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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检讨:蜀汉“相父”自贬三级是做给谁看?

时间:2016-12-02 16:14:48分类:帝王将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诸葛亮的检讨:蜀汉“相父”自贬三级是做给谁看?

建兴六年(公元228)诸葛亮亲率大军进攻祁山,很快攻下了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整个关中地区震动。魏明帝曹睿亲率大军坐镇长安,命令大将张郃率军抵挡。诸葛亮派马谡督帅诸军前冲,与张郃战于街亭。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作战部署,行动失当,被张郃打得大败,丢失了街亭。诸葛亮进攻失去了依托,只好退回汉中。这就是有名的失街亭和斩马谡的典故,《三国演义》据此还增加了一处空城计的故事,京剧更是把这些故事整出了三个剧目,合起来称为《失空斩》。诸葛亮街亭失败以后,要求刘禅给予处罚,刘禅宽慰了他,但诸葛亮没有接受,而是来了一个自贬三级。刘禅只好同意,将诸葛亮降为右将军,但仍然行使丞相职权,所管辖的事情也和以前一样。

自古以来,处分都是组织对个人,上级对下级,像诸葛亮这种情况还真是少有。封建时代实行的都是家天下,实行的是一人统治,皇家就是组织,皇帝再无上级,只有他有权处分别人而不被处分。甚至对他的功过得失都不能议论,只有汉武帝搞了一个像是“检讨”一样的诏书,后人称之为“罪己诏”。不过,这只是就事论事,并不牵扯到处分问题,更不会有降级一说。除了这个人,大臣们只能是提出要求,贬不贬,最终还是皇帝说了算。而诸葛亮已经向皇帝刘禅提出处分请求,刘禅并没有批准,诸葛亮为什么一定要自贬三级呢?

说这种情况少有,不是没有,先看看有过的先例,曹操“割发代首”。

诸葛亮的检讨:蜀汉“相父”自贬三级是做给谁看?

曹操经常率军出征,有一次经过麦田,下令说:“士卒都不要损坏麦子,有违反此令者处死。”结果别人都没有违反,偏偏是曹操的马受到了惊吓,窜进了麦地里。曹操招来主簿论罪,主簿用春秋的典故应对说:自古刑法是不对尊贵的人使用的。曹操说:“自己制定的法令而自己违反,又如何能统帅下属呢?然而,我身为一军主帅,是不能够死的,请求对自己施以刑罚。”因此,曹操拔出剑来割下头发扔在地上。

必须说明,曹操割发的确是一种刑罚。在古人来说,“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随随便便说割就割的,刑名当中有一种髡刑,就是拔掉头发。所以说,曹操的这种自罚,虽然象征意义更大些,但绝对不是“作秀”,而是实实在在的罚。不过,这当中有一个区别,一个疑惑。区别在于,这时候的曹操已经不上朝参拜汉献帝了,也就是说,曹操已经完全掌握了皇帝的权力,他就是皇帝,汉献帝只不过是一个名字符号;而诸葛亮,虽然也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出师表语)”,但皇帝皇宫和丞相丞相府还是有区别的。这就留下了一个疑惑,诸葛亮和当年的曹操一样吗?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肯定会有人说,诸葛亮和曹操绝对不是一码事,这是大忠和大奸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还要这样干呢?

实际上,诸葛亮这样干就是在显示权威。这时候的诸葛亮和汉献帝时候的曹操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能够“挟天子”的人。只不过,曹操已经把汉献帝完全控制,汉献帝只有一个皇帝的虚名,曹操所做的任何事情他已经不知情。而诸葛亮的“总揽内外”的权力是皇帝刘禅“给予”的,诸葛亮所干的大事情,需要给刘禅(皇帝)报告一下。区别仅仅在于,曹氏亡了汉家天下,诸葛亮辅佐的这个蜀汉君主是被魏国所灭。

管仲自始至终都得到信任,而萧何则没有这般幸运。

管仲本来辅佐的是齐桓公的哥哥公子纠,为了帮助公子纠当上国君,管仲还拉弓搭箭射了齐桓公一箭,差一点要了他的性命。但是,当鲍叔牙极力推荐,经过谈话知道了管仲的才能以后,齐桓公马上任命管仲为相国,从此再也没有丝毫动摇和猜忌,也就是从来没有更换相国的想法。

萧何不同,刘邦嘴里说的比齐桓公要甜蜜的多,内心却始终隐含猜忌。汉五年,刘邦打败项羽平定了天下,准备论功行赏。刘邦那意思是让萧何为第一,可是很多人认为萧何只在后方,不如他们披坚执锐攻城拔寨功劳大,很不服气。刘邦说:“打猎时,追咬野兽的是猎狗,但发现野兽的踪迹,找出野兽所在的才是猎人。”因此,他把那些冲锋陷阵的将领们比作是“功狗”,而把萧何比作是“功人”。但是,萧何却并不是始终被信任。楚汉争霸时期,刘邦在前方打仗,萧何协助太子留守后方。汉三年(前204),刘邦多次派遣使者慰劳萧何。有个叫鲍生的人说:“汉王在前方风餐露宿,却反过来派使者慰劳您,这是有怀疑你的心意。”萧何于是听取了鲍生的意见,将自己的子、侄都派到前线去,刘邦这才高兴放心。刘邦死的这一年(前195),英布反叛,刘邦亲自带兵平叛,他仍然多次派人来询问萧何在干什么。可见,刘邦自始至终对萧何都是重用而不是信用。而萧何为了自保,竟然采取的是自毁清誉的方法,因为他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威望太高。当萧何借机会为百姓请求上林苑的空地耕种,刘邦立刻将萧何下狱。就是萧何这个相国,刘邦也并不认为非他莫属。在《史记·留侯世家》中有一句话:“劝皇上立萧何为相国”,说明刘邦对此信心并不坚定。

诸葛亮的检讨:蜀汉“相父”自贬三级是做给谁看?

诸葛亮肯定是想当一个始终被信任的人,这是他自比管仲的另一个原因。

管仲是在替主子做事,而萧何只是在听主子做事。

相国无论多么风光,但是这天下(地盘)都是人家的,你立了功得到一些利益,也都是人家赏赐给您的。在这个方面,管仲和萧何并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不管权力有多大,和君主永远都是主从关系,任何时候都改变不了。但管仲和萧何由于遇到的主子不同,所受到的信任不同,他们在各自集团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所区别的。管仲提出的所有主张,只要齐桓公点个头就行了,或者是,齐桓公想干一件事情,只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剩下的都由管仲来完成。也就是说,管仲是在替主子做事,齐桓公只不过是一个所有者而已。而萧何不同,他也在做事,但他的这种做事,是在刘邦的允许之后才可以做,即便这样,萧何还得时时看一看刘邦是不是高兴。这让萧何养成了大事不表态的习惯,直到刘邦死后。临终前,萧何病重,汉惠帝刘盈问他谁可以接替?这件事本来刘邦已经有安排,那就是曹参。曹参自己也知道,萧何也会推荐他,尽管两人有矛盾。但是,萧何就是不先说出来,而是用一句“知臣莫如君”来搪塞。刘盈说:“曹参这个人怎么样?”萧何马上说:“陛下得到合适的人选了,我死了也不遗憾了。”如果不是人们理解他的无奈,这哪儿像一个起栋梁作用的相国所说的话!

诸葛亮不会愿意自己走到萧何那个处境中。

实际上,诸葛亮是不是把自己比作管仲也很难说,但古代文人们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成为管仲,而不希望自己做萧何。他们希望自己遇上齐桓公这样的帝王,以便自己可以放手施展自己的才华,已达到“致君尧舜上”的人生志向。而萧何虽然历史功绩同样彪炳青史,但他那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人生经历却并不令人羡慕。或许,这就是文人情结,他们是想借着诸葛亮的事情说出自己的心里事吧。

“诸葛亮自贬三级”是哪三级?

“马谡拒谏失街亭”、“孔明挥泪斩马谡”,是三国故事中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出悲剧。大家对此讨论的很多,本人不才,也凑凑热闹。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曾嘱咐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宜察之。”但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古训在谨慎的诸葛亮身上应验了。由于马谡确实是智谋之士,曾向诸葛亮提出了不少良策,二人非常交好,马谡甚至以诸葛亮为“父”而事之。因此,诸葛亮对刘备的嘱托不以为然,一直认为马谡是“当世之英才”,对他仍然非常器重,经常和他通宵达旦地讨论军国大事,使得睿智的诸葛亮被马谡夸夸而谈的谋略和理论蒙蔽了明亮的“慧眼”,没有“透视”出马谡“言过其实”的另一面。

兵出祁山时,在关键时刻,诸葛亮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面对马谡的主动请战,听信了马谡轻敌的豪言壮语和所谓的“军令状”,就没有安排其他久经战阵的宿将为先锋,而是任命马谡为先锋官。尽管选派了“平生谨慎”的上将王平担任助手,但是熟读兵书、颇知兵法的马谡却坚持以违背实际情况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作出了错误的战斗部署,还拒绝王平的正确建议,最终导致了街亭失守的败局。

智者千虑,仍有一失。即使是诸葛亮这样用人谨慎的大智之人,也会受到感情亲疏的左右,也会犯下用人失当的错误。

当马谡兵败的消息传到大本营后,诸葛亮顿足长叹:“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后来,又对有功之将赵云说:“是我不知愚贤,以致如此……”自责之情,溢于言表。

咱们尽管不清楚诸葛亮当时经历了如何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诸葛亮深知:纪律就是制胜的法宝,法不容情,必须坚持原则,公正处理,明正军律,表现出了为兴复汉室而执法如山、赏罚分明的坚定立场。

其实,更能彰显诸葛亮人格魅力的是,他并没有把马谡当作“替罪羊”一杀了之,就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脱得干干净净,而是进行了一番深刻的自我批评,自己勇于承担了兵败的责任。

诸葛亮在上奏后主的表章中作了坦诚的自我剖析和检讨:我以弱才,幸得君主的信任,得以统帅三军。由于我治军法度不严,做事不够谨慎,以致出现了街亭失守的败局。这个责任,在于我知人不够,用人不当,因此我情愿自降三级,以督察我的过错。”。诸葛亮旗帜鲜明地把“用人失当”的“帽子”戴在了自己头上,树立了良好的人格形象,赢得了朝廷上下的感动和倍加敬佩。

在马谡受刑时,诸葛亮的心情错综复杂,先帝的话也在耳边反复回响,要不然他不会热泪盈眶,大哭不已,这其中固然有对马谡的依依不舍和不胜惋惜,恐怕更多的还是对自己用人失当的深深自责和无限痛心,愧对了先帝的遗言,可惜悔之晚矣。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大小小类似错用马谡的历史悲剧也在不断地上演,但是真能像诸葛亮那样严肃而公正处理的却不多见。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敢拍胸脯,勇于自责,退而补过,不仅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时代堪称典范,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日也是光芒四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如一位名人所说的:“除了庙里的泥胎不犯错误,活着的人哪个十全十美?”特别是当权者,掌握着或大或小的权力,权力就是责任,权力愈大,责任越大。如果犯了错误之后,就一味地怨天尤人,对应承担的责任上推下卸,而自己却不好好地反省,不作深入的自我批评,那就是错上加错了。有些当权者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误区。

比如,由于当事人失职而出了问题,对当事人进行处罚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作为当权者呢,也应该难辞其咎,应主动承担有关的领导责任,这是当权者的本分,也是应有的觉悟和境界。但是少数当权者却并非如此,不是勇于承担责任,不是认真吸取教训,不是积极纠正失误,而是煞费苦心地在如何推脱责任上下功夫——有的用“捂”功,千方百计地捂着盖着,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遮掩不住了,便启动纵横交错的“关系网”,让直接责任人逃脱应有的处罚,自己也就相安无事;有的用“推”功,玩弄“丢车保帅”的把戏,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直接责任人,谁让他出错呢,全都担着吧,自己则若无其事;还有的用“轻”功,稍微放下点架子,避重就轻,象征性地来一句“我也有一定责任”,再来点“蜻蜓点水”式的“自我批评”,至于其它的具体责任,那就不关我的事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既不照章办事,更不引咎自责的做法,与诸葛亮一比,可是大相径庭了。

再如,在处理事故的过程中,一些同志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怕苦累,不怕险难,不怕死伤,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于某些眼光“敏锐”、思路“开阔”的当权者来说,在面对需要承担的责任时,这些英雄行为就成了可以利用的“救命稻草”,就耍起了另类“聪明”,玩起了“曲线纠错”的伎俩——他们不是从自身查找原因,引咎自责,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而是围绕这些英雄行为大做文章,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些英雄行为,以此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和关注点,掩盖自身的过失。他们把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说成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是“天灾”而不是“人祸”,把这些英雄行为说成是领导精心培养教育的结果,是“教育数年,展示一时”。文过饰非一番后,坏事在他们的嘴里和宣传工具下摇身一变成了“好事”,事故责任也就相对地“轻描淡写”了。这样的手段确实是“高”——“高”得离谱,“高”得邪乎,不但掩盖了矛盾,吸取不了血的教训,而且败坏了风气,造成了恶劣影响。

确实,自责是需要勇气的。有些问题的发生,不能排除其中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主观因素造成的。为什么有的当权者就没有认错担责的勇气呢?深入探究,恐怕是心中有“四怕”:一是怕被追查责任,丢了“乌纱帽”;二是怕被别人抓着把柄,引火上身;三是怕因此丢了面子,令自己难堪;四是怕不能被别人理解,扣上“就他能出风头”的“大帽子”。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在这样忐忑不安的复杂心理的驱使下,也就不愿意、也不敢承担责任了,甚至把错误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发展到——讳疾忌医了。

其实,自责就是严格的自律。敢不敢承担责任、能不能承担责任,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当权者是否具有严以律己的品质。一个连自己的错误都不敢承认的当权者,人们又怎么能从他身上找到严以律己的勇气呢?而一个缺乏严以律己精神的当权者,人们又怎么能相信他能正确地对待别人、对待错误呢?只有那些心胸坦荡、襟怀坦白的当权者,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才能敢于承担责任。他们知道,承担责任,就是为了反省,为了改过,为了以后的进取,这是一个教育人、感染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团结人、增强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过程。

诸葛亮既然已经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他还有必要再显示权威吗?要说有还真有。这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李严,二是刘禅。李严也是刘备临终的托孤重臣之一。章武三年(公元223),刘备临终托孤,李严和诸葛亮都是遗诏辅佐刘禅之人。刘备的意愿是让李严“统内外军事”,但李严始终住在永安,南征北伐等军事都不用李严“统领”。诸葛亮北伐失利,恰恰是军事上出了问题。有了问题就要检讨总结,所以,诸葛亮如其让人家说,还不如自己说。这就是她要向李严显示的权威。再说刘禅,刚当皇帝时年龄是十七岁,按当时的说法,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因此,诸葛亮以他没有执政经验和能力为由,总管了“内外”一切政务。但这次事件发生时,刘禅已经二十二岁了,按道理说,即便是不发生过失,诸葛亮也早应该把权力还给刘禅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他上书刘禅,不是请求处分,而是直接决定“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这时候的刘禅,就像是一个办事员一样,只需要整理一份材料,盖个公章就行了。

如果说,这仅仅是一种推论,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可以说明,姜维封侯。姜维是天水人,在诸葛亮这次北伐时,天水太守怀疑他有异心,将他关在上邽城外,不得已投降了诸葛亮。诸葛亮马上任命姜维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侯”。假如说,任命姜维官职是一种需要,而封侯,这是丞相的权力吗?即便是在战争环境下,封侯必须有功,姜维又有什么功劳?姜维封侯,诸葛亮根本就没有请示。

这样看来,诸葛亮自贬,就是在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皇帝算什么?皇帝只是他的“义子”,而他是皇帝的“相父”!

诸葛亮的检讨:蜀汉“相父”自贬三级是做给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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