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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回顾:从名人日记里面看革命的发展

时间:2016-07-25 15:59:12分类:近代名人来源:中国历史网

辛亥革命回顾:从名人日记里面看革命的发展

徐世昌与那桐:同作清廷掘墓人

辛亥年间,徐世昌、那桐二人同为内阁协理大臣,其职务相当于今日的国务院副总理,堪称位极人臣,高居权力之巅。不过,这两位朝廷大佬得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与一个人的提携密不可分,他便是袁世凯。

1911年5月8日,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徐、那二人同被授为协理大臣。二人接旨后,反应竟极为一致。徐于日记写道:“蒙恩授为内阁协理大臣,时艰任重,拟具疏恳辞。”那亦然,“具折恳辞内阁协理大臣差事”。其实二人此举,既非自谦,亦不是唯恐难以胜任,实乃欲逼迫皇室请袁世凯出山。好在摄政王载沣坚持己见,不准请辞,二人之谋划遂未能得逞。

不过袁世凯又岂是“池中之物”,终有复出的一天。武昌首义爆发后,举国响应,清廷顿时方寸大乱。于是徐、那二人再度活跃起来,他俩联合奕劻,四处散播“唯有袁世凯方能收拾残局”之论调。载沣出于无奈,只得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大局。孰知袁世凯奉诏后,却故意徘徊观望,以“步履维艰”为借口迟迟不赴任。这可急坏了徐、那诸人,徐急忙微服出京,到彰德劝袁出山。关于此事,徐在《韬养斋日记》中只字未提,既可见该行动极为隐秘,也反映其城府之深。

眼见时机成熟,袁世凯不再蛰伏,接受任命,独揽大权,其与徐、那二人的来往便愈加密切,这在二人的日记中颇有体现:

十月初四(11月24日)在慰廷(袁世凯)宅早饭。午后访琴轩,谈。

初五(11月25日)在慰廷处早饭,访琴轩。

初六(11月26日)到慰廷处,晚饭后同访琴轩,久谈,夜归。

(以上为《那桐日记》)

三人私下里过从如此频繁,定当有要事相商,恐多半与篡权阴谋有关。更堪玩味的是,自从11月26日夜里与袁、徐二人密谈后,那桐便称病不出。起初只是请假十日、十五日,后来干脆续假二十日,直到清廷覆亡。同时,期间袁世凯“派卫兵二十六人来家常川守护”。可知那桐此举实乃与袁、徐密议之结果,其告病养疴是假,免责避祸是真。

而徐世昌这边,则继续充当“卧底”。可笑的是,清皇室居然依旧蒙在鼓里,先是破例赏赐徐世昌入值用膳之特权,后又授予他太子太保之殊荣,大有托孤之意。孰料徐并非妙手神医,实为催命郎中。正是他忙前忙后,打通关节,袁世凯逼清室退位的计划才得以顺利进展。甚至在溥仪的退位诏书上,徐也做了手脚。据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爆料,退位诏本由张謇起草,徐世昌后又偷偷加入一段: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徐世昌在日记中仅有一句记载:“今日奉旨宣布共和政体,组织临时政府。”一周后(即壬子年正月初一),那桐则于日记里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江山易手,王朝灭亡,徐、那二人非但没有痛心疾首,愤恨萦怀,反而一个轻描淡写,一个满怀喜悦。可见清廷在他二人心中之分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辛亥之政局,如同一场清廷与革命军对垒的足球赛。清廷教练组即满清皇室,队员乃以袁世凯、徐世昌、那桐为首的一干重臣。面对革命军的凌厉攻势,清政府队中有人故意罢赛,如那桐,更有队员消极比赛甚或踢假球,如袁世凯、徐世昌,于此形势下,清皇室焉能有不下课败北之理?

胡适与吴宓:“远近高低各不同”

胡适、吴宓二人,一位提倡新文学,一位力持旧文化,活脱脱一对民国文坛上的冤家。其实双方之认知差异早在辛亥年即已种下。不妨将时光倒回,看看彼时二人的心路历程。

1911年的胡适已远赴大洋彼岸,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深造。翻检其日记,不难发现质疑旧传统的苗头已于胡适心田萌发。

3月8日,胡研读美国《独立宣言》,细细品来,“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稜,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6月17日,在讨论课上,李佳白主讲《孔教之效果》。胡适感觉时值20世纪,仍宣扬儒学,“已为一耻矣”。更让他十分不爽的是,席间有一位Dr. Beach君,居然对胡适讲道:“君等今日有大患,即无人研求旧学是也”,进而“大称朱子之功”。胡虽未当面反驳,不过在日记里却留下“如芒在背焉”的感受。

武昌首义后,不少人认为只有袁世凯方能力挽狂澜,胡适却不以为然。在其看来,袁“此人真是蠢物可鄙。”当翻阅《神州日报》,看到众多夸赞川督岑春煊之词时,胡“读之不禁为之捧腹狂笑”。甚为可惜的是,胡适日记写至是年10月30日便中断,后续部分据其称已散轶。故我们不能更为细致地把握其思想脉动。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年的胡适对专制王朝并无好感,反倒对革命势力颇为同情。

再观吴宓,1911年对他而言,则是内心极为纠结的一年。因为这一个寒暑轮回,他始终为学业所困。

辛亥革命回顾:从名人日记里面看革命的发展

吴于当年2月初抵京,参加清华学堂入学考试。按照规定,即使考入清华,也尚需四年方有资格赴美留学。其实吴宓之前已接受较为系统的中学教育,但为了圆留洋梦,吴心想“将来果能靠住往新大陆一游,则静待几日亦无可奈何之计,否则机会不易得也。”但当时留学生多为“富二代”或“政二代”,终日游手好闲,他们靠老子的钱和权买通校方,垄断出国名额。于是乎,弃学东渡之念闪过吴宓脑际。东渡便意味失去留美机会,留守仍需忍受各种怪现象,吴不免于此两种选择间犹豫徘徊。其日记里对此心情有着极真切地记录:“人生最苦莫如心有两事,未知所可,交战于中,实觉难受。且人更不可心动,余心已动,直怦怦不能自已。”一番思想斗争后,吴终放弃东游之打算。

然后时局的骤变已不容许吴宓安心于清华求学了。武昌事起,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清华“学生有出校回籍者。而同班之中,亦有若干人请假入城,侦探消息,藉作逃计。殊觉惶惶异于常日也”。同时“本校中国教员,多半已皆辞职回籍”。此刻之吴宓,反而天真地认为革命军难成气候。这其实与其脑中较为浓厚的卫道思想有关,即使到了民国六年,一次他在火车上遇到张勋的辫子军,竟还赋诗赞曰:“健儿喜道年时绩,白下将军破敌归”。也正基于此因,当同学纷纷离校避难时,吴还故作淡定,以为“能经此一番离奇变迁,目睹而心识之,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幸事也。”不过随着风声一日紧过一日,吴宓内心也波澜起伏,再度纠结起来。

看着学友东奔西逃,听闻战局风声鹤唳,吴“终日心中忐忑,至不静适”,忽而欲赴沪避难,突然又决定“静居以观后变”,实则心乱如麻,手足无措。至11月8日,吴终得解脱,学堂宣布暂行解散,每人补助旅费20元。吴便收拾行装,于次日奔赴上海。临行前,吴于日记中写下颇为伤感的一句:“回顾清华园风物,怆然欲涕,未审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此话究系眷恋清华学堂?还是叹惜学业中断?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后人恐已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透过其日记,察觉吴宓之内心依然极度纠结。

同为青年学子,胡、吴二人一海外求学,一国内苦读;一洞悉时局,思想开明,初具独立之思考,一雾里开花,水中望月,仍经历成长烦恼,其见识之远近高低判然有别。当然,之后的民国文坛,胡揭翥新文化之大纛,吴执学衡派之牛耳,两者学术追求之远近,思想境界之高低,则愈加不同了。

郑孝胥与恽毓鼎:“疏槐短柏总伤神”

1911年,郑孝胥、恽毓鼎两位的人生轨迹可用四字概括:殊途同归。

之所以说二人殊途,首先在于该年郑、恽仕途遭际迥异。通过端方和盛宣怀的一番运作,郑孝胥出任湖南布政使,从而再度为清廷效力。恽毓鼎则没有这般好运气,是年四月,他黯然离职。

其次,二者之政见亦针锋相对。郑孝胥在清末乃活跃人物,是铁路收归国有政策和立宪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与参与者。与之相反,恽毓鼎则认为二者都不靠谱。在他看来,铁路国有“此策创于邮部盛大臣”,该措施“启祸而有余,乱其始此矣。”时人“侈谈立宪,举国内外政而纷更之。我瞻中原,蹙蹙糜所骋矣。中夜悲愤,不禁泪下。新学小生,以此愚监国而骗功名;监国阁臣,以此自愚而忘宗社。人心尽去,宪将谁立耶?”平心而论,恽反对立宪颇显落伍,不过质疑铁路国有确也有几分见识。政府仓促间取消铁路商办政策,言而无信,有如儿戏,必定会招致商怨民愤。所以郑的国有主张真乃病急乱投医,悖时逆势。

当然,仕途、政见虽不同,但二人之抱负却极为一致,即捍卫清室之安危。出任湖南布政使后,郑颇踌躇满志。6月20日,借入朝谢恩之机,郑迫不及待向载沣进言,“痛论借债造路为变法之本策”。据郑日记称,“摄政王屡颔,甚悦”。赴湘途中,郑更是将新官上任之喜悦付诸笔墨,“常人类多偏狭而不知轻重,故其是非颠倒有不可以理喻者。”“余既出任世事,当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损我哉。”其志向之大可见一斑。恽毓鼎虽身居市井,不在其位,无郑之风光,但依然深怀用世之心。读其《澄斋日记》,便知其日常所阅之书多为政史类典籍,诚如其言“五十解组,此心究难忘世,不能不预储学识,为异日行政之权衡”,大有东山再起之势。

辛亥革命回顾:从名人日记里面看革命的发展

大厦将倾,覆败之局又岂是郑、恽两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挽回的?于此江山易主、新旧鼎革之秋,郑孝胥“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过味”,“惟有以遗老终耳!”恽毓鼎则“悲愤交迫,几不聊生”,徒叹“今年犹是去年月,不照清娱偏照愁”,“自分永作江湖逸民,不复与闻政事。”枯坐书斋,青灯孤影,痛思过往,万念俱灰,二人唯有一边擦拭泪水,一边总结亡国根源:

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

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今日之谓也。……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以上为《郑孝胥日记》)

其实亡国之祸,早伏于十年之前。光绪庚子以后,孝钦显皇后未免倦勤,又鉴于义和团之乱,肇自宫廷,于是遇事一意脱卸,唯求及身幸免,不复作永远苞桑之计。迨景皇升遐,利于拥立幼冲,不致翻戊、庚两案,以神器之重,授之暗懦孱王。父监于国,而君为虚位。名之不正,莫过于斯。醇王承述父志,排斥汉人。……载搏乳臭小儿,不足挂齿。广张羽翼,遍列要津,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纪纲昏浊,贿赂公行。……呜呼!二百余年培之而不足,三年余覆之而有余。(以上为《澄斋日记》)

郑、恽所言虽颇中肯綮,但毕竟乃后见之明,于事无补矣!

辛亥年除夕夜守岁之时,恽毓鼎曾作诗一首,曰:

堂堂岁月随朝政,落落衣冠与我亲。先祖宁知王氏腊,晓钟迷恋汉宫春。

偏闻梓舍传生子,忍见蓂阶废建寅。诘旦慈宁门外路,疏槐短柏总伤神。

伤神之余,不知郑、恽二人是否心存一丝悔意?当初究竟是谁出卖了瞿、岑两位重臣?当初又是谁帮端方、盛宣怀策划铁路国有方案?从而令本已鱼烂不堪之政局终至无法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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