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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权臣韩侂胄的为人:韩侂胄是忠臣还是奸臣?

时间:2016-12-28 14:33:04分类:帝王将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如何权臣韩侂胄的为人:韩侂胄是忠臣还是奸臣?

南宋权臣韩侂胄,在宋宁宗时期主持了两件大事: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如何评价这两件事,或者说如何评价韩侂胄这个人,自南宋以来就有不同看法,至今史学家们的分歧还是很大。因为这问题确实令人费解。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来名臣韩琦曾孙,父亲韩诚娶高宗皇后吴氏的妹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光宗以疾不执父丧,中外典论汹汹,赵汝愚议定策立太子。因韩与太皇太后吴氏的关系,赵汝愚遂请韩侂胄助一臂之力。韩便通过熟人太监向太后转达了诸大臣的建议。后在太后的主持下,太子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

扭转国事危机,韩与赵谈及论功请封之事,自以为起码能得个节度使之类的封疆大臣的职位。不料,赵汝愚说:“我是宗室,你是外戚,不应论功求赏。”于是韩只迁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韩感到非常失望,遂与赵汝愚有隙。而宁宗皇后韩氏,又是韩侂胄的侄孙女,韩一身兼两重国戚,更持有定国策立新君之功,在朝中的权力渐增。宁宗年轻幼稚,对这位国丈爷也就很迁就,韩逐渐在朝中培植党羽,主要是安插亲信于台谏。

朱熹奏劾其奸,韩怒而使戏子峨冠阔袖,扮成朱熹讲学模样,使宁宗感到迂阔好笑,将朱熹罢职奉祠,贬出政坛。吏部侍郎彭龟年请留朱熹而逐侂胄,被出为地方官,而韩进保宁军承宣使。赵汝愚为相,两人貌合神离,怨仇益深。韩与言官谋,奏劾汝愚谋危社稷,以宗室居相位,将不利国家。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罢相,出知福州。一些官员见状,上疏苦言汝愚之忠,罢相不当,俱遭到降黜。六名太学生也朕名上书,指斥言官枉害大臣,尽遭流放,人称“庆元六君子”。

韩侂胄拜保宁军节度使,其党羽斥朱熹理学为伪学,搜罗朝野,将赵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彭龟年等一批官员,统统列入“伪学逆党”的名籍中,网尽有关名士,共59人,一并坐罪,或贬黜,或流放,兴“庆元党禁”。后赵汝愚暴卒于贬地,朱熹在福建故土离世。而韩侂胄拜少傅,迁少师,封平原郡王,进太傅、太师,一路飙升,成为权臣。嘉泰初,有人提醒韩,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遂解伪学党禁,追复赵汝愚、朱熹职名,留正、周必大等先后复秩还政,一大批健在者复官自便。

开禧元年(1205),韩除平章军国事,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并纳其第,权倾朝野。用进士毛自知策,以苏师旦等为心腹,谋开边自固,恢复中原。其间,罗致了一些名士,如薛叔似、叶适等,起废显用辛弃疾等抗战派官员。又追封岳飞为鄂王,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这一举动大得人心。并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用。

开禧二年四月,拉开北伐战幕,兴兵分东、中、西三路攻金。初战泗州小胜,后因所用非人,措置失当,中路先败,东路又遭宿州之役惨败,而西路副帅昊曦叛变投敌,为忠义之士所杀,北伐失利。遂遣使请和,因金人要素甚苛,复锐意用兵。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命人将韩骗至玉津园杀害,函首送金廷乞和,终签嘉定和议。

韩侂胄死后,人们多以奸臣论之,尤其是以理学为宗的士人们。如在宋人笔记中,其事迹也大多以讥嘲、贬斥的口吻加以描述。如韩曾褒岳(飞)贬秦(桧),然而岳飞的孙子岳珂,却在其笔记《桯史》中讽刺韩侂胄兄弟,鞭挞其权倾一时,已有“霍氏之祸萌于骖乘”之迹象。元初《宋史·韩侂胄传》,极为鄙夷他的为人和任政,说他如何权欲熏心,从一得势就“时时乘间窃弄威福”,常常背着皇上,私下处理政务,却又谎称御笔批出。言路皆安排亲党,残酷打击异己,迫害道学。为巩固地位和盗取功名,不自量力,轻率北伐。最后战事惨败,祸国殃民而自取其戮。这一观点遂为正统史家所沿袭。

不过,也有为韩抱屈者。南宋末周密《齐东野语·诛韩本末》首先提出异议。说韩侂胄“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许多有关韩的丑事恶事,“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李心传蜀人,去天万里,轻信纪闻,疏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择是否而尽取之,何哉?”可见有些史载也不可轻信。近代史学家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卷四也认为:韩侂胄“操弄威福,有废立之渐,无不臣之心,其所行事,亦善恶互见,不尽如宋史所诋”。如“尽以奸臣目之,不免门户道学之见”。

韩侂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如何评价这两件事,也就是评价韩侂胄为臣为人的关键所在。恰恰在这两件事上,人们也各执己见,或截然对立。

有学者认为,庆元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人们毁方为圆,变真为佞,其弊不可胜言。同时,韩氏借此走上权臣之路,专断朝政。(《细说宋朝》)

也有学者认为,庆元党禁使“道学的虚伪、欺骗的本质被揭穿,孔、孟、程、朱的门徒,无地自容,是理所当然的”。(《中国通史》第五册)理学后成为一统天下之官学,它严重束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对它进行些揭露,不无益处。当然这类对理学的打击,也只是统治者内部的党争而已,斗争过于残酷。

否定开禧北伐者,如虞云国《细说宋朝》认为,发动者纯属政治投机和军事冒险,不认真衡量敌我的力量对比。“南宋自个儿未有振起之形,却要去打‘宇内小康’的金朝,其结局不言而喻”。所以,其是在专制独裁政体之下,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拖入一场“不度事势”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郦家驹也认为,把金章宗时的形势估计为乱亡之势指日可待是缺乏根据的,韩发动的北伐是对辛弃疾的曲解,不但用人不当,错误估计形势,而且是为巩固自己权位的一种政治投机,不见得是坚定的抗战派。

而周密《齐东野语·诛韩本末》说:“寿皇(宋孝宗)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寖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是说开禧北伐乃继承孝宗皇帝恢复中原之遗志。当时抗战派人士也深受鼓舞,如辛弃疾嘉泰末入朝,在分析金朝的国内形势后,力言“金国必乱必亡”,要求宋廷委付大臣备战北伐。北伐初胜时,辛弃疾还作词赞颂韩侂胄。陆游也对韩侂胄北伐寄予很大希望,八十二岁了还作诗言志:“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似乎还想上战场,从这位老人身上能折射出当时民众的振奋精神。韩侂胄被害,嘉定和议后,陆游又写了一首《读史》:“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易知。”诗人借古讽今,认为由于韩侂胄之死,才导致宋军抗金的失败,反对史弥远的投降。

由此肯定开禧北伐者,认为北伐动机不纯说不能成立。北伐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国家的统一,对一个大官僚追求这样的“功利”,我们不必苛求其“动机不纯”。当时金政权正处于由盛转衰的过程中,蒙古、西夏北方诸族的一连串反坑斗争,还有旱荒等灾害,使其统治有一定危机,而南宋有一定的潜在实力,国内也较稳定,北伐条件是基本具备的。这时发动北伐战争是正义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不能全盘否定。“军事惨败”说也值得怀疑,其失败主要是政治上指挥的失误和史弥远集团的妥协投降所致,所以,史弥远一伙的求和投降,才是北伐失败的罪魁祸首。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宋史》相关章节概括评论道:“韩侂胄执政前后十三年,反道学,贬秦桧,发动北伐战争,虽然由于用人不当,遭到叛徒和投降派的破坏而失败,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岳飞因抗金得胜而被谋害。韩侂胄因出兵失败而被暗杀。他们都是因为坚持抗敌遭受迫害而牺牲。但由于韩侂胄大力反朱熹,长期遭到孔、孟、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儒生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这段被歪曲了的历史,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了。”

虞云国《细说宋朝》对韩持基本否定观点,前已略述,分析得也相当透彻。但又指出:“韩侂胄是权臣,却不是奸臣与逆臣,《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显然有失公正。”正如郦家驹也认为,把韩侂胄与秦桧并列为奸臣确实不公平,应作重新评价。其实,从上述分析的各种情况而言,如何评价韩侂胄的历史功过,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绝非是一个“权臣”概念所能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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