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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一生:鲁迅和朱安的婚姻生活

时间:2016-08-09 16:38:51分类:近代名人来源:中国历史网

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一生:鲁迅和朱安的婚姻生活

导读:很多人知道鲁迅夫人是许广平,但朱安却是鲁迅的原配,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尤其是关于朱安的生平,更少有人知道。实际上,朱安整个一生,都在鲁迅身边,尽管鲁迅并不爱她。朱安去世前一日,对前来探访的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这是朱安一生中惟一一次公开谈论她与鲁迅的关系。了解一下这位女性,也许会启迪人们对很多问题的思考。

与鲁迅结婚前后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1939年他也说到这事:“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做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这命运。

鲁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这在新婚之夜就已经定局。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周冠五当时20岁,他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结婚那天晚上,是我扶新郎上楼。楼上是两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见了新媳妇,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王鹤照从13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1906年鲁迅结婚时,他已经18岁。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鲁迅新婚第二天,表现得很决绝。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王鹤照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鲁迅婚后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当时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担心着新夫妇的动静,一到夜深,她亲自到新房隔壁去听,发现他俩很少谈话。二三天以后,鲁迅住到母亲的房间里了,晚上先看书,然后睡在母亲床边的一张床里。在走过了一系列繁杂的过程,如拜宗祠、拜家中男女老少、新郎新娘并肩而拜、拜族中长辈、与平辈彼此行礼、接受小辈拜礼、“回门”之后,鲁迅就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房中。弟弟周建人说:“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忆,朱安拒绝读书、放足,这都事先告知过远在日本的鲁迅,他不可能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周作人则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从照片来看,朱安的身材确实偏于矮小,但鲁迅不喜欢她,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婚事是母亲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

可惜的是,作为“礼物”的朱安本人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没有人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知她是一动不动呆坐在新房里呢?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现身说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

朱安的“婚姻生活”

鲁迅和朱安的关系,前后可分成五期:1906年夏秋间鲁迅奉母命与朱安完婚,至1919年12月29日朱安随周氏家族迁入北京八道湾十一号,为第一期。十三年中,婚后四日即重赴日本的鲁迅,后来只在1909年8月至9月和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在绍兴家中居住;周氏阖家迁入八道湾,至1923年8月2日鲁迅“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为第二期。有人曾回忆鲁迅说:“一九一九年,先生三十九岁时,因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的房屋,始将家眷接京。但完全是分居,夫妻各住一间房,因家庭人口多(当时先生之二弟三弟皆住在一块),先生算比较活跃些”;鲁、朱迁居砖塔胡同,至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为第三期。八道湾是较大的宅子,二人分住前中两院,无须朝夕相对。及至周氏兄弟失和,鲁迅夫妇搬到砖塔胡同,住处逼仄;1924年5月25日“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也不宽敞,这段时间才如友人荆有麟所说:“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鲁迅常年四季,除例话外,不大与太太谈天。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朱安说:“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鲁迅也说,谈起夫妻生活,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鲁迅南下,至1927年10月8日他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为第四期。其间鲁、朱不曾见面;鲁迅与许广平同居,至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为第五期。鲁迅曾于1929年5月15日至6月3日,1932年11月13日至30日回京探亲,住在西三条,情形当与第三期相同。

然而若对照着看鲁迅的创作史,却颇有意思。鲁迅大约一半的创作完成于荆氏所谓“太怕人了”的三年里,这说得上是思想家、作家和学者鲁迅毕生最辉煌的时期。

荆有麟说:“倘若家庭能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同行动的话,那鲁迅先生在北平时,无论是写小说、散文、短评、论文,着重在对旧社会攻击,那他当时的婚姻同家庭,不能说毫无关系吧?而以后在上海——尤其是临死前数年,对于青年之指示方向,对于社会之开辟新路,谁又能说,与那有前进思想,又能诚恳工作的许广平,毫无关系呢?”

他感叹:“鲁迅先生很少写到恋爱同温暖的家庭。在《野草》上虽有《我的失恋》,在《彷徨》上虽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恋’与‘家’,是充满了怎样失望与狼狈的气氛,便不难想象鲁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因为鲁迅先生对于家庭——其实是对整个旧社会的悲苦,在先生思想上,增加了不少凄惶成分。”

鲁迅对朱安的冷漠,对他自己无疑也是精神上的折磨,这在他那里同样升华为创作热情,而朱安终其一生只是做了牺牲。朱安病笃,请人代笔致信许广平说:“自想若不能好,亦不欲住医院,身后所用寿材须好,亦无须在北平长留,至上海须与大先生合葬。”然此遗愿并未实现。

出售鲁迅藏书事件

自母亲去世后,当时已经附逆的周作人担负着长嫂的部分费用,最初是每月100元,随着物价的上升而涨到150元、200元。对于收周作人的这笔钱,朱安内心并不情愿,而且这笔钱也很难维持起码的生活,她的生活贫困至极。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周作人令北京图书馆开列了藏书目录,准备委托来薰阁出售。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信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留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死后应尽的责任。请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详细告诉我你的意见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同时,许广平委托律师在9月10日的《申报》上发表申明:“按鲁迅先生终身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就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听闻朱安打算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住在上海的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也感到自己有责任阻止此事,他给在北京的朱安写了信进行劝阻。

得知鲁迅藏书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由许广平、内山完造出面写信阻止,该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在西三条,他们见到了朱安:天色已近黄昏,朱夫人和原来侍候鲁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见到我们,两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朱夫人身材矮小,狭长脸,裹着南方中年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看去精干。听说我们来自上海,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过了一会儿,她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说着有点激动的样子。

长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对上海方面的误会,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悲怆的呐喊。其实,从她的内心来说,一定也不愿意卖掉鲁迅的藏书,她之所以同意这么做,恐怕也存着这样的心思——希望借此提醒人们她这个“遗物”的存在。也正因为如此,当唐弢将日本宪兵逮捕许广平等的经过告诉她,并将海婴的情形说了一遍,她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当她听到海婴病已痊愈,竟说:大先生就这块肉了,为什么不将海婴带到北平,让她看看。于是气氛一转,藏书出售问题便也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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