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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宋美龄:宋美龄一生扮演了哪三个重要角色?

时间:2016-06-20 09:55:30分类:近代名人来源:中国历史网

百年宋美龄:宋美龄一生扮演了哪三个重要角色?

2003年的10月24日,宋美龄女士在美国寓所逝世,106岁的人生大幕,自此落下。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之一,宋美龄在她的人生中比较成功地扮演了三个重要角色――“准政治家”、外交家、妇女领袖,这三个角色对中国近现代的内政、外交和历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她一生也书写着爱国、护家和反共的角色,多重身份和卓越成就使她成为世界上成功人士中引人注目的女士。

“准政治家”

婚后不久,宋美龄就成为中华民国第一夫人。因为不同寻常的阅历和家庭、家族背景,她很快便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

宋美龄不仅可以在枕边议论政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决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自然的事。宋美龄的“参政”范围极其广泛,无论内政、外交、军事、教育和文化,她都能够为丈夫提供助力。

最初,宋美龄为协助丈夫解决北伐战争中的遗孤问题,在南京创设了两所遗族、幼童学校,帮助蒋介石解决后顾忧;当蒋介石执意平定各路新军阀,统一河山之时,宋美龄紧随其后,走遍了中国的东南、西北和西南诸省,不仅亲临前线鼓舞“士气”,安抚各方“诸侯”,而且在旅行中她深切体会到了城乡差别和民间的落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占领江西,宋美龄先借助于基督教协进会的力量,在江西设立11个实验区,从事农民福利与卫生等物质建设;接着,在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时,宋美龄再立“新功”。宋美龄出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指导长,把教会改造社会的理想带入“新生活运动”,统领各界知名人士大张旗鼓,大造声势,把这项所谓“心灵道德建设”推向全国,并向国外广为宣传。为“使中国随时代潮流的进展而进步”,宋美龄把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作为民族复兴刻不容缓的工作。尽管“新生活运动”最后无疾而终,但宋美龄却从中受益,不仅树立了她个人的形象,也锻炼了她的参政能力。

深受父亲“中国必须改造”信念影响的宋美龄,在蒋介石依靠枪杆子维系着个人统治的情形下,自然也要涉足军事。宋美龄结婚不到10年,便登上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宝座。从此,宋美龄利用空军这一阵地,开始在蒋介石政府的权力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于是中国近代史上多了一个“空军之母”的称谓。宋美龄不仅总揽空军的人事、采购大权,还充分施展个人影响,于抗战初期为国民党空军引来了一位骁勇善战的美国空军中校,这个名叫陈纳德的美国军人不仅组建了名扬中外的“飞虎队”,而且屡建战功,自然,“伯乐”宋美龄在这位空军中校的钦佩和赞誉中,成为“飞虎队荣誉队长”。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为营救蒋介石,宋美龄竭尽全力先在“戏中有戏”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舌战众多的“主战派”,坚决主张停止军事讨伐,派人谈判,以免造成国家分裂;后来,她又亲赴西安,安抚张学良、杨虎城,与各方力量斡旋,促进了危机的化解。

抗战之初,上海遭受日军的野蛮进攻,宋美龄号召全国各界,出钱出力,为抗日的将士们服务,她亲自带着慰问品,出现在前线阵地鼓励官兵,甚至在慰问途中遇车祸受伤,也没有停止她的抗战“事业”。为向美国友人和全世界呼吁制裁日军的暴行,支持中国抗战,她犹如一个“国际播音员”,不断通过媒体广为宣传中国抗战的艰苦和抗日将士的英勇,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做不懈努力。

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宋美龄尽管不再在政坛上担任要职,但是她还要在朝政中参与人事的决策。宋美龄在台湾和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仍然异常活跃,她追随其夫蒋介石,在台湾政治的台前与幕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五六十年代,她成立了“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鼓动广大的台湾“半边天”走出家门,去保卫蒋家唯一可以立命的“大台湾”。客观地说,宋美龄在台湾的发展和建设中确实占有特殊的地位,发挥了一种无人能取代的独特作用。

直到蒋经国去世,宋美龄作为一个特殊政治人物的作用才开始有所变化。但她的一举一动,仍然会引起台湾、大陆、美国和有关各方的关注。她对台湾政局和台美关系,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特殊影响力。

宋美龄之所以能有这种作用,其原因不外乎:在两个蒋氏王朝中,她要么是第一夫人,要么是“国之太母”。所以,她虽没有什么政治名份,其力量却足以长时期牵制台湾朝政。甚至在蒋经国死后,她的“余威”也仍能近逼台湾权力核心的文臣武将。

笔者以为,宋美龄还是有一颗中国心,有一份中国情的。她的爱国情结既带有民族主义特点,也包含着民主主义色彩。当然,从宋美龄自身所代表的利益来说,对于她在一定时期的爱国表现,也可以作这样评价,由于在抗战时期,在日寇的侵略面前,蒋宋孔大家族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有一致性,要保卫家族的利益就必须抵抗日寇的侵略,要保卫中华民族也必须抵抗日寇的侵略。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之后,要她继续长期支持各项民主进步运动,违背蒋介石的意志和利益,违背她所代表的家族阶级的利益,爱国而忘家,则是不可能的。所以,由此人们也不难得出结论,尽管宋美龄确实有过很高的爱国热情和突出的爱国表现,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却为什么对她越来越无好感?答案也就在于她的护“家”。

蒋介石在大陆执政时期,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中,宋美龄的丈夫和她的家族就占了三个,他们依靠蒋介石政权的力量成为左右中国经济的财阀集团,他们大发战争之财,个个暴富;同时,作为蒋宋王朝关键人物之一的宋美龄,为了“爱家”,却时时牺牲“党国”的利益。特别典型的是,她对她的大姐及其家人一贯是关怀备至的,从大陆直至晚年客居美国,一直用自己的特权给他们以特殊的照顾,甚至对于这些人的丑行,如孔令侃在上海的走私,她也是“宁负国人不负家亲”。从这一点上说,她总是代表着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官僚买办恶势力。

宋美龄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她个人的腐败。抗战后期,宋美龄通过各种手段把美援转化成个人和家族资产。敛财,疯狂地敛财,宋美龄的贪污腐败活动就国民党内部而言,即使不是最早也是很早的,而且肯定是最大量的。1949年5月,杜鲁门曾命令联邦调查局对宋美龄及其家族在美国的个人资产做了秘密调查。结果表明:至少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人的银行户头,后来又有银行界人士的消息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

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对美国作家默尔·米勒的一次谈话中,骂道:“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的38亿美无中,偷了7亿5千万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

抗战时期,宋美龄在国内外确实获得了非常高的个人声望。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美国的资本家要靠战争发财,因此,宋美龄所享有的美誉,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资本家--特别是美国的军火商人哄抬起来的,她的北美之行,能够如此轰动一时,与美国军火商善于为其造势,是有着绝对关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宋美龄在抗战中得到的种种声望是她所处的地位换来的。战争带给中国无穷尽的苦难,而给宋美龄带去的是无尽的资财和声望,因而这只能构成她在中国政治和外交舞台上得以挥洒自如、纵横捭阖的主因,而不能成为换取人民尊重的政治资本。

另外,当广大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列强的奴役而英勇奋战之时,宋美龄却时常摆出第一夫人的派头,讲排场,出风头,在公开场合,常常是一付雍容华贵的仪容,或是毛皮大衣,或是考究的披肩,缕空的高跟皮鞋,讲究的拎包,耳朵上的钻石坠子,与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大众形成鲜明的反差。当年一个美国记者刻薄地把她称作“爱打扮的美国女郎”。这也是宋美龄在人民当中没有好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凡是对宋美龄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她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有着强烈感受。早年,第一次国共刚刚分裂,她就嫁给了以反共起家的政客蒋介石;中年,为了蒋家王朝一统天下,她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扮演着各种角色,时刻不忘帮助她的丈夫限制共产党和剪除异己,反共、灭共也是她的希望所在;晚年,在台湾,为了实现蒋介石到死都不忘的反共复国的梦想,她又千方百计做着一切努力,在家中积极协助夫君著书立说,不遗余力地宣传反共抗俄,在海外利用一切公开场合、一切机会夫唱妇随地大骂共产党、共产主义,顽强地表现着她的反共情结。

应该说,由于其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和美国价值观以及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宋美龄敌视共产主义,仇恨共产党,是不奇怪的。宋美龄作为她那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必然与劳动人民存在着价值判断上的巨大反差。这种差别决定了反共是她的一种自然的选择,这也是她最终不被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所认可的根本原因。

“外交家”

在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宋美龄的影响超过了她的哥哥、外交部长宋子文。她对国民党外交的影响甚至超越了“代”的局限,无论在蒋介石时代,还是蒋经国时代她都是最具影响的人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支持中国,蒋介石也由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党外交有了新的局面。这一时期,最让宋美龄引以自豪的是她异常活跃的“夫人外交”政绩。1942年,她随夫访问印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中印共同抗日;1943年她先在北美大陆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蒋夫人旋风”,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外国女性。在周游美国各地时,她都应邀发表动人演说,除了对美国人这种迟来的正义表达谢意,更多的是广为宣传中国军民的艰苦奋斗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宋美龄展现出过人的魅力和十足的风采,成功地博取了美国朝野和广大民众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热情支持,也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尔后,她又在北非开罗大国首脑会议上大出风头,成为受全世界瞩目的杰出女性。一时间,在世人眼里,宋美龄似乎成了中华民族的代表,成了反侵略国家的代言人。由此她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上了全球十大最受欢迎的女性,并连续当选了二十多年。作为蒋介石的妻子、助手、翻译和智囊,宋美龄不仅帮助丈夫扩大了国际视野,还为他拓宽了国际知名度,争取到了巨额的军事援助。宋美龄外交方面的骄人业绩,既为丈夫蒋介石争来了最急需的军援和经援。也为她自己赢得了在政坛和国民党内的地位以及爱国的美誉。

妇女界“领袖”

从“新生活运动”到抗战救亡,从大陆到台湾,宋美龄曾被视为国民党甚至全中国妇女界“当然的领袖”。从一个女性人生角度来看,宋美龄传奇的一生,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从她作为第一夫人开始,就认为民主社会的指标之一是妇女地位的提升,所以她把改善妇女地位放在自己工作的首位。国难当头,宋美龄被推上了中国妇女界领袖的地位,她以“妇女指导委员会”为阵地,组织劳军、捐款、生产建设和慰问。一时间,她竟然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会联合会运动”的名誉负责人。宋美龄在《我将再起》的长文中认为,战火为中国带来希望,在抵御外敌入侵中,妇女当然不能缺席,而正因为男人的身旁有果敢的女人,日本的愚蠢才会自食其果。宋美龄领导妇女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战地服务、儿童保育、妇女干部的训练及献金运动。她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广大妇女为抗日作贡献的热情。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吸引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当中,而且成千上万的青年士兵在广大妇女的激励下坚定了抗日的决心。无怪乎各国驻华外交官送她一个“女委员长”的雅号。

爱“国”、护“家”、反共三位一体

宋美龄是不是一个爱国者?作为一名出身于那个时代,生活于那样的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之下的女性,身为“娇小姐”出身的第一夫人,她能够放下“贵夫人”的架子,像普通人一样为抗战尽力,慰劳伤员、组织疏散、抢救难童,甚至冒着危险亲临前线慰问,是非常难得的。应当承认,在民族危难来临的时候,宋美龄牺牲了一些个人的安逸,为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从许多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国家和民族的关心及责任感,我们还能看到她对在日寇铁蹄下苦苦挣扎的中国百姓的深切同情,看到她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难童的一颗爱心。

退台以后直至定居美国,宋美龄仍然关注着大陆,关注着华人,关注着两岸关系。50年代以来,宋美龄一直坚决反对美国某些人分裂中国的企图。70年代末,孀居美国的她不仅关心家事、台政,还表现出了她的民族主义情结。当1978年东南亚有的国家出现排华事件,宋美龄迅速作出反应,在纽约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严正的抗议声明。

晚年深居简出、不问政治的宋美龄,1995年在海峡两岸关系“山雨欲来”的时刻,在一份书面发言中向台湾当局呼吁:海峡两岸“最后的和平统一”,尚有待大家从海内外和各个领域岗位来协力完成,不要由于一时的不虞匮乏,而忘了复兴民族的重责大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她对李登辉分裂中国阴谋的预先反应。

旅居海外多年的宋美龄年事渐高之后,也开始想到身后的安排。尽管她的许多至亲都葬在美国,但在1995年底她与孙子蒋孝勇谈话时还是吐露了自己的心愿:葬回大陆。

当年蒋介石曾经选了两个地点做百年后安葬之处,一是南京紫金山,一是溪口附近的四明山顶。宋美龄表示,如果蒋介石移灵大陆,能够以生前亲自选定的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附近的紫霞湖为墓址,则她希望葬在上海她母亲的墓旁,因为紫金山先后葬总理与总裁,不是她可以随着安葬的;但如果蒋介石不能葬于紫霞湖畔,而是归葬溪口家乡的四明山址,则她愿与先生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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