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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宜可跟朱元璋斗了三十年 关键时刻死里逃生

时间:2016-07-31 21:52:52分类:帝王将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韩宜可跟朱元璋斗了三十年 关键时刻死里逃生

明朝的官员们,公认最惊险恐怖的事情,莫过于从明太祖朱元璋手里逃命。

因为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草根的帝王,一个原则更至始至终: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本着这一原则,他执政三十年的洪武年间,这个大明王朝经济重振的激情建设年代,也是官不聊生的恐怖岁月。连番整肃风暴,每次大案都是数万官员落马。就连大明乡村的田间地头,经常灿烂金黄的庄稼地上,满是穿囚服玩命干活的苦汉子:全是接受劳动改造的干部。

在这样的年月里,犯到朱元璋手中想生,就真叫一个难。比如明初最伟大学问家宋濂,只因自家孙子和大奸臣胡惟庸吃了几顿饭,便被下了死牢。之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标苦苦哀求,结发妻马皇后气的绝食,这才闹得朱元璋稍抬手把死刑改成了流放。那年头,这都是逃生成功的奇迹了。

可偏有一个人,却真正创造了更大的奇迹:明明下了死牢,眼看一条命没跑。不用朱元璋的老婆孩子帮着绝食哭闹,朱元璋就亲自急匆匆跑来纠偏,亲手把他从死亡线上拽出来。

这件奇迹,在《国朝献征录》里,更写得像神话一样:朱元璋复核死刑犯,偏巧认出了他。正惊讶间,却猛然一阵轰鸣,只见天上电闪雷鸣,半天干打雷不下雨。朱元璋傻看了半天,立刻满脸严肃冲他拍板:难道你有冤枉?刚说完这话,轰隆的雷声立刻停止,于是平安得救。

这位创造奇迹的幸运儿,就是被朱元璋曾送绰号“快口御史”的韩宜可。

而刨去神话色彩说,幸运从朱元璋手下逃生的韩宜可,之所以能被朱元璋迅速认出,并非因为他多么会来事得宠。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三十年里,经常惹朱元璋上火生气的男人。

一:明朝言官祖师爷

幸运逃生的韩宜可,放在大明朝,更有一个公认的荣耀:明朝言官祖师爷。

这位祖师爷多传奇?在号称士风刚烈的明代言官群体中,三百年间涌现胆大包天的牛人无数。但无论是单枪匹马横扫腐败分子的顾佐,还是曾大骂万历皇帝吃喝嫖赌的雒于仁,甚至是曾上《治安疏》气疯嘉靖皇帝,晚年更成为南京言官界大佬的名臣海瑞,都不约而同,对韩宜可这位老前辈,表达过由衷的赞叹。

典型如海瑞,当年骂了皇帝下了诏狱,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受够折磨,却还不忘了吟诵韩宜可的诗篇来自勉。人生最黑暗的岁月,正是韩宜可的精神陪他度过。

更常见的场景是,明朝三百年间,当有御史惹恼了皇帝,被拖出去杖责的时候,好些人给打的皮开肉绽,嘴上却依然强硬。说就是打死了我,我也要做快口御史韩宜可。每当重复这个姓名,便是一场战斗力爆表的场景。不夸张说,这个闪光的姓名,是大明言官中最锋锐的宝剑,每次高高举起,就可召唤无穷的力量。

之所以有如此大威力,是因为这位看似平凡的人物,人生的业绩实在给力:招惹朱元璋。

在整个洪武时代,招惹朱元璋,堪称是最胆大包天的事情。放在被朱元璋赋予特权,可以大胆揭发言事的言官群体,虽说比其他大臣稍微安全,却也同样高危。比如御史王朴,只因跟朱元璋顶了几句嘴,就被问了死罪。被杀了还不算,编《大诰》时又把他的事迹编进去,硬给加了个诽谤罪。

就在这样的政治高压环境下,号称“快口御史”的韩宜可,却真心创造了大明言官界的最大业绩:不懂察言观色,不怕坐牢杀头,更不体察领导心思,不会作秀唱双簧,从来都是忠诚敢言,多次犯言直谏,闹得朱元璋的愤怒指数,不断突破历史新高。

最说明他业绩的,就是他的绰号“快口御史”。这是当年朱元璋亲口“封”的。但“快口”这个词,放在洪武年间绝不是好词,相反是骂人常用词,意思类似于香港枪战片里的“喷子”。不是被气到一定程度,朱元璋也说不出这词。

招他落下这个诨名的,就是著名的弹劾胡惟庸事件。当时还是朱元璋极度器重提拔胡惟庸的年月,有一天,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以及中丞涂节,三人亲热围坐在朱元璋身边聊天,君臣其乐融融的景象正热闹,偏韩宜可蹿出来煞风景。当着朱元璋的面,大骂胡惟庸结党营私专权误国。

这场景放在当时,说是骂胡惟庸,却十足打朱元璋的脸。被打脸的朱元璋,当场气的不行,因此也有了那句名骂: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换成现代白话就是:这个喷子竟然敢骂我的大臣!

二:言官中的业界良心

说到这一条,不得不说说明朝言官的负面形象。这群明朝历史上最勇敢的官,却也恰恰是最招人讨厌的官。

因为这些人虽说敢骂人,但好些人却也只会骂人。以明末名将卢象升的愤懑呼号:言官发展到明末,已经严重眼高手低,自己什么都不会,别人干活却指手画脚。而且越是关键时刻,他们越是乱说话捣乱,好些还不惜夸张造谣,就为博自己出位。用民间老百姓话说,就是一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浑人,十分没原则。

这种没原则的歪风,在明朝好些时候,都刮的格外厉害。比如当年明孝宗朱佑樘上台后,很想励精图治,下诏鼓励言官提意见,还特意补充说明一句:你们讲话一定要摆事实讲证据,决不能没原则的乱说。没想到收上来的奏折,绝大多数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乱说。逼得少年早熟的明孝宗,只得费劲权谋心思,借助“两京之狱案”恶整,才算暂时杀下这股歪风。

而放在诸如边关战争等国家大事上,不讲原则的言官们,不但常给前线添乱,还尽给后世添堵。比如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期间的丁应泰,明明离前线万里,却长期造谣乱骂。比如明朝碧蹄馆大战死了上万,蔚山大战死了好几万,抗倭援朝战争死了几十万之类的谣言,全都是这位“直臣”亲口发明。

不但当时流传一时,还被日本历史学家照单全收,近代还常被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拿来吹牛。堪称其中极品。

但如果看看身为祖师爷的韩宜可,就会清楚知道:朱元璋苦心设立的言官制度,并非为了培养那些没原则的极品。他想要的,正是韩宜可这样的良臣。

因为韩宜可人生中一个重要信条,就是对事不对人。无论骂的多厉害,却既不为私人恩怨,更不为个人荣耀升迁。始终一心为国,铁骨铮铮。

而且比起明朝言官们火爆刚烈的形象来,大胆的韩宜可,生活中却是位十分温和淡定的人,就算下了牢狱,都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听说要用刑,也像没事人似的,把看守都震傻。每次面对朱元璋,不管这位铁腕帝王如何发飙,他这里都丝毫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说事。

特别令后世诸多言官自愧不如的,就是韩宜可每次骂人时所写的奏折,不但文风厚重,而且言之有据。每篇都条理清晰,证据确凿,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从不搞人身攻击。有时候一些重臣被韩宜可批评了,嚷嚷着要理论,朱元璋二话不说,直接让人把奏折送了去,要这些苦主驳斥,接着这帮人就清一色哑火。因此他“以锄奸显忠为己任”,战斗力常年生猛。

但最见证他品格的,还是令他名扬天下的胡惟庸。早年他不管不顾,大骂风头正盛的胡惟庸,也惨被下了牢狱,后又被胡惟庸各种阴招穿小鞋,恶治了好些次,却始终没低头。特别是他那件被下了死牢上了刑场,又幸亏被朱元璋捞出来的奇迹,以很多明朝学者的观点,就是胡惟庸搞的鬼。

可仇结得如此深,后来胡惟庸垮台倒霉,先前被恶治的大臣们,纷纷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参与到揭批胡惟庸的热潮来。却偏偏韩宜可又不识时务,再次上书顶牛朱元璋,竭力反对株连无辜,而且请求严格复查每一个获罪案犯。在他的这番努力下,终于救回来一些无辜。

而且就是在这场血雨腥风中,他又干出了一件十分顶牛朱元璋,却令朱元璋深受感动的事情:胡惟庸案后,一家获罪官员的妻子十分美貌,朱元璋论功行赏,就把这美妇赏给了韩宜可。谁知韩宜可对这皇恩浩荡,立刻顶牛精神发作,不但推辞不受,而且还振振有词,把朱元璋一顿教育:开明的君王,处置犯人都不会祸及妻儿,更何况糟糠之妻不下堂,别人家的老婆再漂亮,我也坚决不能要。

这番不识时务的顶牛,反而深深打动了朱元璋。以朱元璋的赞叹说:韩宜可不但能指出我的过错,更不被美色所诱惑,真是古今难得的清流良臣啊。

而这次顶牛,也获得了一个美满的后果:这种把别人家老婆随便送人的判决,立刻及时叫停。那些犯官家属们,也得到了抚恤和安置。

但这次韩宜可以德报怨胡惟庸的行为,立刻为自己招来了谣言。有一种谣言说的有鼻子有眼:韩宜可这人十分虚伪,平时伪装简朴,其实家里有的是钱,成天山珍海味,奢侈无比。

这话传到朱元璋耳朵里去,立刻也就怒了。要放在明朝中后期的帝王身上,碰上这种事,更是由不得不信,明朝中期以后,言官们一个通用品质,就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自己在家吃喝嫖赌玩的嗨,皇帝随便出格一点,就喋喋不休管个不行。被人戳了画皮,也十分嘴硬,常说我就算品德不好,也有权利监督你。

放在明初,以朱元璋拿着放大镜看干部的性子,多少也将信将疑。更打算抓个道貌岸然的腐败典型。因此招呼不打,就突然杀到韩宜可家,却出乎意料的,看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韩家屋子里的桌椅板凳,用的全是元朝年间的旧货,最年轻的也有快二十年岁数。全家老小穿衣服更是补丁打补丁,吃的更是粗米蔬菜。所谓山珍海味骄奢淫逸,简直子虚乌有。

穷到如此掉渣,朱元璋也严重怀疑,不禁说了句“你是不是知道我来,就把钱藏起来了”。不想韩宜可不慌不忙,又顶了朱元璋一次:大摇大摆的把家里所有的箱子都打开,翻箱倒柜,竟都见不到几个钱。然后轻轻松松告诉朱元璋:我从来不攒钱,也没钱可攒。

这是韩宜可人生当中,最令朱元璋感慨的一次硬顶。以至于朱元璋再次赞叹,说全国的官员,都应该像你一样啊。说罢后的朱元璋,下令把这件事写进《邸报》,由通政司发布全国,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好好学习。

至此,入仕十四年的韩宜可,以其坚定的原则和刚正的品格,成功书写了明朝言官面对朱元璋时最辉煌的奇迹:越顶牛,越感动。

三:从此成为传说

虽然很有原则,但即使在不大敢说话的洪武时代,韩宜可招来的攻击,依然非常多。比如以治理西北著称的名臣费震,就曾批评韩宜可,说你骂人骂的痛快,就是不知道别人干活有多难。

费震这个指责,用来形容明朝中后期的好些言官,是相当恰当的。明朝中后期言官的一个毛病,就是看人挑担不累,自己挑担就废。好些以擅骂人著称的言官,自己亲自去干事,更常干的一塌糊涂。比如萨尔浒之战中被后金痛打的杨镐,败掉沈阳的袁应泰,都是这类眼高手低的角色。

但用来指责韩宜可,却是十分错误的。在整个明代的言官里,韩宜可都堪称难得的全能人才:既能骂,也能干。具体行政做事,更是独当一面的好手。

他首先公认高水平的,就是文采。除了骂人的文章写的好,外交文章更写的好。朱元璋的好些国书和出征檄文,就是由他亲自起草,写得气势澎湃,字里行间全是大国风采。后来郑和下西洋前,还特意命人找出来,行前认真抄录学习。

写了不少好文章后,韩宜可终于在洪武十四年,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工作调动:就任山西右布政使。在还没有巡抚制度的洪武年间,这就是山西省的二号人物。

在这个新岗位上,韩宜可任职时间不长,工作却十分卖力认真。以《献征录》里的说法,到任之后不但大力打击官场潜规则,严惩了一批腐败分子,更大力抚恤百姓,从各类公务开支中省出费用,用以充实预备仓。当时山西专门收容孤寡的养济院数量,以及储备救济粮的预备仓,建设成绩都名列前茅。所谓“百司肃然,上下属目,翼见真儒之用”,正是韩宜可的出色业绩。

但出色了没一年的韩宜可,还是遭到了人生最沉重一击,在毫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获罪被贬,与同僚山西参议王景一道,被撤职发配到云南临安建水县充军。

至于这场风波的原因,在正史记录中绝口不提。地方志的说法,则是五花八门。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献征录》和《两浙名贤录》里的说法,是由于参议王景在征税工作中犯了错要被重办,韩宜可认为处罚过重,再次上书顶牛。没想到就这一个小事,反而给顶大了:非但没救了王景,自己也一道给发配。

这件事充分说明,在体察圣意方面,韩宜可毫无进步。朱元璋一辈子十分恨的,就是小吏贪污。但凡碰到类似事,都是一抓一大片,逮着尾巴就顺藤摸瓜往大了办。比起当初骂胡惟庸来,这事才是真正逆了龙鳞。韩宜可的倒霉,也就顺理成章。

一直刚正不阿,敢斗权贵顶牛皇帝,闯过多次大风大浪的韩宜可,却在这件小事上,栽了一个大跟斗。

这次跟斗栽的有多狠?他和王景甚至栽出了大明历史记录:头两位被贬官到云南的明朝士大夫。当时的云南,是大明刚刚收复的国土,以少数民族为主,生活穷困且民风凶悍,在世人眼里,可谓穷山恶水的绝路。发配到这地方,人生前途基本全废。

而对于这场凄风苦雨般的打击,与王景结伴走上充军路的韩宜可,心态却一直非常好。一路上干的最多的,就是给王景朗诵自己最爱的名篇:范仲淹《岳阳楼记》,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与王景共勉。

行至云南,这二位更做出了一件“雷事”,郑重的挥毫泼墨,以满腔的情怀,为自己提前写下一篇墓志铭。两篇墓志铭的风格文采各有不同,主题却一样壮烈澎湃:即使人生已经毫无希望,即使仕途已经终止,即使命运注定让我终老于此地,那么就让这墓志铭做一个见证。我依然会全力以赴的实现理想,任何绝境之下,都不会虚度光阴。

气不萎达,生知命寿,乃夷我铭,其藏阙期。这是韩宜可在自己墓志铭中的豪言,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年华的见证。

而这心态豁然开朗的二位,在这贫穷落后的云南临安卫,以之后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另一件光耀千秋的大业:推广文教。自洪武十六年,临安卫设立府学后,韩宜可与王景,就成为府学第一代老师。就如早年在山阴担任教谕一样,昔日的铁骨直臣韩宜可,再次回复到模范教师的角色上。

在这新岗位上,韩宜可的业绩也同样优良。最令当地官民动容的是,他公正对待每一个学生,既不搞民族歧视,更不以身份出身论人。而且哪怕是学生家长过意不去,送来各种礼品,他也分文不收,全数退回。教学工作中,他更是一心一意,哪怕当地文化落后,学生悟性有限,他也极有耐心,凡是学生问问题,都是知无不言。即使有时候学生文化低,听不明白,他就更不厌其烦反复讲,以当地地方志的记录说,有一次下课,他被学生们包围着问到深夜,说话说得满嘴都生疮。依然非常欣慰的说:看着你们这样好学,做老师的真是高兴啊。

于是,勤勤恳恳不计报酬教书的劳改犯人韩宜可,不知不觉间,就成了洪武年间感动云南的人物。就连明朝开国功臣,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英,对他也十分敬重。经常抽空就来探望,每次不但恭恭敬敬请教学问,举手投足更向韩宜可行弟子礼。

更被打动的,却是当地的官民百姓。这个素来民风凶悍的地方,起先刚设府学的时候,老百姓集体抵制,哭着喊着不来。经过韩宜可与王景二人多年努力,不但当地少数民族家庭都纷纷读书识字,好多人更哭着喊着来拜师。当地的民风更从此大好,变成知书达理的淳朴乐土。连犯罪率都连年创新低。

同样高速发展的,更有当地的文明水平,有明一代,临安府共涌现出五十二位进士。这个曾经“刀耕火种,刻木为符”的落后地区,后来成为明代“科第人才盛于诸郡”的文化胜地,韩宜可更是奠基人。

这事的意义,往小了说,是发展了边境地区的教育事业。往大了说,真个为维护大明的统一做出了卓越贡献。

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地处在这样的边陲绝地上,韩宜可也没忘了老本行:惹朱元璋生气。著名的蓝玉大案爆发后,远在云南教书的韩宜可,听闻了朝中的血雨腥风后,竟不顾自身安危,再次上书言事,认为朝廷的诛杀太过酷烈。这份几经辗转的上书,再次把朱元璋气的不行。不过在几位文臣的劝说下,消了气的朱元璋,还是摆摆手作罢了。

而在朱元璋过世后,登基后的建文帝朱允炆,经过礼部侍郎陈性善的举荐,终于重新启用韩宜可。先下诏封他为云南参政,接旨后的韩宜可还没动身,第二道圣旨又紧跟着来了:参政别干了,赶紧去南京。您现在已经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了。

但经过十五年的流放生涯,韩宜可曾经旺盛的生命,此时已到了尽头。他接旨后兴奋不已,一路紧赶慢赶。以云南地方志的说法,他临行前对友人说,这次出山,一定要把未曾给洪武皇帝朱元璋讲完的话,全给新皇帝讲出来。从整顿吏治到选拔人才,再到发展文教,他样样都有兴奋到激动人心的勾画。

然而就在他的车架行至杭州时,他的身体却再也支撑不住了,像一只燃烧殆尽的火把一样,沉默的熄灭下去。那一夜的情景,也成为有关他最后的传说:天空中有一颗灿烂的流星滑落,驿站里所有的马匹都在悲哀的嘶鸣。

以《明史》的说法,是“宜可当之”。这奇异的景象,正是有关他人生最后的荣耀与传说。

在韩宜可过世八年后,即永乐四年,云南临安府学子张文礼考取进士,成为云南历史上第一位登第学子。对这位填补历史空白的年轻人,永乐皇帝朱棣十分感兴趣,还特意问他师承何处。当张进士郑重回答,自己的恩师正是韩宜可时,朱棣立刻惊呼,是当年先皇称赞过的快口御史吗?而后明王朝拨出专款,在云南与浙江两省,为韩宜可大力立庙纪念。这位洪武年间铁骨铮铮的直臣,从此成为大明三百年间,言官集体仰慕的传说。

被朱元璋骂过,后果自然严重。韩宜可当场被锦衣卫拿下。不过好在朱元璋还算冷静,事后又把他释放,打发到陕西按察司工作。这番顶牛朱元璋的英勇表现,也立刻令他名满天下。平日出门办事,沿途都有人围观。走到哪里都有人背后指指戳戳,说这就是那个被皇帝骂成喷子的家伙。

但在韩宜可勇敢的一生里,这番顶牛只是个光辉的开始。而后他的官场表现,却可用一句话来形容:生命不息,顶牛不止。

到了陕西没多久,韩宜可接着又干出一件顶牛的事。当时陕西正全省严打,抓了一大批犯人,准备押送到朱元璋老家凤阳开荒种地。

这桩可以顺便拍朱元璋马屁的美事,程序走到韩宜可这里就强硬叫停了。不但叫停,韩宜可还写信给朱元璋说:现在陕西官员办案,都是不分轻重,一抓一大片,应该重新审核,纠察其中有没有冤假错案。一切要以法律为准绳办案。

这一番猛喷,以很多野史笔记的说法,据说朱元璋气的在宫里大骂,说都把这人打发到陕西去了,还是封不上他那张嘴。但无论野史正史,这次猛喷的后果,却是记录一致:朱元璋欣然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下令重新复查,果然查出了大批无辜者,洗清了好些冤屈。因此民心大安。

从来不吃亏的朱元璋,能够忍住韩宜可的猛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很了解这个人。韩宜可的老恩师,一向被朱元璋器重的钱宰,平日里小心谨慎唯唯诺诺,但唯一一次向朱元璋开口求情,却正是这次为了韩宜可。

而对这家伙的履历,朱元璋也清楚:从来就是个既有个性又认真的人。当年元朝征召他,因为愤恨元朝腐败的不可救药,因此坚决不去。入明后先做山阴教谕,出名的治学认真,后来跑到楚王府做秘书,同样干的兢兢业业。

所以这个人的顶牛行为,说到底还是认真负责任,堪称大明言官界最亟需的人才。所以本着人才难得的原则,还是可以忍。

自那以后,韩宜可彻底来了精神,工作中更是火力全开,只要发现不法行为,犯到自己手里的,就是铁面无私严办,犯不到自己手里的,更是火速上奏揭发。不管权位再高,官位再大,却没他韩宜可不敢惹的人物。多年忠诚敢言,更迅速给自己拉了一个仇人榜。和他有过节的人物,既有北方各路藩王,也有各色权贵重臣。也因此更落了一个响亮绰号:天下第一敢言。

这番英姿飒爽,不但当时名扬一时,更被后世诸多言官效仿。好些人说起韩宜可,都称赞他胆大包天,敢惹权贵骂重臣。但如果仅这么说韩宜可,只能说后世那些言官同行们,不过学了个皮毛。

因为韩宜可最得朱元璋敬重的一条,不是他的敢骂,而是他的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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