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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和李隆基治理下的朝代才是盛世

时间:2017-07-20 08:30:31分类:帝王将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李世民和李隆基治理下的朝代才是盛世

“开元”和“天宝”,为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加上其父唐睿宗李旦禅位时的“先天”,他在位44年间,共用了三个年号。整个唐代,年号变换最多最快者,当数他的祖父高宗李治与祖母武后,两口子前后执政50余年。共使用32个年号,其中一年一换者11起,一年两换者5起,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我估计这是武则天的主意,那个强势的女人,精力过剩,欲望强烈;绝不安分的她,不搞点惊人举动,不闹点轰动效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换年号,成了武则天的一项游戏。年号通常两个字,她改唐为周称帝之后,甚至用过“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四个字的,对她来讲,换年号如同儿戏。官府不堪其扰,民间不胜其烦。所以,公元713年,李隆基实际掌权后,头一件事便是改年号为开元,而且一下子坚持用了29年,终结了武则天的年号乱象。

李世民和李隆基:谁治理下的朝代才是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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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接位时才27岁,年青有为,朝气蓬勃。他实干、勤政,政治上除劲敌,朝政上用贤臣,国用上讲节俭,吏治上重考核,身体力行,励精图治,志在升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国人的生存能力、恢复能力和健壮起来的能力,是相当强大的。只要给以安定的环境、发展的空间、宽松的氛围和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无论国家的底子原来多么薄,百姓的生活原来多么差,用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中国人就是有办法使自己的国家出现奇迹般的变化。

往近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就,这是我们大家亲身经历的;往远说,汉代的“文景之治”,也是极著名的例子。(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在位16年,加在一起39年的太平,国家富庶到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地步。)

太平,很重要。唐的开元盛世比汉的文景之治少了10年,在这29年里,没有大的战争和大的灾难,因而也没有大的动乱。正是由于太平,“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这才成为盛世。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在这29年里,至少有20年没有大的“混账”。

在封建社会里,最高统治者往往决定国家是成是败,是祸是福。唐人杜佑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德宗朝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顺宗、宪宗两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是一位有头脑的经济专家,他对于开元盛世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

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盛。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开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通典》)所谓“驿驴”,用时尚的话说,就是“驴的”。想想当下城市里居民打的之难,真羡慕唐朝人的这一份便利。可想而知,唐代大诗人杜甫,从他家乡河南巩县来到洛阳卖药,肯定没少打“驴的”。在《忆昔》一诗里,对于他童年、青年度过的年代,留恋之意,依惜之感,那些打心眼里流露出来的诗句,可是千真万确的赞美:“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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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诗人所写的“小邑犹藏万家室”,看似平淡,实则意涵深刻,因为反映出的人口繁衍现象,是衡量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指标。

“邑”,是比都城和省会小,比区、乡和村镇要大得多的中等城市。一个小的“邑”,也就是普通的小县城,居然聚集上万户人家,数万名百姓,这说明唐代的人口直到开元年间,才恢复到前朝隋大业年间的规模。

我们常说“人口红利”,没有人口,哪来红利?所以,史学家钱穆认为:人所称羡的贞观之治,其实在经济实力和人口总数上,都无法与隋炀帝杨广的大业年间相比。据《资治通鉴》:“隋大业五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

隋氏之盛极于此矣。”仅以河南巩义的洛口仓为例,这一个仓的储粮竟高达骇人听闻的24亿斤,比起当下的国家粮储基地,也不觉逊色,可证隋大业朝非同小可的富有程度。然而,隋朝的最高决策者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账,从他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王朝昙花一现的命运。

中国有两个应该辉煌却辉煌不起来的短命王朝,一为秦,一为隋,秦败于二世胡亥,隋败于二世杨广。杨广比胡亥更能“败”,第一骄奢淫逸,第二穷兵黩武——修建大运河,重盖洛阳城,亲征吐谷浑,三讨高句丽。家底再厚,也经不起这十数年的折腾。随后,民不聊生,举国叛起,分崩瓦解,陷入动乱、混战,全中国差不多2/3的人口死于这场灾难。李世民成为皇帝的样板,有很大程度的误会。他接手时的江山,元气大伤,既穷且破,头几年因天灾,老百姓都吃不饱。他的“伟光正”纯系文人哄抬起来的。唐贞观六年(公元633年),日子稍有改观,拍马屁的官员奏请唐太宗泰山封禅。这是中国帝王最为虚荣的无聊把戏。举朝官员面面相觑,不敢异议,只有魏征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稀,灌莽极目”,“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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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以直谏出名,李世民尽管不爱听,可一想,河洛地区麦熟之时,还得把关陇地区的饥民带出来觅食,尽管很想风光,也不起劲了。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侍御史马周上疏中,还在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贞观之治,也未能改变战争造成人口锐减的现象。没有人口,谁来创造财富?战争之可怕,就在于杀人容易造人难,要把童稚养成劳动力,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投入,那是极费功夫且急不得的。

直到唐高宗李治的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即今现有户三百八十万。”说明唐王朝立国半个世纪,总人口还未达到隋王朝的一半,由此推断,唐太宗李世民为帝时,全国户不足三百万,口不足一千万。

就这份小家业,封哪门子禅啊!所以说,贞观之治,只是在封建制度的理论建设上有所贡献,这种盛世,与百姓的肚皮无关,故尔是虚的;而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之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开花,才是货真价实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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