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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阉党出身的马士英在崇祯朝怎么发迹的?

时间:2017-01-06 16:43:45分类:帝王将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解密:阉党出身的马士英在崇祯朝怎么发迹的?

马士英(约1591—1646),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二甲第十九名进士。

人肉责任人,与人家的学历、文凭有毛关系?这在别人那里无关紧要,放在马士英这里还真异乎寻常。

东林党人认为马士英、阮大铖搅到一起,是气味相投的缘故。这个看法即使不邪恶,也够书生气。比较合乎情理的,他们的关系比谁都铁,最初起作用的是“同学录”——

马士英万历四十七年中得进士,其实他万历四十四年即已参加了会试。这一年,马士英与阮大铖一同在京城呆了数月,会试后一共高中。奇怪的是,马士英却没有参加殿试。至于什么原因,不太清楚,估计也没有人能够清楚,只能查明这个情况属实。所以,马先生当了中国高考史上第一个知名“复读生”。

查复读,不是要给马先生揭短。复读,压根也不是一件坏事,没考到大学,先考到同学,同样受益匪浅。你复读几年,自然会有几倍的同学,人脉关系就要比人硬几倍,有什么麻烦事,别人跑断腿,你几个电话搞定了,还有一两同学要请你搓一顿。

解密:阉党出身的马士英在崇祯朝怎么发迹的?

那时虽没有“复读”的相关规定,但他与上一届的阮大铖的“同学(同年)关系”,还是能够确认的。有了这层“同学”关系,后来又一同受到组织处理,马士英与阮大铖再在南京城相遇,这个场面就不是两个倒霉干部的路遇了。相互对视,坐上酒桌,怎么地也得多喝两盅。

让他们成为“同学+兄弟”的,那要感谢周延儒了。

周延儒(1593—1643),字玉绳,号挹斋,宜兴人,20岁时连中会元、状元,37岁首拜首辅,49岁二度为相。二度为相的周延儒,曾革除前任弊政,免除战乱百姓欠税,起用有名望朝臣,朝野称贤。最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周总理不得不编点假新闻逗乐皇上,戏法穿帮,被责令自杀。

你也看出来了,周先生本领大,官也大,折腾更大——折腾了十几年,也只是重回旧岗,并且折腾掉自己的老命。

周延儒与马士英、阮大铖实质性地扯上关系,便是他二度为相的敏感时期。

当最大的官,就要使上最大的银子。周延儒花出的银子有多少立方,我没搞清楚,因为这明显超出了一个作家的权力范围,有侦缉权的部门可以一试。反正很大,大到周家的银子堆在一起都不够份量,最终还要到社会去募集股金。

这个时候,阮大铖提了一袋银子,决定投资创业股。

阮家是个大户,虽说都是从贫下中农那剥削来的血汗钱,但也算是合法收入。相对于阮家,周延儒严重违规,太不厚道了。他收了人家的股金,不仅不给人股票,连张收据都不打,只给了一桩期货,还是口头的——

周延儒对阮大铖说,干部工作不是我一人说了算,你受组织处理的时间还不长,我要是勉强推荐你,万一有人举报,组织上又不批准,对你对我都不好。你不如推荐一个条件成熟的哥们,我栽培他,他再栽培你。

靠!这才是官场的高级黑,收钱不办事,连责任都甩出去了。

阮大铖的银子也打到专用帐户了,结局弄出这个样子,心比割肉都疼。一咬牙,将马士英的名字报了出去,就当是买了张“刮刮乐”。

这事的真伪,不好说。正史与后世文人,都一致认为阮大铖拿了一大笔钱入股,让周延儒去当首辅。但阮大铖刚犯过错误又提拔不了,周延儒让他推荐了好朋友马士英,马士英再去提拔阮大铖……几乎就明着让阮先生钻套。因为这笔交易如果能赚钱,必须有很长的连环套连起来:周延儒上台后马上把明朝搞倒,让马士英趁机崛起;马士英马上成为权臣,有能力提拔阮大铖……时间要是晚了,阮大铖也等不那一天了,别说升官。

投资入股求官说,假设前提也太多了点。不过,这好像又是真的。因为,周延儒谈过的期货还真出现了,并且颇有收益——马士英真的在崇祯朝复出了,官也确实越做越大,并且最后帮助阮大铖圆了官梦。

这事,我认真研究过,发现了正史与野史的两大元素:一个叫扯谎,一个叫扯淡——

起点,阮大铖给周送钱;

终点,周延儒给阮谋官;

中间,马士英两头运作。这马士英,到底是投资人,还是拿干股呢?

解密:阉党出身的马士英在崇祯朝怎么发迹的?

大买卖的破绽,正在马士英这里。事实上,马士英的复出,并非出自周延儒之力。如果当初周延儒确实承诺过,最后又在玩深沉,这个人那真是职业黑!

向崇祯皇帝推荐马士英的,是礼部侍郎王锡沄。当时,首都的形势相当不稳定,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巡抚王汉率兵进剿。结果,叛贼没剿灭,自己兵败身亡。

京城好像有段顺口溜:“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保定是朝廷的狗腿子基地,现在可好,狗腿子它疯了,不咬贼,咬主人!

紧急关头,王锡沄想起了消防队员马士英。马士英办事干练,长于谋略,出山的第一回合,就将刘超给灭了。因为这个缘故,马士英担任了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凤阳等地军务。

所以,王锡沄还是有点伯乐的天份,马士英也是凭真功夫吃饭。要是办桌答谢宴,马士英第一个要请的是王锡沄。要是请了周延儒,那是请领导作陪,根本就不是主客。

至于马士英后来还能平步青云,那只能倒叙,从结果来推测原因——

朱由检在内外交困的关键时刻,倘若拉上一大家子果断南巡,实施战略大转移,即使军队来不了几个,干部断断少不了一堆。倘若不是他什么动作也没有,直接就到树上去上吊,那么,留都南京周边的无论是论官职和还是军事实力,马士英都难入选“前10强”。

马士英的意外成功,是因为成功意外。当事各方,都不愿穿帮——周延儒不会,阮大铖不会,要抹黑马士英、阮大铖的人也不会——没有好处,谁愿说真话?!

《明史》中的马士英与阮大铖,被批处理在同一子目录下,与他们的老领导周延儒,同在“奸臣传”根目录下。

这种处理方式,具有相当的喜感:马士英在京城失陷后的一个多月里,迅速组建起抗战大本营。在弘光朝不投降不足以平民忿的背景中,抗战到底,被俘不屈,为明朝献上自己的项上人头,成为史册中的奸臣唯一!要知道,那正是满清人人力资源紧张的时候,凭自己厚重的身份,改换门庭,马士英也是满清梦寐以求的“二臣”。

南明史乘颇多门户之见,著名史学家朱希祖说:“余于南明史事,凡东林、复社中人所撰著,必当推察至隐,不敢轻于置信。读史者当以至公至大之见,衡其得失,勿徒震于鸿儒硕学而有所蔽焉。”近人姚大荣曾为马士英专门写过一部《马阁老洗冤录》,精彩地论述过《明史.奸臣传》与《桃花扇》的关系。最后的结论,《明史》的蓝本,竟是《桃花扇》。《桃花扇》,十足的文学经典!

回过头来看看周延儒,这个收钱不办事的家伙,确实没给马士英、阮大铖升官帮忙——收钱不办事,才称得上大干部。

无意中给马士英、阮大铖帮了大忙的,是史可法。史可法历史地位的快速飚升,与马士英还真如出一辙。朱由检上吊时,他同样占有地利天时——南京兵部尚书。但与马士英趋势不同,史可法在弘光朝的份量逐渐淡去,因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的失宠,后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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