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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主帅哪家强?曹操、刘备、孙权能力评估

时间:2017-01-03 16:33:30分类:帝王将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三国主帅哪家强?曹操、刘备、孙权能力评估

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曹操刘备孙权三位主帅个体之间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也是经济的比拼。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鼎立的局面维持了七十多年——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始,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一片降幡出石头”吴主孙晧投降,三国归晋止。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曹操、刘备、孙权三位主帅个体之间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也是经济的比拼。影响和决定魏蜀吴三国兴衰沉浮的各种内在、外在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主帅的能力素质、人才队伍建设、经济发展三个方面的原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国主帅哪家强,各有优劣没蓝翔——曹操、刘备、孙权能力素质评估

人生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一个人的性格品质,决定了人的能力素质。三国主帅的人生历程各不相同,总体上看,曹操是最艰难的,孙权是最幸运的、刘备是最侥幸的。

曹操在曲折中奋进,其性格特征是刚性的——敢作敢为,过而能改。

东汉末年的乱世之中,曹操在逐鹿群雄中无疑是一位成功、强势的领导者。在政治上,他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占尽优势。在经济上,他逐步统一兖、冀、幽、并等广大地区,为中国北方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开创性地实行屯田制,百万大军亦兵亦民,魏在三国中可算是国最富、兵最强。在军事上,他破袁术,灭吕布,定徐州,收张绣,败袁绍,征乌桓,平马超,降张鲁,虽有赤壁之败,仍不失杰出军事家的历史地位。在文化上,以曹氏三父子和“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引领文坛百年风骚。

影响曹操人生成就的决定性性格因素有四个方面:

一是大事清醒——明。曹操政治头脑敏锐,在各种重要历史关头,总能站对立场走对路:他拒绝伙同王芬、许攸谋废灵帝;关东诸将欲立刘虞,曹操坚持“诸君北面,我自西向”;至死不篡汉称帝,等等。招揽人才和严明赏罚也是他非常关注的大事,比如严明赏罚方面,他讲求“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一以贯之,谋臣武将都甘愿为其效命。于禁在执行战场纪律时,冒犯了曹操的嫡系部队青州兵,而他不怒反悦,封于禁为益寿亭侯。

二是敢闯敢干——勇。曹操当洛阳北部尉时,敢于毙杀“十常侍”之一蹇硕的叔父;董卓乱政后,他“散家财,合兵得五千人”,拉起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讨伐董卓时,以袁绍为盟主的各路诸侯“莫敢先进”,唯有曹操敢于领军西征;官渡之战,曹操敢于“以至弱当至强”;征乌桓,敢于“堑山堙谷五百馀里,经白檀,历平风,涉鲜卑庭,东指柳城”。中青年时期的曹操冲劲十足,但行事不免偏于冒失、残暴,比如,激反张绣,屠戮徐州等等,犯过不少错误,走过不少弯路。中后期,尤其是赤壁之战后,曹操行事日渐稳健,甚至趋于保守,比如收降张鲁后,适可而止,不敢直取成都、“得垄望蜀”。

三是百折不挠——韧。曹操一生经历了四次大败:一败于徐荣,二败于吕布,三败于张秀,四败于孙刘。败得最惨的一次,也可以说曹操人生的低谷,当数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再次进攻陶谦的时候,他认为最可靠、甚至可交付后事的朋友张邈背叛了他。曹操失去了根据地兖州,流离失所,非常落魄,甚至考虑寄人篱下,投奔袁绍。但是,每次失败之后,曹操都不灰心,不气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总结经验,重整旗鼓,再次投入战斗,因此,曹操总能遇挫弥坚,不断冲出困境,走向胜利。

四是从谏如流——智。曹操的胸怀是比较开阔的,只要是于他有利的意见和建议,他大都能够虚心接受。他的许多得意之作,其实都是麾下谋臣智囊的集体智慧:许下屯田是毛玠的建议;先平吕布,后取徐州是荀彧的谋略;西迎天子、定都许都是荀彧、董昭的建议;乌巢劫粮,是许攸的主意;远袭乌桓,是郭嘉的智谋。——领导者不可能事事都思虑详熟、棋高一着,但只要能集思广益、虚心纳谏,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高人”。

刘备在夹缝中求生,其性格特征是柔性的——委曲求全,蜇伏待机。

刘备被后世美化成一代仁君、德义的楷模,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并不一定这么完美。《三国志》开篇记载他虽以“贩履织席为业”,但“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年少颇附之”,一副浪荡纨绔子弟的形象。陈寿评价,“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我认为,刘备有高祖之风而无高祖之能,有高祖之器而无高祖之识。刘备的一生是带有悲剧色彩的,以颠沛流离开局,以惨败夷陵、白帝城托孤结尾。

其人生轨迹可用三句话归纳:

一是韬光养晦——紧咬一个“忍”字。《三国志》记载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这既说明刘备城府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他是个理性、克制、坚忍的人。刘备的一生是比较曲折的,他奔公孙,从吕布,依曹操,投袁绍,附刘表,结孙权,四处寄人篱下,颇有点“丧家犬”的味道。入主益州前,刘备属于乱世夹缝之中的弱势群体,其自保之术只能是和光同尘、韬光养晦、以曲求伸。刘备与袁术对峙的关键时刻,吕布偷袭下邳,虏其妻子,刘备只能忍气吞声,“求和于吕布”。《吴历》记载,刘备为了防备曹操迫害,“时闭门,将人种芜菁”;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他瞒天过海,假装惊失匕箸。寄身荆州时,他建议趁曹操北征乌桓时乘虚进攻许都,刘表不采纳,他也无可奈何,不再强求。刘备早期这种类似“寄生虫”的经历,一定程度上使他的忧患意识异于常人,坚忍之术也异于常人,甚至还带有一点怯惧的味道。诸葛亮说他“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每次进到夫人的房间都“衷心常凛凛”,真可谓是忧惧到家、坚忍到家了。

二是见机而作——苦等一个“时”字。刘备的韬光养晦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暗中使劲、徐图自强。无论处境如何艰难,他都不堕青云之志,一直帝室之胄为标榜,以匡扶汉室为己任,成语“髀肉复生”就是刘备对老之将至、功业不建的感叹。在公孙瓒手下,他不失时机拉拢赵云;在曹操手下,又与董承密谋诛杀曹操;在袁绍手下也不安心,“阴欲离绍”;在刘表手下,多方交接荆州豪杰,以至于“表疑其心,阴御之”;在刘璋手下,刘备更是无所忌惮,“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取刘璋而代之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待到时机成熟,便寻找借口,进围成都。所以,刘备的韬光养晦,是为了等待时机,只要历史机遇来了,他就会象“救命稻草”一样牢牢抓住不放,趁势而上,一飞冲天。对此,有些独具慧眼的人洞若观火:周瑜提醒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程昱和郭嘉反复建议曹操杀刘备,尤其是程昱,《三国志》记载了他给曹操的建议,“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在曹操派刘备、朱灵率军拦击袁术的时候,这两位谋臣极力劝说“刘备不可纵”。可是为时以晚,刘备从此如蛟龙入海,一生以曹操为敌。

三是收揽人心——力行一个“德”字。刘备的名言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临终给儿子刘禅的遗言是“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刘备的仁厚、义气,在《三国演义》中被大书特书、极力渲染,正史上也有多处记载。《三国志》和《魏书》都讲了刘备作平原相时,郡民刘平派刺客杀他的事,最终“客不忍刺,语之而去”。最能体现其仁义的,是赤壁之战前刘备的“两个不忍心”:一是诸葛亮劝刘备乘刘表之丧攻襄阳、取荆州时,刘备说“吾不忍也”,没有采纳;二是荆州父老十余万众随刘备转移,刘备不忍遗弃,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但是,刘备不是一味恪守仁义的腐儒,而是个政治家,所谓的“仁义”,也只是他收拾人心、壮大队伍的政治宣言,一旦危及到根本利益的时候,“仁义”也可以抛之脑后——曹军急速追击到近前的时候,刘备照样舍弃十万荆州父老而去,仓皇逃命。《九州春秋》记载,庞统劝刘备取益州时,他先是大言炎炎:“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当庞统再进一步劝说“今日不取,终为人利”之后,他立即撕下仁义道德的面具,反攻刘璋,直逼成都。一路捷报频传,刘备高兴之极,“于涪大会,置酒作乐,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这时,连建议夺取益州的主谋庞统都看不下去了,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此时的刘备哪有半点仁义君子的风范与作派?!

孙权在守成中进取,其性格特征是中性的——宽威并济,和谐持重。

孙策在临终前对他时年19岁的弟弟孙权的评价是:“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历史证明,孙策的评价言之过早,无论是保江东也好,与天下争衡也好,孙权都不在孙策之下。孙权承父兄之业而据有江东,虽是守成之君,但他的能力素质乃至历史功业与曹操、刘备相比,并不逊色,以至于比他大27岁的曹操无限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权的能力素质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能文能武。孙权比较好学,他说自己“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他虽然没有象曹操一样“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佳句传世,但诸多言谈之中,无不显露出其深厚的文史底蕴。他喜欢用两汉历史人物类比身边诸大臣,还劝戒吕蒙、蒋饮等青年将领要抓紧时间读书,提高综合素质。孙权带兵打仗在历代君王当中,也是比较强的。《三国志》记载孙权喜欢游猎,特别喜欢与虎为敌,在38岁时,他“亲乘马射虎于堎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孙权骑射术非常好,史料对此没有正面描写,但《献帝春秋》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孙权征合肥的时候,被张辽袭击,险象环生,差点被俘。“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孙权被久经沙场的魏国大将称赞“善射”,可见其箭术不差。

二是能统能分。孙权主政江东时的形势是比较危急的,《三国志》介绍:“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面对复杂形势,孙权一方面尊重和信用父兄时代的老臣,“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另一方面不断培养、发现年少才俊为其所用,“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很快稳定局面。尤其是在八年之后取得赤壁大战的胜利后,孙权在东吴一言九鼎的核心领导地位从未动摇过,甚至发展到后期的恣意妄为、果于杀戮。与此同时,孙权也能放手让将帅发挥主观能动性。赤壁之战中,他对周瑜充分授权,夷陵之战时对后起之秀陆逊更是信任有加。史载:刘备死后,吴蜀关系缓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孙权专门刻了个自己的官印放在陆逊处,“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如此信任,如此放权,确属难得。

三是能伸能屈。总体上看,孙权是一个比较强硬的人,其个性张扬的一面俯拾皆是:比如,他在欢宴时亲自给大家行酒,虞翻假醉不喝,他非常生气,“手剑欲击之”。孙权对张昭赤壁之战前主降一直耿耿于怀,不但至死没让张昭当过丞相,在矛盾最激化的时候,孙权甚至拔刀相向,“土塞其门”,进而“烧其门”——对张昭这样的两朝元老尚且如此,其他人等更不待言。但在历史上,孙权的忍术也很出名。陈寿评价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这主要是指他“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攻濡须不成,“引军还”。孙权为了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主动“令都尉徐详诣操请降”。尤其是在“白衣渡江”,袭取荆州后,为了避免两面受敌,孙权“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劝曹操称帝。夷陵之战爆发前,孙权积极开展外交斡旋,向曹丕“遣使称臣,卑辞奉章,并送于禁等还”;曹丕要求上贡明珠、象牙等宝物,孙权也有求必应。对于刘备,孙权先是“遣使求和于汉”,“先主盛怒不许”,之后,他任用陆逊火烧刘备连营七百里。大胜之后,孙权又主动“遗使请和”——见好就收,给刘备一个台阶下,同时搞好与魏蜀两国的关系。

“疾风知劲草,乱世出英雄”,曹操、刘备、孙权无疑是他们那个时代最耀眼的三颗政治明星,都有其非同一般的过人之处。(朝乾夕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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