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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新政有哪些成功与失败?王安石变法的目的

时间:2016-12-13 09:09:14分类:帝王将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王安石新政有哪些成功与失败?王安石变法的目的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梁启超先生在其《王安石传》一书中,对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可谓推崇备至。同样身为改革家的梁先生说:“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当然,任公之言毕竟只是一家之言。王安石生前身后所受争议之大,历史上能出其右者可能不多。王安石主要是因变法而名留青史的,在当时和其后,对他变法的正误得失就一直是政治家和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此外,其孤傲执拗、刚愎自用的性格,无疑也是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认识王安石,了解王安石,为人为政均大有裨益。

王安石将他的变法理念付之于行动,是宋神宗上台以后的事。宋仁宗当了40年皇帝,其间也有过像范仲淹、包拯这样的名臣,然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总的说来,宋王朝的光景是每况愈下。宋神宗上台时,兼并之风日盛,国家是越来越不景气。宋神宗是20来岁时上的台,年轻人,朝气蓬勃,想有一番作为,但仁宗和英宗给他留下的老臣,都帮不了他什么忙。他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倒能给他一些好的建议。这韩维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他的建议只要一得到宋神宗的夸奖,他就会乘机举荐王安石,说:这些意见都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说的。说得多了,宋神宗也就对王安石有了一个好的印象了。那时,王安石因母亲过世而一直守丧在家,宋神宗便下了道命令要王安石进京来。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奉召进京,来到京城,神宗皇帝即召见他,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些什么?王安石答:首先是要选择治理国家的方法。皇帝又问,向唐太宗学习可不可以呢?宋神宗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贞观之治是后来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们向往的,不料王安石并不把贞观之治十分放在眼里,回答说:何必学唐太宗呢?要学就学尧舜之道。尧舜之道,非常简便、关键、容易,只是后来的人不能正确地理解,便以为高不可攀罢了。宋神宗很满意王安石的回答,王安石进京的第二年,就让他当上了副宰相,参与执政。

王安石参与执政时的朝廷,暮气沉沉,有“生、老、病、死、苦”之说。生,指的是王安石,他得到神宗赏识、委以重任时,年方49,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他又决心一展平生大志,故谓之生;当时的宰相曾公亮已年过70,遇到事情需要表态时就哼哼哈哈,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没有一个准信,谓之老;另一宰相富弼,年65,三朝元老,见神宗重用王安石,他又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便干脆常常称病不到朝廷上班,谓之病;副宰相唐介,在王安石上任两个月后便病死了,谓之死;还有一个副宰相叫越抃,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又知道反不了,于是常私下叫苦,谓之苦。执掌政权的中枢大臣除王安石外,竟然是“老、病、死、苦”,王安石处境之难可想而知。他要推行变法,显然不能依靠这些老、病、苦的人,于是,他大刀阔斧,该退的退,该上的上,经过一番人事调整后,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推行起他的变法来了。

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到治理国家的方方面面,从宏观上看,可以分为理财、强兵、育才三个方面。当时兼并之风日盛,青黄不接时大多数农民遭受有钱人家的重利盘剥,大姓巨贾垄断操纵市场,差役繁重,不少人家因之倾家荡产。王安石的变法,正是针对这些弊病进行的。如青苗法,就是当农民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家借钱给他们,秋收时还,年息二分。当时地方上设得有常平广惠仓,丰年时买谷储藏,荒年时平价出售,但荒年不常有,广惠仓也就常有积压,积压久了,粮食霉变造成浪费。

新法将广惠仓的钱不再买谷积压,而是借给农民并收息,这样做于国于民都是好事。现在颇为时行的“农贷”,不知是不是和这青苗法相似?又如均输法,就是将各地方对朝廷的上贡改为中央直接采购。地方上贡的货物,不一定就是朝廷需要的,而且很多地方距京城路途遥远,货物运到朝廷往往得不偿失。新法是将这些货物就地集中卖掉,然后将钱给中央,中央则按需要就近采购。又如市易法,就是为了打破大姓巨贾对市场的垄断,王安石为此设置了“常平市易司”,贱时买进,贵时卖出,既可平衡物价,又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在强兵方面,他制定了保甲法,即十家为一保,家有两男以上的取一男为保丁,保丁发给武器,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这个措施与裁兵法一道,寓兵于民,既节省了国家大量的军费开支,又保证了国防需要。

在育才方面,王安石和他的弟子一道,对《诗经》、《尚书》和《周礼》重新注释,并以此为教材,改组太学,扩大招生名额,不再录用只会吟诗作赋的人,而是录用懂得经世之术的人。公平地说,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不仅对当时的弊病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由此可见,他的思想确实是非常超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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