福召见李钟岳,令他监斩。李说:证供两无,安能杀人?贵福冷笑,责问他是何居心,拂袖而去。李回到县衙,贵福不放心,还派两个心腹跟来监督。凌晨三点,李提审秋瑾,告诉她“杀你非我姓李的本意”,说完泪下,身边的吏役也都神色黯然。秋瑾毫无畏色,只是提出三件要求:

一、不要以首级示众;

二、临刑不要剥去衣眼;

三、与家人诀别。

李钟岳只答应了她的前两个要求。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凌晨四点,最后的时刻到了,秋瑾被押到绍兴古轩亭口。那天,秋瑾穿着白色汗衫,外穿玄色生纱衫裤,脚上是皮鞋,钉了铁镣,双手反绑,一路有兵防护,临刑时她不作一声,只是默默地看了看两边围观的人,俯首就刑,从容镇定,没有哭哭啼啼,也没有吓得瘫倒。“观者如堵”,就是看杀头的人很多。十多年后鲁迅写的小说《药》,里面的夏瑜就是指秋瑾。

贵福令李钟岳几次去秋家搜查军火和其他证据,什么也没查出。三天后他就被贵福撤职。离任之际,本地百姓数千人送行。

吴、徐之所以没有被抓,一是因为社会舆论群起攻之,闹得沸沸扬扬,上海的商绅大动公愤,连日开会,由江苏省教育总会出面,江苏的绅士上书两江总督,力争此事;二是张曾扬和贵福前车之鉴,增韫也不能不顾忌中外舆论,当时上海有很多外国报纸,最后不了了之。

辛亥革命后,秋瑾遗骨又归葬西湖。徐自华一生守护先烈的英魂,耿耿忠心数十年,至死不渝。

更让人想不到的还有,秋瑾死后,她当年培养的两个小女孩成了反清志士,她们是一对姐妹,叫做尹锐志、尹维峻。尹维峻九岁参加光复会,大约是年龄最小的会员。秋瑾在上海的联络机关就取名“锐峻学社”。秋瑾牺牲后,她们遭到通缉,被迫亡命上海,学会了造炸弹。上海光复后,尹维峻组织一支援杭敢死队。十七岁的她左手拿手枪,右手拿炸弹,站在敢死队的前头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就是她活捉了巡抚增韫,对杭州独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由她任队长的敢死队对攻克南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雨花台就是她的那支敢死队首先占领的。孙中山任命她们姐妹为临时大总统府顾问,恐怕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顾问吧。

一百年前,秋瑾之死为什么牵动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神经?为什么舆论如此强烈地谴责杀人者、告密者、旁观者?秋瑾之死为什么让有良心的中国人感到如此心痛?至少有以下原因:

一、杀秋瑾没有证据,连供词都没有。按大清律例,不应该杀没有口供的人。舆论普遍称为“秋案冤狱”,纷纷指责,“妄杀秋女士,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既没有正式审判,也没有明白宣布的罪状。《神州女报》指出,难道一支用来自卫的手枪,一句抒写性情的文字(也就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就是所谓的证据吗?既然没有证据,秋瑾就只是一个办报、办学的回国女学生。秋瑾就义后,一个叫陶心云的人发电报给北京的军机处。电文很长,其中说:“绍府蒙上,浙抚欺君,秋瑾无供无证,处以极刑,无法可据。彼所根据者,是彼心腹中野蛮之法律。”

电文揭发贵福的暴行很详细。贵福为了得到证据,对被捕的大通学堂教员、学生程毅等六人严刑逼供,跪火练、火砖,“惨状不忍睹”,试图从他们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证据,但一无所得。因为没有证据和口供,张曾扬头痛,最后在上海《申报》公布一份口供,已经是8月13日,也就是近一个月后。但,《申报》同时有个“编者按”,公开对这个“供词”真实性表示怀疑。《时报》也认为是浙江官场授意模仿秋瑾笔迹伪造的。

当时杀秋瑾的所谓证据仅仅“有通匪笔据”,“有绍绅告密”。据说有十二个绍兴士绅联名向官府告密,说大通学堂、秋瑾和徐锡麟的关系。其实,他们都和秋有交往,怕牵连到自己,出此下策。

其中最受舆论谴责的绅士有两个,一个是绍兴府的中学堂监督袁翼,一个是做过长兴县教谕、当时山阴劝学所的总董胡道南。大通学堂案发后,巡抚指示知府,一切都要和胡商量着办。贵福在杀秋瑾前一天给巡抚的电文中说,是胡告诉他,秋瑾要和竺绍康等人密谋起事,竺是平阳党首领,有党羽上万人,在嵊州,近日要来绍兴,请预防。这就让胡的告密身份被确认下来了。当年秋瑾和胡都在日本留学,因为谈革命和男女平等等问题,两人意见不同,率直无忌的秋瑾当面骂胡是“死人”。

上海的(《神州日报》等报纸为秋瑾死事,指控袁翼是告密者,急得他上书浙江巡抚为自己辩白。可见舆论的厉害。

值得注意的是,案发不久,绍兴有一批士绅联名上书绍兴府,请求保释被抓的徐锡麟父亲。其中,有袁翼,也有胡道南。领衔的正是胡。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极力为胡辩解,认为胡不可能是告密者,胡和蔡、徐都很熟悉,对他们的革命举动早就清楚,对秋瑾也敬重。有一种说法,胡爱好喝酒,蔡元培说他豪饮。那一天他正好喝醉了,正想睡,有人来找他,他贸然在举报信上盖了章。这是秋瑾弟弟宗章记的,据说是当地的一种传闻。秋宗章文章中对胡是不是告密者前后有矛盾,有一处说胡“密函告变”,另一处又说胡是“代人受过”。秋瑾被杀三年后,胡在绍兴被暗杀。杀胡的是两个嵊县人。蔡元培为胡抱不平,认为胡不过嫌疑,没有确证。

二、秋瑾案的处理也违背了最高权力皇帝的谕旨。因为1905年4月,以光绪帝的名义批复伍庭芳、沈家本联名的奏折,十分明确:“嗣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永远删除。”同时明确连坐、株连,除了知情者治罪外,其他的一律宽免。当时,举世都认为,秋瑾是因为安徽徐锡麟刺杀恩铭而被牵连,居然被杀头,所以特别不平。秋瑾殉难三天后,浙江留学日本学生联名发电报给浙江巡抚,就公开指责他们违背了上而说的这个谕旨。

三、秋瑾是个女性,因此处死秋瑾的方式特别引起当地人的非议。历史学家范文澜是绍兴人,那时年少。他回忆,当年即使守旧的人、不赞同秋瑾观点的人也认为,轩亭口是杀江洋大盗的地方,秋瑾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妇女只有绞刑和剐刑,秋瑾不应该用斩刑。绍兴当时有两个刑场,一个就是轩亭口,那里有一块高高的方石头,是行刑石,斩刑在这里执行。绞刑在水澄巷的小教场执行。他们说,以前妇女处死刑,最严重的是绞刑,没有杀头的。所以在本地引起震动,有民谣《十不防》其中四不防就是“秋瑾杀头也不防”。以这样血腥的方式杀一个弱女子、一个留学回来的读书人,所以引起了公愤,不仅绍兴,不仅上海,可以说是全国范围的。当年非常繁荣的上海报纸、杂志、出版和戏曲、小说界几乎都被激怒了。而上海有租界的存在,清廷不能控制那些大逆不道的舆论。

四、何况,如夏晓虹教授说的,秋瑾的悲剧故事本身就包含了足以发挥文学想像的情节,热血,女性,而且是美丽、年轻而富有才华的女性,为革命而献身,这一切都是传奇。仅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前,以秋瑾被杀或相关题材为内容的戏曲、剧本就有十来种,小说长长短短的有四种。

在一百年前的长夜里,秋瑾之死之所以让一个民族如此伤痛,还有一个原因,泱泱大国,满汉对立,政府腐败无能,贪婪自私,让人深深痛恨。人们在内心深处渴望社会发生变化。秋瑾代表了这样的声音。她的被杀,天良尚存的中国人能不痛心吗?

李钟岳在杭州赋闲,经常独自注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默默流泪。最终在10月29日自杀,终年五十三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他身后萧条,几乎连买棺材收殓的钱都没有。民国创立后,当年的革命党人称赞李为专制时代良吏,将他在秋社附祭。

另有一人,是绍兴的“府署刑席”,主管司法的官员。我们只知道他姓陈,

绍兴本地人,不愿意办秋瑾一案,告病辞去。

杀秋瑾并无确凿证据,秋瑾的口供不过是“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张曾扬、贵福因此饱受舆论的抨击,在浙江坐立不安。张在杀秋瑾后,上奏朝廷,获得了朱批“着照所请”四个字的认可。他向朝廷请病假一个月,9月5日上谕将他调任江苏巡抚,6日见报,立马遭到当地绅士的反对。他们发电报给都察院,领衔的是江苏常熟人、《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联名的有三十多人。两天后,上海《申报》发表了电文。结果,张曾扬没能到任,他推说自己有病。一个月后上谕又调他任山西巡抚,几个月就因病免职,据说抑郁而死。

贵福想调往浙江衢州不成,调安徽宁国府知府又被当地拒绝,最后只好改名换姓赵景琪,在清朝垮台前的四年里,没有当官。带兵包围大通学堂的浙江新军第一标标统李益智也名声狼藉,为人所不齿。

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为萧山县知事,当地的沈定一通电反对,指控他是秋瑾案的祸首,他也没能去成。

秋瑾被杀,秋家人都躲在外面,无人收尸。善堂草草将她收殓,随意葬在府山脚下。两个月后,她的家人才秘密将棺木移到一处,很久未能入土为安。最后义薄云天葬她于西湖的人,是安徽桐城人吴芝瑛、浙江石门人徐自华姐妹。

吴是秋瑾早年在北京结识的结拜姐姐,出身桐城望族,精于书法,是秋瑾丈夫户部同僚的夫人、邻居,比她大八岁。吴氏夫妇都具有维新思想,是启蒙她的人。秋瑾在吴家读到许多新书刊,在吴的引导下,参加上层妇女谈话会、女子不缠足会,还认识了京师大学堂日本籍教师的夫人,这才去了日本。

徐家二姐妹是秋瑾在南浔认识的。徐自华是她任教的浔溪女校校长,两人身世相近,志趣相同,结成生死之交。徐有个妹妹徐蕴华,两姐妹在她引导下,秘密参加了光复会与同盟会。秋瑾生前曾对徐自华说过:“如果不幸牺牲,愿埋骨西泠。”

秋瑾被杀,吴芝瑛、徐自华伤心欲绝,她们决心完成秋瑾生前遗愿,将她埋骨在西子湖畔。安排移葬西湖的事,其实在秋瑾遇难四个月后就开始了。当年11月,徐写信给吴,约她一起联名登报,发起开会,安葬秋瑾。吴复信不赞成登报开会。此后,她们相约分工买地、营葬。其间有个自称在西湖大悲庵出家的尼姑慧珠主动找吴,愿捐献三亩地作为墓地。12月29日,离秋瑾殉难五个半月,天降大雪。徐自华本来约了吴芝瑛,因为吴病得很重,而且怀孕,不能前来,徐自华便一人冒着茫茫风雪渡过钱塘江,和秋瑾家人商议迁葬西湖的事。住了三天,然后一条小船回杭州。

结果,她在西湖未能找到慧珠尼姑,大悲庵也没有找到。徐自华和秋瑾哥哥秋誉章在西湖孤山下西泠桥边买了一块地。她兴奋地写信告诉吴,说这个地方和苏小小、郑贞娘的埋骨之地邻近,侠女、美人、节妇三坟鼎立,足以让西湖千古生色。陈去病则说,这里有林和靖,有于谦、岳飞,苏小小之类岂能与秋瑾相提并论。

1908年1月25日,秋瑾终于在西湖边下葬。地是徐自华买的,葬费二百元是吴芝瑛出的。一个月后,在杭州凤林寺为秋瑾举行追悼会,有数百人参加(事先,徐自华在上海《时报》刊登呼吁学界公祭秋瑾的公函)。她们当场决定成立“秋社”,徐被推为社长,每年的农历六月六日为秋瑾成仁纪念日。追悼会上满人和汉人还有一场辩论。

秋瑾墓的墓碑上刻着十个大字:

“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

这就是杭州人当年说的“西泠十字碑”,字为吴芝瑛手书,她因病未能参加葬礼。有些文章说墓碑上写的是“呜呼,山阴女子秋瑾之墓”,不对,我看到过当年的照片。

没多久,一个叫常徽的御史巡查到杭州,看到了秋瑾之墓。那块碑上的十个字震惊、刺激了他的神经,竟然有人在杭州西湖为大逆不道的“女匪”造这样一个墓,差不多可以和岳飞墓相媲美,以致当地人将“岳王坟”与“秋女坟”并称。1908年10月他上奏折,要求平秋墓,严惩吴、徐两人,指控她们是秋瑾余党。

当年12月,秋墓被平毁,灵柩被秋家人运回,墓碑被徐自华妹妹徐蕴华星夜冒险保存下来,珍藏在“秋社”,为此她被巡逻兵打伤。但朝廷担心引起民间/强烈反弹,只是下令迁墓,没有毁尸。吴、徐也遭通缉,吴芝瑛得知这个消息,不顾咳血的病体,毅然从上海租界的德国医院出来,不要洋人和租界的庇护。她写信给两江总督端方,说自己因为葬秋瑾获罪,心本无他,死亦何憾?为了朝廷不牵连徐自华和其他人,她决心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大义凛然说了这段话:“是非纵有公论,处理则在朝廷,芝瑛不敢逃罪。然芝瑛愿以一身当之,勿再牵涉学界一人。”

当时继任的浙江巡抚增韫曾就近向杭州仁和县令林孝恂打听。林在石门做了六年县令,对徐家有好感,他的答复是:徐自华妇人之仁,物伤其类,徐蕴华是女孩子,少不懂事,盲目附从。这个县令和前面我们说的李钟岳,他们身上都有人性,有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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