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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八年曾现超级三伏天:京师有热毙者

时间:2017-02-17 09:08:56分类:帝王将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乾隆八年曾现超级三伏天:京师有热毙者

伏天已至,又逢炎夏。今年7月13日,入伏了。即便本周二开始,山西境内多地降雨,但雨停过后,那片刻的凉意就被迅速蒸发殆尽,人们感到的还是热,热,热。

热浪滚滚,席卷半个中国,“三伏天”“酷暑”“温室效应”一类的话题成为媒体关注焦点。那么问题来了,打着“温室效应”鲜明烙印的今天,是不是历史上最热的一个阶段,以后还会继续热下去吗?与现代相比,古代夏天有多热?那时没有摄氏度这样的符号,古人又是如何记录的?历史上关于气温最热的记载都说了什么?有一年仅京城居然热死了一万多人!用网络词语来形容就是——细思极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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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气象记录以来,山西高温极值为42.1℃

伏是隐藏的意思,据《史记》文字记载,“伏者,隐伏避盛夏也”。“三伏”是指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大约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一段时间。今年的入伏天是7月13日,恰恰山西老百姓通过体表温度感受酷暑也是在这几天开始的。我国华北、华南等地上周末起开启“烧烤”模式,山西也不例外,除朔州外,全省各地均有高温出现,最高气温超过35℃的县市有34个,其中孝义为省内最热,达37.2℃,这也是我省入夏以来范围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

山西高温天气一般出现在5月至8月,最早可在4月中旬出现,最晚出现在9月中旬,5月下旬到8月下旬是高温天气的多发时期。其中,6月下旬高温日数最多,7月下旬次之。有气象记录以来,太原历史上最热的一天出现在2010年7月30日,最高气温达39.6℃。全省高温的历史极值为42.1℃,出现在2005年6月23日,运城的平陆。

我省地处大陆东岸中纬度的内陆,东距海岸虽只有300-500公里,但由于省境东部山岭阻挡,气候受海洋影响较弱,在气候类型上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总的特征是: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夏季南长北短,雨水集中;春季气候多变,风沙较多;秋季短暂,天气温和。全省日照充足,热量资源较丰富,但灾害性天气较多,“十年九旱”;境内南北狭长,山峦起伏,地势北高南低,南北气候差异显著,昼夜温差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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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截止到2010年的资料统计,全省11市的年平均气温在6.55~13.19℃之间(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出现在朔州市和运城市),11市的年平均气温均呈极显著升高趋势。从上世纪60年代起,50年里全省气温升高了1.475℃左右,年降水量近些年呈现出下降趋势,大部分地区降水量都减少,主要减少地区在太原、阳泉、榆社、长治、阳城。

山西气温一年比一年高,这是公众感受比较明显的。山西的气温有年代际变化特征,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处于偏冷时期;80年代后期至今,气温总体呈偏高态势。

为什么我们会感到越来越热,专家普遍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温室效应。何为温室效应?百度百科上解释是透射阳光的密闭空间,由于与外界缺乏热交换而形成的保温效应。具体说是太阳短波辐射可以透过大气射入地面,而地面增暖后放出的长短辐射却被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物质所吸收,从而产生大气变暖的效应。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工业的迅速发展,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相应增多,同时森林被大量砍伐,大气中应被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没有被吸收,由于二氧化碳逐渐增加,温室效应也不断增强。专家提出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地球像是呆在一口倒扣的铁锅下面,吸热速度远大于散热速度,如果汽车尾气排放继续扩大,森林绿地规模持续缩减,温室效应只会加重,人们感觉到越来越热,就是必然,无法逆转。

 

B古代没有温度计,但会形容“七月流火”

在气象学上,一般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温,称为“热浪”,属于气象灾害,古人称为“热灾”。摄氏度这个概念,也就百十来年吧,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古代有多热?尽管古代夏季气温资料极为缺乏、简单,直到明清之后才略微丰富详细起来,但古代文人笔下有关“天太热”的记述,多少弥补了气象史料的短板。

古人形容夏天炎热最出名的一句话,是“七月流火”。此说出自《诗经·国风》中的《七月》一诗,诗歌开头即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有人认为七月流火是指天文现象,但此古语现在已被通俗形容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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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历法中的第一个月与夏历(阴历)不同,是夏历中的十一月份,比夏历正好提前两个月,也就是说“七月流火”,实际是形容夏历的“五月天”,相当于现在公元阳历的夏季六七月。从“七月流火”来看,西周时期的夏季气温确实不低,可能比现代要热。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来看,《诗经》中原意的确是指天热,表示“七月还很炎热,九月就已秋凉”。《诗经》成书于周代,其收录诗歌的创作时间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时期,除了在西周早期有过短暂的寒冷期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比较温暖,夏季气温比现在约高2℃。

从《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的统计分析来看,热灾相对其他自然灾害并不是太多,与“霜灾”并列,约占总数的1%。历史资料上看,从隋唐到北宋初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较多。

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旧唐书·德宗纪》上称“夏,热甚”。通俗说来,就是这个夏天太热了。

五代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四》记载,这天是“亢阳”,意思是太阳太厉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毒太阳”。

三伏酷暑的极端天气在两宋期间较多,而且宋代诗中多有描写。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熏炙势自如”;陈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顷刻不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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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00年以前,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这一年又恰逢大旱,灾情严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燠”的本意是温暖,史书上称“大燠”,则是“太热了”。因为对水的需求过于旺盛,《宋史·五行志二》上还说“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放在眼下,这一杯水能值十多块人民币了,搁到现在也是饮用水中的奢侈品,那时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贵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众”。

C乾隆八年的超级三伏天

老百姓喝不起一杯水的嘉定八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卷“清代气象记录(上)”中可以看到,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可以说是超级酷暑。有关乾隆八年极端炎热记录,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记录,其中就有来自山西浮山的县志记载。

“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这是乾隆年间《浮山县志》里说的。反映同一事件的官方记载,还有“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天津县志》)、“(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熏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高邑县志》)、“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青城县志》)……

由此可见,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烧烤模式”。《续东华录》中使用了“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来势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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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法国教士宋君荣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

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呢?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众可想而知。形势紧迫,乾隆皇帝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以减少中暑和死亡。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专家的研究换算,乾隆八年(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1942年,华北出现了极端高温纪录42.6℃、仍低乾隆八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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