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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最大的成功换回最大的噩梦

时间:2016-08-08 11:01:51分类:帝王将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最大的成功换回最大的噩梦

通过杯酒释兵权及之后的诸多措施,赵匡胤稳固了皇权的同时,也埋下了国家积贫积弱的种子。最大的成功竟换回来最大的噩梦,无论对赵匡胤还是对大宋朝,都是如此。

宋太祖赵匡胤篡取了后周帝国的江山社稷之后,对后周的旧臣一个不杀,全部予以提拔重用。仅凭此一点,就已经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政治胸怀和统治智慧。不过,仅凭此一点,还远远保证不了一个新建政权的稳固。

大宋帝国建立刚过百天,原后周的两员重将——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就因拒受新朝统御,相继在潞州(今山西长治)、扬州起兵叛乱。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最大的成功换回最大的噩梦

终于还是免不了要用武力解决。于是太祖御驾亲征,先下河东,再临淮扬。两场战事的规模虽然都不算很大,但也一直折腾到这一年的年末才得以平息,而伴随着征讨叛军的干戈号角,这个新帝国天空中刚刚浮起的一点儿祥和喜庆之气似乎也已散尽。唐末五代以来,无休无止的血腥杀伐、儿戏一般的改朝换代早已为世人司空见惯,而此时从大宋身上也找不出任何能成为长命政权的迹象,一个诞生于阴谋和兵变的国家当然随时都有可能风云突变,硝烟四起。

平叛归来的赵匡胤为此深为忧虑。他可不是五代乱世所盛产的那种一朝大权在握便只知纵欲行乐的愚鲁武夫,作为一个志存高远的帝王,他当然希望自己创建的政权长期巩固,而不要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从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帝国,到960年大宋帝国诞生,短短五十三年间,中原大地历经五代八姓十三帝(亦有十四帝、十五帝的算法)。《水浒传》在开篇的楔子里引过一首小诗,“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正是对这段混乱历史的高度概括。宋人范浚在《五代论》中则将造成这种乱局的原因总结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从军中小校一步一步走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自然深深懂得兵权对于王朝兴衰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他自身的经历就是最直接的警示:后周皇帝曾视他为最亲信的将领,在皇帝眼中所有人都可能叛变,只有他绝对不可能叛变。而当他位高权重,结果正好相反。他自己的例子就足以使他对任何忠诚都失去信任,他必须防止这样的戏码重演。

问题是“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最多也只能做到“安内”,却无法解决外患。大宋立国三百一十九年间,确实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内乱,但却从始至终被外患所困,以至先后两次亡国于军力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

几乎所有的政权在创立之初,总会有一个时期在军事上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何况大宋是由后周平稳过渡而来,后周的军事实力居五代之首,直接的交战纪录甚至还胜于北方的超级军事强国契丹,这样的家底为大宋毫发无损地全盘继承过来之后,竟迅速衰败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原因就是宋庭对自身军力的人为削弱。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最大的成功换回最大的噩梦

而所谓“安内方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其实就是以金钱赎买(事实上这也是大宋外交中的基本原则),造成国家的经济负担沉重。另外,这种指导思想的还有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皇帝随时防备着臣属叛变夺权,臣属自然时刻以表明忠心为第一要务,于是大宋君臣皆以不生事为最高原则,以苟且偷安为最大满足,进而只贪图享乐、毫无进取之心,这也是大宋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细数起来,中国古代主要的大朝代创立者中,只有赵匡胤是真正的军人出身,以军功起家,且最终以现役军事将领的身份接管整个国家成为皇帝。而在此之后,他人生最主要的课题就是如何避免自己的故事再次发生,通过杯酒释兵权及之后的诸多措施,他也真的做到了。只是稳固了皇权的同时,也埋下了国家积贫积弱的种子。最大的成功竟换回来最大的噩梦,无论对赵匡胤还是对大宋朝,都是如此。

凡能做大事者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善于用简单的办法处理复杂的事情。既然武将的兵权是隐患,那么就解除武将的兵权。宋太祖决心一下便单刀直入,而他采取的办法居然是请大家喝酒,酒后实话实说,就这样把一件令古今多少统治者伤透脑筋的麻烦事轻轻松松地了结了。

时机当然是个很关键的因素,此时天下初定,还没有哪个将领拥有能与太祖相抗衡的实力,不俯首听命只会引来杀身之祸。另外,太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厚禄为条件,劝大家放弃权力,多置良田美宅,日夜饮酒作乐,一心追求享受。这样的方案固然很准确地把握住了人性的弱点,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以优厚的物质待遇交换权力,用俗话说也就是花钱买平安。不过在这个过程里,赵匡胤的坦诚和仁厚是必须肯定的,千古帝王当中,宋太祖应该算是最可交的一个。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最大的成功换回最大的噩梦

杯酒释兵权实际上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释掉的是中央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四人的兵权,赵匡胤自己曾经担任过的“殿前都点检”一职也随之取消。此后中央禁军的领兵权一分为三,由所谓三衙统领,掌握三衙的则尽是名位尚低的将领,实际上等于皇帝直接掌控,这样,禁军将领在皇帝身边发动兵变直接夺取政权的威胁基本消除。第二次是在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又释掉一批方镇节度使的兵权,以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通过两次宴请,中央直属部队和地方军阀的主要兵权全部收回,自唐中叶开始持续二百多年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终于打破。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流传千年,但仔细考证却是查无实据的,很多人因此怀疑其真实性。当然,怀疑主要针对“杯酒”这种过于戏剧化的情节,兵权是确实释掉了。宋初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制度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程度,这是有大量史料证明的。

更大的争议在于如何评价“杯酒释兵权”的作用。开国皇帝滥杀功臣几乎是为稳固权力而形成的一种自然规律,而宋太祖通过和平手段,不伤和气就解除了大臣们的权力威胁,显然是一种很高明的统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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