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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的儿子是谁?严嵩之子严世蕃为何蒙冤而死

时间:2016-10-10 15:54:50分类:帝王将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严嵩的儿子是谁?严嵩之子严世蕃为何蒙冤而死

导读: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严嵩伤心难过的日子。就在这个月,严嵩之子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将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严嵩是有明一代的异数,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书》作《奸臣传》,上下两卷,另有《叛臣传》上下两卷,《逆臣传》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传》,多达四卷,另有《叛臣传》上中下三卷,《佞幸传》一卷。《明史》的《奸臣传》却只有一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为《明史》还有《佞幸传》和《阉党传》。入此二传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为阁臣,却与宦官刘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阉党传》。又比如成祖(永乐)朝的纪纲,专一刺探官民隐私,打小报告陷害他人,“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又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传》。《明史》认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为“奸”。只有那些“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纪纲那样的,便只好算作“阉党”和“佞幸”。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当然,舞台上的事并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脸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汉帝国的立场上看,也不是。在那个东汉王朝气数已尽,中央政权王纲解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如果不是曹操顶住,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场。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严嵩却不冤,也没人替他翻案。据《明史·奸臣传》云,严嵩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无他才略),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他踏入官场以后,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早在他“入阁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贿赂。成为“当朝宰相”后,更是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严嵩出身原本贫寒,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他窃权二十年间,父子二人搜刮来的。所以张居正说,严嵩当国,其实是“商贾在位”。

被严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传》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沈炼上书时,官职是锦衣卫经历。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则是明代著名的特务组织,相当于宪兵队。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沈炼的长官锦衣卫帅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对沈炼也不错(善遇之),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炼却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终至忍无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书弹劾,痛斥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排挤忠良(忠谋则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谀谄则曲意引之),以至于“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勾结死党,捏造了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沈炼杀害。

可惜沈炼杀不完。一个沈炼倒下了,又一个沈炼站起来。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杨继盛再次上书弹劾严嵩。杨继盛的官职是兵部员外郎,和沈炼一样,也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且,杨继盛的攻势比沈炼还猛。沈炼的奏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杨继盛则指出,严嵩不但有“十罪”,还有“五奸”。这“五奸”是: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蒙蔽圣听,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这当然又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在杨继盛的奏章里找了个茬子,怂恿嘉靖下令将其逮捕。不过嘉靖皇帝虽然将杨继盛下狱问罪,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严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报文件中塞进杨继盛的名字,将其谋杀。

严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过严嵩的有名,除“罪大恶极”外,还因为他这个奸臣当得有点“不合时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时代不是在开国之初(如胡惟庸、陈瑛),就是在亡国之际(如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唯独严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个什么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时候(1522年)上距开国一百五十四年,下距亡国一百二十二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间偏后一段。开国之初出现奸臣是不奇怪的,因为那时制度还是草创,时局也不稳定。亡国之际出现奸臣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气数已尽,弊端丛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从他老人家“驾崩”那年算起,距离亡国也还有七十八年。照理说,这可应该是“天下无事,安享太平”的时代,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个大奸臣来呢?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也不该出奸臣。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明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相比是最差劲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几乎被他赶尽杀绝。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残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拖出去着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将女犯轮奸,简直就是心理变态。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这两个算是不错,因此有所谓“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而被称为“促织天子”。

然而这种以少女身体为炼丹鼎炉的“采阴补阳”,对于女性而言无异于身心摧残。何况宫女们还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时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饮用;还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经血,供他炼丹。这种由少女经血、中草药和矿物质炼成的“红铅丸”,其实是一种壮阳药,内中含有从人尿(当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后,便要在这些少女身上发泄兽欲。这实在让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发生了“壬寅宫变”。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杨金英、邢翠莲为首,十余名宫女决定谋杀嘉靖,而且差一点就用黄绫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们知道,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剐刑的。所以,许多公卿将相即便大权在握,也不敢轻易动此念头,何况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过荒淫暴戾,她们断然不会铤而走险。

谋杀皇帝的宫女都被凌迟处死,嘉靖却也有了一个借口,从此不回大内。皇上不住在宫里,自然也不上朝。于是,他便在西苑万寿宫安营扎寨,修斋建醮,做起道士来。

修斋建醮也叫斋醮。什么是斋醮呢?就是建立道坛,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这时,必须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词。这个奏章祝词通常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叫“青词”,也叫“绿章”。这事道士是干不来的,得靠词臣。最好的词臣自然是内阁大学士。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是没有宰相的。皇帝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六部。这当然忙不过来,得有人协理。协理的部门就叫“内阁”,其实是秘书处;协理的人就叫“大学士”,其实是高级秘书。不过,久而久之,六部离皇帝越来越远,内阁离皇帝越来越近。但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内阁垂询,交六部执行,大学士就从制度上的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丞相,因此也可以打一个引号,称为“宰相”。这事我在《好制度,坏制度》一文中已有说明,请参看。

内阁大学士既然原本是秘书,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披阅奏章起草文件,文字功夫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既然能够替皇帝草拟诏书,自然也能够替皇帝撰写青词。于是,以嘉靖的人生目标为中心,道士和阁臣开始分工合作。道士炮制春药,阁臣炮制青词;道士煽风点火,阁臣舞文弄墨。如此这般,嘉靖一朝的政治岂能不乌烟瘴气?

然而内阁大学士们心甘情愿。这些家伙比谁都清楚:要想青云直上,就得讨好皇帝;要想荣华富贵,也得讨好皇帝;要想永保平安,还得讨好皇帝。皇上既然就好这一口,咱们又有的是时间精力聪明才智,何不奉献一点?所以,嘉靖一朝的阁臣,不少都是写青词的好手,甚至除了撰写青词,其实不会别的。比如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称作“青词宰相”。总之,在嘉靖治下,要想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就必须是青词写手。

严嵩当然也不例外。

严嵩的青词也是写得极好的,曾经一度无人能够望其项背。青词并不好写。那是一种赋体的文章,要求能够以极其华丽的文字表达出皇帝对上天神灵的敬意和诚心。嘉靖求仙心切,性子又急,所以青词总是供不应求,常常能把那些阁臣憋死。然而严嵩却有求必应,得心应手。这并不奇怪。严嵩原本就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文学修养很高,自然长袖善舞。严嵩又尽心,使出浑身解数,殚精竭虑,揣摩铺张。结果一来二去,竟然只有严嵩一个人写的青词能让嘉靖满意(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于是严嵩“入阁拜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也就是“壬寅宫变”前两个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成了“宰相”。这时严嵩已经六十多岁,却“精爽溢发,不异少壮”。入阁以后的严嵩当然还要撰写青词,但更重要的还是“揣摩圣意”。嘉靖虽然是个混蛋,却不是昏君;虽然躲在西苑,却没有大权旁落;虽然整天求仙问药,却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朝廷的控制。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见才去咨询阁臣的。因此,阁臣的本事,就在于能够摸清嘉靖的心思,说出皇帝想说的话,甚至皇帝想说而不方便说的话。严嵩正好就有这样的本事。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两个,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嘉靖的心思猜个八九不离十,所奏自然“甚合朕意”。这在嘉靖看来,是严嵩父子忠心耿耿,勤于王事;在别人看来,则认为皇上对严嵩言听计从。至于严嵩,当然不会说穿其中的秘密。他们父子正好趁机欺上瞒下,以售其奸。

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奸者千虑,大约也难免一失。严嵩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一生,是成也青词,败也青词;成也揣摩,败也揣摩。当然,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一个更厉害的对手,一个能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他对付别人的办法来对付他,最后置他于死地的人。

这个人就是徐阶。

滑头徐阶

徐阶也是会写青词的,而且写得比严嵩还好。

徐阶是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从小就命大福大。一岁的时候,他掉进井里,三天以后居然活了过来。五岁的时候,又掉到山下,居然挂在树上不死。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他中了进士,一甲第三名,是探花郎。《明史》说他这个人的特征,是个子小,皮肤白(短小白皙),注重仪表(善容止),聪明过人(性颖敏),能谋善断(有权略),城府很深(阴重不泄),似乎天生就是严嵩的克星。

和严嵩一样,徐阶得宠,也是因为会写青词(所撰青词独称旨)。他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宰相”,排在严嵩(首辅)和李本(次辅)的后面。徐阶的入阁,使严嵩本能地感到威胁,便多次加以倾害,“中伤之百方”。然而徐阶每次都能从容对付,化险为夷。这里面的原因,固然有徐阶的权术谋略,也有嘉靖的偏袒庇护。嘉靖实在是太喜欢徐阶写的青词了,简直就是爱不释手,严嵩当然奈何他不得。等到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五月,李本离职,徐阶升任次辅,严嵩就更是扳他不倒了。

何况严嵩这时也力不从心,自身难保。原来,严嵩揣摩圣意能够百发百中,倒有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他的宝贝儿子严世蕃。严世蕃的长相,是脖子短,身体胖(短项肥体),还少了一只眼睛(眇一目),是个独眼龙。不过,他这一只眼睛,比两只眼睛还厉害。嘉靖下的手诏,常常语焉不详,不知所云(语多不可晓),唯独严世蕃一看就懂(一览了然),一答就对(答语无不中),真可谓“一目了然”。可是就在这个月,严嵩的夫人欧阳氏去世,依礼,严世蕃要在家居丧,再也不能跟着严嵩去上班了。那时,嘉靖不住大内住西苑,为了办公方便,也为了便于写青词,就在西苑为阁臣设立办公室,叫“直庐”。严世蕃不能跟到直庐,严嵩就没了主心骨,只好一接到嘉靖手诏,就派人送回家征求严世蕃的意见。这严世蕃也真不是东西,居然当真不问国事,整天在家和女人鬼混。严嵩派人来问对策,也不按时回答,只管自己淫乐,全然不顾老爸心急如焚。前面讲过,嘉靖是个性急的人,哪里能容忍严嵩磨磨蹭蹭?严嵩又不能说以前都是严世蕃参谋,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对答(不得已自为之),自然是答非所问(往往失旨),让嘉靖大为不满。

严嵩的青词也越写越差。这时的严嵩,毕竟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日薄西山,江郎才尽,哪里还能写得出好文章?也只能请人代笔,质量可想而知。嘉靖便越来越不喜欢他(积失帝欢)。等到半年以后,万寿宫一场大火,就把严嵩的“圣眷”烧了个精光。

万寿宫这场大火倒不是严嵩放的,是嘉靖皇帝自己和宫姬在貂帐里玩火造的孽。但不管怎么说,万寿宫没了,万岁爷却不能没有地方住。一个办法是重修万寿宫。这是嘉靖的想法,但严嵩认为不可能。因为这时正在修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国库早已掏空,哪来的人力物力?第二个办法是搬回大内。这是群臣的想法,严嵩认为也不可能。因为大内是皇上差一点被害的地方,至今心有余悸,怎么可能回去?严嵩的主张是既不回大内,也不住西苑,而是移驾重华宫。重华宫修饰完整,比现在临时居住的玉熙殿舒服多了。

严嵩这一番谋划自以为得意,却没想到犯了更大的忌讳。重华宫是什么?是当年景帝软禁英宗的地方。因此嘉靖一听便大为恼火:这不是要把朕关起来吗?也是合该严嵩倒霉。此公可是一向善于揣摩“圣意”的,这回却把马屁拍到了嘉靖的痛脚上。

这时,次辅徐阶说话了。

徐阶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确实工程浩大,但正因为三大殿工程浩大,所以能够修复万寿宫。为什么呢?三大殿工程有“余料”呀!工程越大,余料就越多。所以,修建三大殿和修复万寿宫不但不矛盾、不冲突,反倒相得益彰。嘉靖一听就高兴了,问那要多长时间?徐阶的回答是“可计月而就”。于是嘉靖龙颜大悦,准其所奏,还钦命徐阶的儿子徐璠承包工程。徐璠也不负所望,百日之后就如期完工。嘉靖将其改名万寿宫(原本叫永寿宫),给徐阶加官少师,徐璠也由尚宝丞(正六品)破格晋升为太常少卿(正四品)。

这下子严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阶的对手了。于是摆酒设宴,款待徐阶。席间,严嵩令子孙团团拜倒在徐阶脚下,举杯托孤道:严某日薄西山,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顾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乳哺之)。徐阶立即避席,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徐阶虽然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心里却在磨刀霍霍,暗暗盘算怎样才能彻底整倒严嵩,出这多年所受的窝囊气,也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严嵩害死的夏言报一箭之仇。他的办法是请神仙帮忙。徐阶知道,嘉靖身边是不能没有道士的。他最宠信的道士,先是邵元节,后是陶仲文。但邵元节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于是徐阶便向嘉靖推荐蓝道行。蓝道行是山东道士,本事是会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圣呢?是管厕所的。大家不要小看这厕所。内急的时候找不到厕所,比肚子饿了找不到饭馆还严重。所以紫姑的乩语最灵。蓝道行会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实蓝道行哪有什么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监合伙作弊。扶乩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由太监带到扶乩的地方焚烧,请神仙用乩语回答。如果不灵,就要怪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肯降临。太监当然不愿意背这个罪名,就在焚烧之前先偷看皇帝的问题,然后告诉蓝道行,这样自然就灵了。蓝道行的乩语一灵,徐阶就可以做手脚。比方说,徐阶知道严嵩有密折呈奏,就让蓝道行扶乩说:“今有奸臣奏事”。嘉靖问天下何以不治,乩语就说: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问谁是贤臣,谁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难想象的,自然说徐阶是贤臣,严嵩是小人。

不过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还上不了台面。它只能让嘉靖动心,不能让嘉靖动手。堂堂大明天子,总不能公然下诏,说乩语如何因此必须如何吧!这就需要有机会,比如严嵩正好犯了什么事,或者正好有人弹劾他。机会也是说来就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个名叫邹应龙的御史(监察部处长)因为避雨躲进一位太监家,听到了“神仙”说严嵩是小人的事。邹应龙一听就明白,严嵩的好日子到头了(帝眷已潜移),于是连夜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严世蕃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应处死刑;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弄权,应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复:严嵩给米百石,退休回家,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去年一场大火,烧掉了严嵩的圣眷;今年一阵大雨,又浇灭了严嵩的权势。这可真是“水火无情”。

严嵩倒了,但没有死。严世蕃也活得很滋润。他并没有到雷州卫服刑,只在广东南雄住了两个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后也不韬光养晦,反倒大兴土木,修建私宅。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严府,严世蕃却不注意,气焰十分嚣张。有一次,袁州府推官(专管刑狱的官员,正七品)郭谏臣到严府公干,严府家奴非常无礼,公然不把他这个朝廷命官放在眼里。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一状告到巡江御史(监察部特派员)林润那里。林润也是一个想把严家置于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严世蕃的把柄与罗龙文过从甚密。罗龙文是什么人?是倭寇王直的亲戚,而且和严世蕃一样,也是从流放地私自逃回的。于是林润上奏朝廷,状告严世蕃和罗龙文网罗江洋巨盗,私用违制车服,日夜诽谤朝廷,聚众四千余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

这就是谋反了。于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将严世蕃捉拿归案。那时,严世蕃的儿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立马派人通风报信。严世蕃闻讯本想逃回雷州,谁知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下,刚一出门,就被逮了个正着。结果,严世蕃被押解进京,交由三法司审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监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长官分别是刑部尚书、都御史和大理寺卿。像严世蕃这样涉嫌谋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会审”的。

严世蕃二进宫的消息轰动了京城。许多人额手称庆,都认为沈炼和杨继盛的冤案这回总算可以平反了。林润和郭谏臣是这么认为的,“三法司”长官黄光升、张永明、张守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在判决书里,便大讲严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炼、杨继盛案。草稿送到徐阶那里,徐阶问,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严公子一条性命吧?黄光升几个都说,当然不是,恨不得立马就杀了他。于是徐阶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面一五一十列举了严世蕃的“反迹”:什么住宅私拟王府啦,什么招募亡命之徒啦,什么谋为外投日本啦,什么串通里应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蛊惑严世蕃在南昌称王的,是彭孔;挑唆严世蕃勾结黑社会的,是典楧;煽动严世蕃里通外国的,是罗龙文;协助严世蕃诱致外兵的,是牛信。黄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结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死刑。而且,根据徐阶的意见,并没有“秋后处决”,而是“亟正典刑”。

沈炼和杨继盛可以瞑目了,历史也终于实现了“实质正义”,尽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谁是祸根?

严世蕃之死,当时就有人认为是冤案。

当然是冤案了。这严世蕃恶贯满盈不假,聚众谋反却是冤枉。林润的奏折其实说得很清楚:“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什么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这么说。实际上是捕风捉影,连匿名举报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从公鞠讯,具以实闻”。然而徐阶却上奏说“事已勘实”,“具有显证”,也不容严世蕃申辩,更没有什么取证、对质,硬是手忙脚乱地就把他的脑袋砍掉了。

这当然让很多人不以为然。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是该杀的,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不是“反贼”。像林润的奏折那样“指为谋逆”,或者像三司的判决那样“拟以谋叛”,都“悉非正法”。这也是后来一些人的观点。比如谈迁就说徐阶他们的判决是“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苟论”,支大纶更是质问:“内阁颐旨,法官唯诺,刑罚不中,伊谁之咎?”是啊,这种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应该由谁负责?

恐怕不该是徐阶。在我看来,沈炼和杨继盛的死,是冤枉的;严世蕃背上谋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说罪魁祸首就是徐阶,同样冤枉。

徐阶不是糊涂虫,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尝不知道以“奸党”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论”、“正法”、“正条”?他又何尝不想光明正大地为沈炼和杨继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为这些冤假错案都是皇上钦定的。如果把沈炼和杨继盛案翻出来,就是和当今圣上过不去了(是彰上过也)。当然,皇帝做错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评、纠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听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个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人。《明史·奸臣传》说:“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说,嘉靖这个人,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别人的性命一钱不值,自己的面子比天还大。所以,严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只要抓住嘉靖“护短”的心理煽风点火就行。难怪严世蕃听说三法司把沈炼和杨继盛的旧案翻了出来,竟然在狱中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他知道,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怀疑和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脑袋,而是三法司的乌纱了。所以徐阶对黄光升几个说,按照你们这种写法,严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门了,诸位反倒可能被关了进去。

明代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唯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唯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得无厌)。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唯独嘉靖一朝阉宦敛迹而奸臣崛起?

显然,不冤枉严世蕃,沈炼、杨继盛,还有许多人的冤情就无法昭雪。张居正说,定为“奸党”,也可以杀严世蕃,这当然不错。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显然,徐阶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以“莫须有”的罪名除恶锄奸,实在是嘉靖逼出来的。

其实就连严嵩这个“奸臣”,也是嘉靖“培养”出来的。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所以又称“严分宜”。《明史》说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声音洪亮,才华横溢,名重一时。他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进士,做过庶吉士、编修之类的小官,就因病回家了。严嵩在家乡又读了十年书,写作诗文,“颇著清誉”,回到官场时也还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嘉靖的胡作非为。但是,严嵩很快就被嘉靖的“雷霆之怒”吓破了胆,“尽改前说”,从此踏上了媚上、邀宠、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

然而严嵩的道路并不平坦。

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嘉靖其实是最懂得怎样做皇帝的人。正因为精通帝王之术,所以,嘉靖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样日夜操劳,也不像玄孙朱由校那样大权旁落。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视朝,但朝廷里哪怕飞过一只苍蝇他都知道,更不要说国家大事了。也就是说,大明帝国这四十五年其实是他当家的,尽管他每天的“功课”,不过是炼丹、祈福、读青词、泡女人。一般地说,一个皇帝,倘若如此的“不务正业”,恐怕是要“丧权辱国”的。但是嘉靖并不。他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皇帝。事实上帝国制度对后世君主的要求不高,只要守住祖宗基业、江山社稷就行。从这个角度看,嘉靖至少称职。可以说,他是治国、玩乐两不误。结果,作为男人,他玩得尽兴;作为皇帝,他还算尽职。他是尽职而不累(轻松自如),尽兴而不废(大权在握)。

这实在“聪明”。嘉靖的聪明,就在于他明白所谓“国家大事”,其实是要分析的。国家的事并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不但鸡毛蒜皮是小事,就连财政、赋税、军事、工程、刑律,总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处理的事情,对于皇帝来说都是小事。因为它们不是纲,而是目。目,是可以也应该交给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纲。而且,皇帝也只应该抓纲。只要皇帝抓住了纲,所有的目就带起来了。纲举目张嘛!

什么是纲?纲就是权力,就是任命与罢免、提拔与处分、奖赏与惩罚官员的权力。国家的事务是由大小官员来打理的,而官员最想的是升官,最怕的是罢官。所以,抓住了官员的任免权,就抓住了官员的命根子;而抓住了官员,就抓住了天下。所以,只要抓住这个“纲”,就可以“垂衣而治”,将天下“运于股掌”。

皇帝自然有这个权力。因为从理论上讲,官员是皇帝的儿子(因此叫臣子)、奴仆(因此叫臣仆)、打工仔(因此叫臣工)。作为父亲(君父)、主子(君主)、老板(君王),皇帝在制度上拥有对官员的生杀予夺之权。但是,有没有这个权力是一回事,会不会用又是另一回事。嘉靖就是会用的。他甚至不必动用升迁奖惩的大权,只要“假以颜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方说,严嵩刚刚被重用时,曾经遭到官场的普遍攻击。明代是实行“两京制”的,南京和北京都有中央政府,而南京和北京的给事中(六部监察官员)和御史(监察部官员)弹劾贪官污吏,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严嵩。因为严嵩实在太不像话,居然向宗室诸侯勒索贿赂,他的儿子也四处活动,大走后门。然而嘉靖为了包庇严嵩,便故意向他咨询国事,而且故意表示欣赏(必故称赏),哪怕严嵩的回答实在不怎么样(平无奇)。这样连续多次以后,对严嵩的攻击也就烟消云散,正所谓“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可以说,正是由于嘉靖的纵容,严嵩才有恃无恐,日益骄横,终于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大奸臣。

严嵩对于嘉靖,也堪称肝脑涂地,马屁拍足。嘉靖是喜欢做道士的,制有一种道士戴的香叶冠,赐给阁臣每人一顶。其他阁臣(比如夏言)认为这不是正式朝服,不肯戴。严嵩却不但戴了,还笼以轻纱,以示虔诚,让嘉靖大感欣慰。嘉靖又常常把自己炼的“仙丹”赐给臣下。其他人知道那玩意有毒(内含铅汞化合物),不吃。严嵩却不但吃了,还要报告服用结果,比如“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一忍”,或者“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心甘情愿充当实验室“小白鼠”,要说他对皇帝不是“忠心耿耿”,还真是冤枉了他。

然而嘉靖对严嵩却既不放心,也不放手,时不时要敲打他。敲打也很容易。比方说,在朝野上下都认为皇帝对严嵩言听计从时,故意不问意见,乾纲独断,或者故意当众表示反对,让严嵩碰一鼻子灰。又比方说,在严嵩值班时,故意多次不召见他,把他晾在那里。有一次,严嵩久等不得召见,却见李本和徐阶往西苑走,便也跟着走。走到西华门,李本和徐阶进去了,严嵩却被拦在外面。这时,严嵩在名义上还是首辅。次辅(李本)和三辅(徐阶)昂首而入,首辅却吃了闭门羹,严嵩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回到家里,父子二人竟抱头痛哭。

实际上严嵩终其一生,都只是“宠臣”而非“权臣”。他推荐的人选,并不一定能保住官位(吏部尚书缺,嵩力援欧阳必进为之,甫三月即斥去)。他的心腹获罪,也不一定能够救援(赵文华忤旨获谴,嵩亦不能救)。在嘉靖心目中,严嵩其实是自己手中一个可以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一条“巴儿狗”和一只“小白鼠”,高兴时揽在怀里,不高兴就一脚踢开。事情都让他去做,责任却不替他担。今天让他青云直上,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宫。最后,名垂青史的是嘉靖(因为奸臣是他除掉的),背上骂名的是严嵩(因为坏事都是他干的),这难道公平,难道不荒唐?

严世蕃伏诛后,严嵩也被抄家。一无所有的严嵩只好“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里,到处要饭吃。这离他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三四年光景。想当初,严嵩是何等地得宠啊!因为年纪大,嘉靖特许他乘肩舆出入紫苑。见他的直庐简陋,嘉靖“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每天赐御膳,赐法酒。现在呢?寄食墓舍以死。看来,严嵩甚至连“宠物”都不如。因为养宠物的人是很少会让自己的小狗变成“丧家犬”的。

读史至此,感慨良多,遂填得《采桑子》一阙云:

翻飞柳絮风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来梦一场。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无常,

怒也无常,

混账专横是帝王。(易中天)

接下来,英宗朱祁镇(他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就开始出问题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做了俘虏,搞了复辟,杀了忠臣,而是开了宦官专政的先例,为大明王朝留下无穷后患。英宗的儿子──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也很够呛。此公宠信太监,迷恋佛道,热衷于房中术,朝政颇为秽乱,《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总结为三句话:一个贵妃(万娘娘)、两个宦官(汪直、梁芳)、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不过,宪宗的儿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却是难得的明君,被认为可以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可惜天不佑大明。这个最温良恭俭让的皇帝却有一个最任性顽皮的儿子。他这个儿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称“亘古第一顽主”。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荒唐胡闹,害得孝宗这一系断子绝孙,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严嵩才得以粉墨登场。

以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唯一的爱好是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无能。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醉生梦死,最擅长的是耍赖和罢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一个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个: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此即所谓“明末三案”。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其实是个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积木,斗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给另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等到他的弟弟──崇祯皇帝朱由检来收拾局面时,局面其实已不可收拾,只好亡国。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崇祯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他的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无前例。这里且不说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劲,国祚为何还能延续如此之久呢?这是因为,自隋唐而宋元,经过七百多年探索,文官制度已经完善,官僚政治已经成熟,帝国的政权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持的。这些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满脑子“忠君报国”,一肚皮“修齐治平”。一旦进入官场,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因此国家机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自如。也因此,尽管皇帝多混账,然而朝臣无大恶。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说,明代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唯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唯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得无厌)。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唯独嘉靖一朝阉宦敛迹而奸臣崛起?或者说,为什么阉宦敛迹以后奸臣就要崛起?这当然与嘉靖其人有关。那么,嘉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依我看,是个混蛋。

混蛋嘉靖

嘉靖是明代一个绕不过去的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四十五年,仅次于他的孙子万历(神宗朱翊钧),在中国历史上排名也很前。历代皇帝在位的年头,康熙最长,六十一年;乾隆次之,六十年;第三汉武帝,五十四年;第四明万历,四十八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过,嘉靖在位时间虽长,政绩却乏善可陈。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的海瑞,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轰动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户部主事官阶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在当时则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明代官制,户部有尚书一人,正二品,相当于部长。侍郎二人,正三品,相当于副部长。这三个,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领导。部以下,设司(户部有十三个司)。司的官员,有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再下面,则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办事员,比如照磨、检校之类,是为“吏员”。部里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员张罗,司官的任务并不重。何况自明孝宗弘治(嘉靖的伯父)以来,治理司务的只有郎中一人,员外郎和主事只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实际上是闲差。

然而海瑞虽然级别不高,责任不重,事情不多,却“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充满担忧。他在户部无所事事,就琢磨朝政。这一琢磨不要紧,海瑞发现,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堪称一塌糊涂。而且天下的臣民,对嘉靖皇帝也极其不满(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号来挖苦他,说什么“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堪称民怨沸腾。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为嘉靖这个皇帝不好。怎么个不好?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随便举个例: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老头子病重,太医徐伟奉旨前往诊治。当时嘉靖坐在小床上,龙袍垂地,徐伟迟疑不敢前进。嘉靖问他为什么不走过来。徐伟说,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诊视完毕,嘉靖就下了一道手诏给内阁,表扬徐伟。嘉靖说,徐伟的话,最能体现他对君父的忠爱之情。因为他说的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下”。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嘉靖说,区别很大──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听到传达,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地上地下,这在一般人那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平时说话,也是地上地下不分,哪有那么多讲究?按照嘉靖的逻辑,臣下一言不慎,岂不是就要招来灭顶之灾?

嘉靖要求臣下极其苛刻,对待自己却极其放纵。他这个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数以上年头是不上朝的。他从嘉靖十八年(公元1439年)起就不视朝,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进宫。干什么呢?躲在西苑,修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而且,他听信道士的鬼话,也不和皇后、太子见面,因为据说他们父子二人命相相克。所以海瑞认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亲、好丈夫。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来衡量一下,就会发现原本应该成为全体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纲都谈不上:任意怀疑、谩骂、屠杀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对亲生儿子毫无教诲养育,连面都不见,是不父(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与皇后分居,躲在西苑炼丹,是不夫(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这样一个人,能把国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实际上嘉靖也无心治国。他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够岁数,二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够女人。只要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即便把整个帝国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们据说就能够帮助嘉靖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道教主张的,正是长生不老,甚至肉体飞升,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养身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谓“房中术”。按照嘉靖宠信的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理论,养生是不必节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术,多次与童贞处女性交,还能起到采阴补阳、延年益寿的作用。这实在是太对嘉靖的胃口了。对于他来说,长寿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须禁欲,活那么长又有什么意思?现在好了。纵欲和养生竟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真让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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