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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史上亲手斩杀倭寇最多的英雄竟然在明朝!

时间:2016-11-01 10:35:47分类:帝王将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揭秘:史上亲手斩杀倭寇最多的英雄竟然在明朝!

这事得慢慢从明朝嘉靖年间说起。朱厚熜执政的嘉靖年间,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战争极多。南方的倭寇,外加北方的鞑靼部落,每年轮流侵扰,史称“南倭北虏”之患。论及影响,北方的鞑靼侵扰,打得明王朝头疼,每年都是几万人肆虐,边关败绩连连,军民死伤惨重。而东南的倭寇劫掠,却更让明王朝心疼:明王朝的财政税收,绝大多数都指望东南沿海,倭寇一打劫,不但财产损失惨重,连带着是年的当地税赋,也都一股脑泡汤。

因此自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起,倭患越闹越凶,嘉靖皇帝朱厚熜,也越来越急,平倭的招数,能使的都使了,除了厉行海禁,严打走私外,更调兵遣将,集结精锐部队到东南,多次重拳出击,非要灭了倭患不可。但严打的结果,却是经常被打惨。反映到战场效果上,起初的明军,更是灰头土脸,多次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战况十分丢人。而且前线的作战过程,还经常比想象得更衰:经常是没打几下,全副武装的明军,就做鸟兽散,被倭寇追得撒腿跑。之所以闹成这样,原因很多。首先倭寇问题,并非是海盗打劫这么简单,成员也不止日本人。论及因素,既因为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国内乱作一团,各色武士浪人结伙流窜,侵扰程度加剧。更因为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展,传统的海禁政策已经过时,各地走私猖獗,明王朝既不开放民间贸易,更无力制止走私,于是走私团伙与日本海盗互相勾结,背后还有沿海当地大户撑腰,以至于局面闹得不可收拾。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军事因素。发展到嘉靖年间,明朝传统的卫所制度,早已经败坏不堪,军屯大量流失,士兵更纷纷逃亡,勉强服役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弱残兵,战斗力极其不靠谱,上了战场,更缺少杀敌立功的勇气,招呼俩下子就跑路,那是常有的事。而倭寇这边,更绝非简单的强盗团伙,相反军事素质极高,首先说武器,虽然在战船和弓弩技术上,倭寇远逊明朝,但是火枪技术却极先进,特别是常年和葡萄牙人打交道,不但火器制造技术突飞猛进,战术也日益成熟,还出现了线形射击战术,好些能征善战的明朝猛将,都是阵亡在倭寇的火枪下。

除了火器外,倭寇的战刀工艺也极好,特别是著名的武士刀,性能更强于明朝军刀。而且就作战而言,倭寇中的“真倭”,大多都是日本的浪人武士,即使放在日本,也都是战斗力强悍的职业军官,这么群人凑在一起,军事素养极高,临阵作战,战术纪律也极强,他们最擅长使用长蛇阵,将老弱兵隐藏在中间,精壮士兵打先锋或者殿后,作战时候的花招更是多,尤其缺德的是,针对明军纪律败坏的特点,倭寇还常故意把财宝美女扔到地上,引诱明军哄抢,然后趁机冲杀。甚至好些以战斗力强著称的明军,都被这种雷人战法打垮。但作为一支曾经横扫天下的虎师,在历经多次失败后,明军很快焕发了斗志,一批仁人志士们采取募兵的方式,很快摔打出多支善打硬仗的铁血军队,一群新兴的名将也相继脱颖而出。在嘉靖时代的最后二十年里,东南抗倭战局,在这些将士的浴血奋战下,终于艰难的朝好的方向扭转着,并最终于嘉靖四十五(1566年)年,随着最后一股倭寇团伙在越南万桥山被歼灭,肆虐明朝近二百年的倭寇之患,终于彻底肃清。这是大明军人的卓越功勋。

而在嘉靖年间跌宕起伏的抗倭战争中,涌现出的将星也格外多。但是,在曾经作为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幕僚,几乎全程参加抗倭战争的明朝大才子徐文长眼中,这些人里真正匹配得上“名将”身份的,满打满算不过三人:谭纶,戚继光,俞大猷。而三人当中,对比职业武将戚继光和俞大猷,谭纶,却是唯一文官身份。

一:谭戚共事,黄金搭档

在嘉靖年间,台州知府可是苦差事,虽然当地物产丰富,商贸发达,却正处于倭寇侵扰的前线。倭寇闹得最凶的那些年,这里常被“光顾”。到了这个新岗位上,当初从南京尝到募兵甜头的谭纶,这次故伎重演,利用朝廷许可,在当地招兵买马,编练新军,很快又练出了一支千人的劲旅。这支他苦心打造的部队,长期学习荆楚剑法和方阵,作战纪律性极强,而且勇猛无比。多次挫败倭寇进攻,几年下来,战果累累。虽然一直胜仗,但谭纶很快就发现力不从心,自己的这些军事本领,最强的是驾驭将领和管理士兵,但具体到手把手训练,实在不是所长,累死累活这么多年,最多也只能训练这点人马,每年用来保卫地方,尚且勉强,至于乘胜追击,彻底歼灭倭寇,实在不够用。

而这也是谭纶台州知府任上的最大收获,他认清了自己,为了实现肃清海疆的理想,他迫切需要的,是一位擅长练兵,精通军务,且志同道合的搭档。苦苦干了几年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谭纶终于等来了这个搭档,也是他一生的战友:参将戚继光。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戚继光经过几次战斗,也发现了明朝政府军的问题:士气低落,作战怯懦,毫无积极性。指望这帮人扫平倭寇,八辈子都没戏,得练兵。而在练兵这事上,戚继光胃口更大,他决心训练一支数千人的铁血精锐,作为平定倭寇的专用部队。想法很好,但做起来不容易,谨慎的戚继光,也给出了自己的时间估算:至少得三年。

也就是说,三年里,戚继光的主要任务,只有练兵。诸如倭寇侵扰,保卫疆土之类的事,基本要靠谭纶苦苦支撑。要碰到一般知府,听到这计划得跳脚。但谭纶却毫不犹豫的接受了,驱逐倭寇,建功立业,是他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精准的判断眼光,这个叫戚继光的青年将领,是大明朝不世出的练兵人才,他说三年,准错不了。于是接下来的三年里,谭纶一直苦苦支撑,三年间,倭寇多次大规模进犯,谭纶手里兵少,硬碰硬没戏,就想尽办法抓防守,除了修缮各类卫所工事外,还开动脑筋使计策,敌人进攻的时候,及时得到消息,把百姓安全转移入堡垒,严防死守不叫鬼子抢走一粒粮,等着敌人受挫了,再瞅准机会打几把,倒也有不少斩获。除了辛苦支撑外,作为知府,谭纶也不遗余力,尽可能为戚继光提供后勤支持,能帮的忙,能扛的事,他全干了。

戚继光果然不负所托,几年辛苦磨练,终于练出了一支虎师,而后俩人密切配合,在台州多次挫败倭寇进犯,尤其著名的,便是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台州九战。这场历时月余的惨烈厮杀中,戚继光的新军正面打,谭纶的亲军侧面抄,二人密切配合,连续九次告捷,给予浙江倭寇毁灭性打击。战后盘点:明军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斩首倭寇上千人,令溺死倭寇过万,总歼敌数量数万人,堪称明朝抗倭战争以来的最辉煌胜利。此战之后,饱受倭寇肆虐的浙江省,从此永享太平,再不见倭寇侵扰。而这支谭纶配合,戚继光苦心训练的虎师,正是大名鼎鼎的戚家军。

台州九战的辉煌战果,令二人名扬天下,甚至还获得了一个并称绰号:谭戚。但不久之后,这对老搭档却不得不拆分:谭纶先因公调任福建参政,其后又逢亲人过世,回家丁忧。期间也曾短暂复出,平定过饶平林朝曦的叛乱,建树颇多。而这时的老战友戚继光,却在浙江和福建之间折返跑,自从台州九战后,浙江太平了,福建却遭殃了,不敢去浙江找倒霉的倭寇,一股脑全跑去了福建。戚继光起初也曾奉命救援,历经横屿和牛田之战,歼灭数千倭寇,满以为万事大吉,谁知他前脚刚走,后脚倭寇又卷土重来。战斗一直不停。

而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福建的战局更恶化了,一股两万多人的倭寇,竟然攻克了福建兴化,明朝调集重兵,戚继光,俞大猷外加刘显,三位名将大军压境,可这么大军事行动,更要有个总指挥。于是谭纶再次出马,以福建巡抚的身份坐镇指挥。这次谭纶也不含糊,不但巧妙调和了三位猛将的关系,而且从容部署,依照三人不同的作战特点分工:戚继光战斗力强,负责正面突破,刘显擅长山地战突袭,负责侧面包抄,俞大猷精通水战,负责断敌后路。这样一分工,战况立刻顺利,明军摧枯拉朽一般,一举收复兴化城。战后盘点,明军歼敌三千多人,解救被掳百姓两千多,次年二月,谭纶更与戚继光密切配合,在仙游之战中全歼两万倭寇。至此,福建倭患,完全肃清。

和其他几位抗倭名将最大的不同是,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等人,都有自己专门招募的亲信部队。但谭纶却是另外情况,按照他自己的话说,自己带将比带兵强。事实也正是如此,谭纶性格稳重,战略眼光卓越,外加作战身先士卒,哪怕再骄横的武将,对这也极佩服,外加此人熟悉人情世故,善于驾驭拿捏武将脾气,因此行军打仗,再难处关系的武将,和他的脾气也能对路,配合十分默契。

二:文官带兵不简单

三大名将中,论在后世的知名度,谭纶恐怕是最小。但论行政职务,他却是最高,且另外俩位将星戚继光和俞大猷,也都曾做过他的下属。特别是今天已公认是民族英雄的戚继光,和谭纶的渊源非常深,军旅中最光辉的生涯,几乎都是二人同呼吸共命运。而之所以说他,除了上述原因外,却还因一个重要意义:谭纶的戎马生涯,堪称明朝“文官带兵”景象的缩影。说起明朝“文官带兵”这事,即使是好些现代人也唏嘘,觉得外行的文官,偏要操持军务,能打胜仗才叫怪。甚至一些专业史家,指摘明朝的弊病时,这也是重要一条。

这些指摘,确实也有一定道理,“文官带兵”制度发展到明朝中期,已经成了一项固定制度。明初只能由公侯担任,权力极大的“总兵”职务,到了明朝中后期,虽然依旧是武将的最高官职,却早被牢牢压制,不说上面有总督和巡抚俩个文职压着,就连七品的御史,也可以不拿这官当回事。按照正德年间名臣杨一清的说法,文官面前,武将已经越发没地位,就连一些以往杂役才做的事,武将们也心甘情愿被文臣使唤,平日工作往来,更是毕恭毕敬。这个制度当然也有问题,武将日益被边缘化,战斗热情受打击,而且文臣武将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越发恶化,文臣瞧武将是老粗,武将们虽说大多没胆反抗,但心里却怨怒,打起仗来更是阳奉阴违。由于文武不和而造成的败仗,在明朝也一直不少。

但是明朝的文官带兵,比起之前宋代来,虽说表面类似,却至少还有一个重要进步:并不是所有的文臣,都能获得带兵的机会,明朝中期的文臣,更不会像宋代的范雍之流那样,只凭着日常工作表现好点,哪怕半点军务不懂,也能成为统兵一方的大帅。一介文官,想要在明朝带兵,既要有真本事,更得有相关的历练。而在这方面,明朝的政治体制,也有一套成熟的选拔培养流程。而作为明朝儒将的代表,谭纶正是从这个培养流程中摔打出来的。谭纶字子理,江西宜黄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登第的时候很年轻,才二十四岁,但名次却不算好,没机会成为庶吉士,仅授官南京礼部六品主事。清水衙门里的小角色。

虽说正经学业不成,而且授官也不理想,但早年起的谭纶,也是个小有名气的青年,有名的不务正业。喜欢的学问,都是正经老夫子眼里的闲篇:不但喜欢军事,好读兵书,而且还常写心得体会。甚至日常生活中遇到些许小事,哪怕碰上斗蛐蛐这类闲事,也常和军事联系起来,研究兵法从来着迷。其作品《说物寓武》,就是此中的得意之作。这爱好在后人看来,属于军事天赋。但在当时好些人看来,纯属闲的难受。而且谭纶早年干过的闲事,还不止这条,更喜欢戏曲艺术,不但爱好填词,更喜好琢磨曲牌,一研究起来,也同样入迷。而后来的人生里,看似不务正业的谭纶,在这两件入迷的事上,都做出了不小的成就。

当然这两件闲事里,倒也体现了谭纶的一大优点:认真。只要愿意干的事,就会倾注百分百的心血,不干好不罢休。步入仕途后,他这认真的特点,也很快崭露头角。外加他天资聪颖,说话办事稳重。没过多久,竟也进入了朝廷的视野,成为栽培对象,很快就换了工作:升调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虽然还是在清水衙门的南京,但这个调动却非同小可,南京的衙门,绝大多数是闲职,唯独不清闲的,却是执掌东南兵权的南京兵部。而职方司,更是其中极其重要的衙门:日常掌管各地军事资料,战时更要负责制定作战方略,工作琐碎辛苦。但这个职务,却是明朝“文官带兵”的一个重要跳板,通常担当这个职务的,都是朝廷眼中,未来统兵打仗的角色。给这个岗位既是考察,更是难得的磨练机会。比如弘治年间的军事家刘大夏,便是从这个岗位走出来的。

在这个岗位上,谭纶一样做得认真,尤其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辛苦琐碎的工作,大明军备的实际情况,也逐渐了然于胸。怎样打胜仗,也是这位青年书生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而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五月,一场意外的危机,却令常年苦苦思考的谭纶,得到了一展身手的机会:有股嚣张的倭寇,居然突破明朝水师的层层防御,一下杀到南京城下,消息传来,整个南京都乱了套,官员们慌了神,守军们也吓得哆嗦,眼看一场浩劫在所难免。危急时刻,谭纶却猛得站了出来,甚至主动请命,临时招募了周围一群壮丁,总共五百多人,简单教授点武艺战术,就急火火上了战场,按照军事常识,这群人去打倭寇,还不够给人塞牙缝的,但谭纶有办法,一是会做动员,他口才很好,诸如民族大义之类的话一说,立刻把大家煽动得嗷嗷叫。然后也会抓战机,趁着倭寇们刚登岸,脚跟都没站稳,就突然发起攻击,而且是俩面夹击,一部分人正面冲,另一部分人侧面打,一下把倭寇切割成两半。而谭纶本人也不含糊,带头冲在第一线。就这样连冲带杀,竟然就把敌人打垮了。这仗打完,谭纶一战成名,成了朝中擅长用兵的俊才,接着又得到新考验:就任台州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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