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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滕子京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的人品如何

时间:2016-12-13 08:44:30分类:帝王将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历史上的滕子京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的人品如何

滕子京(990-1047)名宗谅,河南洛阳人,幼年丧父,由母亲刁氏夫人抚育他与弟妹成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与范仲淹同举进士。初任潍、连、泰州从事。天圣中(约1025),任泰州军事推官,被时任兴化县令的范仲淹推荐与泰州知州张纶当助手,修筑捍海堰,即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和才干。天圣四年(1026)至天圣九年(1031),召试学院,后任大理寺丞,知当涂(今安徽当涂县)、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县。明道元年(1032)调京任殿中丞。景佑元年(1034)正月任左正言,八月迁左司谏,因直言谏君,被降为尚书员外郎出知信州(今江西上饶市)。

景佑二年(1035),因“与范讽雅相善,及讽贬,宗谅降监池州酒”。宝元元年(1038)初,调江宁府(今南京市)通判,不久迁知湖州,创立湖州州学。康定元年(1040),西夏元昊反,迁官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任泾州知州。由于治边有方,战功卓著,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范仲淹荐以自代”,“徙知泾州滕宗谅为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伊始,御史梁坚、郑戬即劾奏滕子京“前在泾州枉费公使钱”,故“徙滕宗谅权知凤翔府”。庆历四年正月,又“降知虢州,职如故”。时中丞王拱辰又奏:言其“盗用公使钱,只削一官,所坐太轻,故再谪。”二月,“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庆历七年(1047)春,迁苏州知府“未逾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薨于郡之黄堂。”归葬于池州青阳县城南金龟(鸡)塬。

通过对滕子京坎坷一生的简述,我们对他应有了概略的了解。那他的人品和文品又如何?这里试举几个事例,以管窥豹。

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载:滕公在泰州修筑捍海堰时,一日,风暴潮涨,兵吏皆惊骇逃散,惟有他临危不惧,从容地阻止了欲奔离海岸的兵民,晓以利害,并率先赴险,捍卫了海堤。同在现场督工的范仲淹对他顿生敬意,遂成莫逆之交,直至终老。

双公祠铜雕,左为范仲淹,右为滕子京

《续资治通鋻》载:滕任殿中丞时,因宫中发生两次大火,他曾与秘书丞刘越多次上言献章太后,“请太后还政”宋仁宗,其曰:“国家以火德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景佑初,宋仁宗内宠颇盛,身体多疾。时任左司谏的滕子京又犯颜直谏:“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因此触怒仁宗,将他贬到信州。

1040年,滕子京在湖州知州任上,得知家居该州德清县乡间的同年进士沈叔宽病逝,因家贫停棺在家无力安葬,滕即亲往其家祭奠,并出资择善地将其安葬,且厚抚其子女,还请范仲淹写了《宁海军节度掌书记沈君墓志铭》。

庆历二年九月,西夏入侵,宋朝守将葛怀敏兵败定川,导致渭、延、镇戎三地失守,沿边各郡震惊。定川离滕镇守的泾州仅120里,滕却临危不乱,一面招募农民数千戎服守城,一面选派勇士深入敌后收集情报,亲书简檄,分送各郡以为防备。这时,范仲淹带领15000兵马来援,却又遇上10多天的阴雨,人情忧沮,士气涣散。滕便大摆酒宴犒劳士卒,又于佛寺祭奠定川之役死难的战士,并以重金优抚其亲属,“各从所欲,无一失所者。”“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戍边期间,他还“厚抚羌族”,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御敌,深受边民爱戴。当他调离边陲时,“其战卒妻孥数百人,环其亭馆而号送之,观者为之流涕。”

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保守派即以所谓“泾州枉费公使钱案”抵制新法执行。朝廷派员查勘,弄得“枝蔓句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欧阳修语)。滕子京也被“置狱泾州”,身处险境。面对强敌陈兵边关,守将人心涣散,滕“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其不计个人安危,以国家利益为重,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令人敬佩。

基于上,才有苏子美《滕子京哀辞》的“贤去人何赖,才亡世不尊。”“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狄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的由衷称许;才有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的“君知命乐职,庶务毕葺,”“育人之孤,急人之难多矣。君为政尚宽易,孜孜风化”的中肯评价;才有《宋史》“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的高度赞颂。

第三,“他与范仲淹是什么关系?”“范仲淹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

滕子京与范仲淹是挚交,也是诤友。他俩从1015年同年及第相识相知,到1026年在泰州修筑捍海堰相知相敬,在朝堂他俩直言敢谏,抵御西夏一起出生入死,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帮助,诗歌互赠,书信往来,直至终老。范仲淹在《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中写道:我俩一生“忠孝相勖(勉),悔吝(不祥)相惩”,并承诺对其幼子“我今抚之,必教有称。”由于他俩交谊太深,因此保守派在庆历新政刚开始推行时,便掀起了一场针对范仲淹的“倒滕运动”。

范仲淹为什么要写《岳阳楼记》?《一》文第五自然段说:“滕由左司谏贬为岳州知府(请注意:这句话有两个历史常识性的错误,1、滕任左司谏时在1034年,距贬岳州相去10年;2、岳阳在明代洪武二年以前没有设过府,哪来的知府)。滕子京在岳州的种种恶行,很快被朝廷大臣们察觉和反对。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才想起让范仲淹以作文的形式为他树碑立传。”这段措词激烈的话,纯属无稽之谈。什么史料记述了滕在岳州的“恶行”被人“察觉和反对”?滕又有何“罪行”需要掩盖?纯粹是作者在无中生有。滕子京修楼求记的动机与目的,《求记书》表述得十分清楚,就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关于范仲淹作记的主旨,历来有4种说法:“规劝”说、“策励宣言”说、“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赞扬滕子京精神”说。(详见《范仲淹为何写〈岳阳楼记〉?》)简言之,滕子京驰书求记,是在范仲淹任职邠州的庆历五年六月,此时庆历新政失败不久,范公因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边关戎务繁忙,肺疾缠身等原因,加之又未到岳阳现场考察,故而当时没有撰写《岳阳楼记》。庆历五年十一月,范公请调邓州,虽是择一善地治病,却也成了“迁客”,且在到邓州之后,还一度出现“附廓田园能置否?与君乘健早归休”;“欲少祸时当止足,得无权处且安闲”(《依韵酬李光化》)的消沉心态。那么,他的那些被贬谪的政治盟友们,会不会出现尹洙《岳州学记》所说的“阴愤阳惨,事弛官废”的情况?这可是个事关国家利益的大问题,他毕竟是个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名臣硕儒,在经过稍纵即逝的思想波动之后,严峻的现实必然促使他认真思考这个重大问题。正当此时,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竣工,必然再次催请他作记。洞庭湖、岳阳楼自古以来就是天下名胜,屈原、李白、杜甫等著名文人在此留下了无数名篇佳什,是一个全国知名的胜地。

而滕子京又是他的挚友中累遭贬谪,仍“乐天知命、庶务毕葺”的典型。他对滕以前的情况是很了解的,近年为“泾州公案”三遭贬谪到岳州后,他为民办事的政绩又捷报频传。事实若果真如此,岂不正是他要寻找的典型吗?他到邓州原是赋闲养病,完全有时间前往岳州实地考察。待他核实事实后,便以滕子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江湖之远”先忧后乐的精神策励同仁,反击那些以“朋党论”使“庆历新政”夭折而掌权的保守派。这就是范公写《记》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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